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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宦官專政使一度強盛並給世界帶來巨大震撼的唐王朝朝綱紊亂，象一個奄奄待斃的病人苟延殘喘，最終釀成黃巾民變後最大的一次農民暴動。農民領袖黃巢在對富庶的江南和中原作徹底的破壞之後，揮師西向，攻陷了唐帝國的首都長安，禧宗李儇沿著爬灰皇帝李隆基當年逃亡的老路再度逃往四川。這場驚天動地的農民抗暴雖然最後被平定下去，但中國已支離破碎，農村遭到徹底的破壞，所有軍區無一例外脫離中央自行割據，互相攻戰更烈。皇帝命令不出首都長安，宰相和宦官，分別跟軍區司令官勾結，各人尋找各人的利害關係。唐王朝已名存實亡，剩下的日子進入了倒計時。
當宦官把唐王朝往墳墓里推進時，自己也在亦步亦趨地向墳墓跟進。二任帝李曄復位後，宰相崔胤建議皇帝乘著這個機會使禁衛軍擺脫宦官的掌握，任命正規軍出身的將領擔任司令官。李曄不肯接受，表面上是顧及驟然間改變百餘年的傳統會招致強烈反應，實際上他仍然覺得宦官比任何人都可靠，家奴總是家奴，只要任用馴服的家奴就行了。於是他任命最親信的宦官韓全海、張彥弘接任左右軍司令官。
宦官對幾乎剝奪了他們軍權的崔胤恨之入骨，他們勾結鳳翔軍區節度使李茂貞作為外援，準備向崔胤下手。崔胤也知道自己的危機，就向宣武軍區節度朱溫靠攏。於是第一次宦官時代發生的故事再度重演（那時大將軍何進為了剷除宦官，密令涼州軍團司令董卓進京救駕。董卓進京後大權獨攬，皇帝成為傀儡）。崔胤給朱溫寫信說奉有皇帝密旨，命朱溫發兵救駕。朱溫，這個地痞流氓出身的惡棍一把抓住這個上天掉下的餡餅，立即統軍西上。韓全海得到消息，強迫李曄投奔鳳翔。朱溫圍攻鳳翔，鳳翔堅守兩年，可怕的飢餓使它不能支持。九０三年，李茂貞只好把韓全海、張彥弘殺掉，跟朱溫和解，送李曄回長安。朱溫迅雷不及掩耳地派軍進入皇宮，對宦官作徹底的屠殺，包括新任命的兩位禁衛軍司令官和大多數無權無勢也屬於被迫害的小宦官在內，共五千餘人，全部死在亂刀之下。派往各軍區擔任監軍的宦官，朱溫也命李曄下令，一律就地處決。第二次宦官時代就到此結束，跟第一次宦官時代斬盡殺絕的結局完全相同。
四、第三次宦官專政
第三次宦官時代發生在中國最為專制也最為黑暗的明王朝，始於一四三五年王振當權，終於一六六一年明王朝覆亡，歷時二百二十七年。
這是一個更為漫長的時代，占據了明王朝將近五分之四的時間，相當於當時一個人平均壽命的四點五倍。
注意一個現象，宦官時代一次比一次的時間漫長，說明中國的封建王朝正在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第三次宦官專政是極權體制和皇帝懶惰無能的產物。
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了朱姓皇族的江山永固，創立了一整套便於集中權力的極權專制體制。這種體制的核心是全國主要的政務都是皇帝一人說了算，各級官吏只能秉承皇帝的意旨辦事，沒有任何決策權和變通措施。極權體制有效地防止了權臣亂政，但同時又出現了新的更大的問題，即皇帝一人的能力和精力能否應付得了一個龐大帝國千變萬化的政治。如果皇帝英明勤奮且統治的又是小國寡民，皇帝也許能夠勝任他的職責。問題是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且內部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帝國的政治千頭萬緒變化莫測，沒有分身術的皇帝往往顧得了這頭顧不了那頭，即使勉強應付得了也一定是完成任務式的低質量政治。朱元璋在位時，平均每天要親自批閱一百五十件奏章，裁決四百種案件，這樣大的工作量不是提高工作效率所能解決的，事實上只能草草了事。這時皇帝若缺少理政的能力和熱情，帝國的政務就會積壓，以前還有大臣來彌補皇帝的不作為，現在則沒有大臣來分擔政務，皇帝也不允許別人分擔，結果帝國陷於實際上的癱瘓狀態。有諷刺意義的是，明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出現懶皇帝最多的王朝，除了一任帝朱元璋、三任帝朱棣和七任帝朱祁鈺外，其餘的十多個皇帝都或昏或懶，既無智力也無心力處理國家政務，別說一個國家的政務，連他自己家裡的事務都處理不了。
為了防止國家的政務癱瘓，皇帝在取消宰相後，又設立了一個脅助自己理政但品級不高的秘書機構--"內閣"，工作人員稱為"大學士"。大學士的職責和現在的秘書完全相同，即幫助皇帝處理信件，奏章，分析案情，代寫文稿，把自己的意見上呈皇帝，但不能象宰相一樣對下行使意志。這樣皇帝就不用親自閱讀和書寫奏章，既可減少工作量又無大權旁落的危險。大學士因不能直接向下發布政令，就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也就沒有宰相那樣的責任心。那些懶皇帝在位時，理政只有依靠內閣，命那些大學士在每一個奏章上或案件上籤注意見，寫出對該事的分析和應如何應對的建議，甚至皇帝頒發的草稿都一併擬好呈上。當時術語稱為"票擬"和"條旨"。皇帝即根據這些簽注加以批示。這樣政權漸漸滑入大學士之手，大學士成了沒有宰相名義的宰相。
大學士簽注的意見皇帝會不會採納，大學士並不知道，他們和皇帝之間還有一段距離。他們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意見的機會，他們的意見要靠宦官來轉達，這樣宦官就有干政之權。自九任帝朱見深起，朝王朝出現了自人類有政治組織以來，從未聽說過的政治現象，即皇帝長年幽居深宮，不上朝理政，越往後這種現象越是突出。十二任帝朱厚驄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間總共跟群臣只見過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到了十四任帝朱翊鈞在位時，最後的三十年只在金鑾殿亮過一次相，朝見的大臣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認識他。皇帝長年不上朝，大學士數月數年或數十年見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擬"，皇宮他們又進不去，那裡除了皇帝外任何正常男人都進不去。這樣所有的"票擬"都要仰仗宦官轉達，並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補充說明。皇帝所頒發的命令，也由宦官傳遞，有時用批示，有時用口頭，宦官的權力遂日形膨脹。且皇帝和大學士之間，往往互不認識。皇帝對大學士的印象，全來自宦官的報告。物以類聚，宦官口中的好官通常情況下都是贓官。於是政府大權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