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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一個權力人物是政客還是政治家，有時會碰到一種特殊的情況：一種情況是政治家為了取得權力，有時也會象政客一樣不懌手段，這時的政治家和政客表面上沒有明顯的區別，但內在的實質是有區別的。首先政治家這樣做是身不由己，情勢使然，不這樣做不但損害個人也損害到人類的正義事業，行為有著很大的被動性，是純防禦性的，不象政客那樣主動且有攻擊性；其次是政治家成為權力人物後，不再重複當初那些權宜之計，政治行為向光明磊落的方向發展。一個最鮮明的例子是李世民大帝，是他發動了"玄武樓門變"，親手射殺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掃清了自己通向皇位的障礙，其所作所為和歷史上最卑鄙的政客沒什麼兩樣。但李世民仍不愧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他弒兄殺弟的在當時的確有不得已的原因，不先發致人就會被殺，不僅如此，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才能胸懷和他相差太遠，中國若落到他們手中前景不堪設想。李世民稱帝後，沒有象秦二世胡亥和隨煬帝楊廣那樣繼續屠殺皇族血親，相反和其他的皇親兄弟相處得極為和睦。他勵精圖治，嚴於律己，把唐帝國建設成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理性的國家，締造了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貞觀盛世"，成為自古至今最英明最傑出的帝王。另一種情況是國家政治普遍地不修明，政治家只有用政客的手段才能取得權力，但不是最高權
力。這時區分政客和政治家就要看他在自己權力所及的範圍內，是否在不觸怒上級權力機構的前提下儘可能地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使自己的轄下的政治儘可能修明，而不是濫用權力貪污享樂或一門心思繼續向上爬。如張之洞靠當時流行的諂媚和請託取得高位，但在湖廣總督任上，全身心致力於中國的自強事業，把湖北治理成僅次於上海的洋務明珠和重工業基地，並使湖北免於八國聯軍的浩劫。辛亥革命在湖北首先發難並取得勝利，是和張之洞當初的努力分不開的。至於那些不惜觸怒皇權拿身家性命做代價來改革蔽政實現社會理想的志士仁人，無疑是最偉大的政治家了。
這裡有必要澄清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即政治家都是國家元首或高官顯宦，政客則是低一點的官。其實，政客與政治家和官的大小沒有必然關係，袁世凱是中華民國大總統，實質是一個大政客；海瑞不過是一個七品芝麻官，但卻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有的人既使現階段是布衣之身，也可能是一個潛在的大政治家，只是時世沒有給他機會而已。
並不是所有官場人物都可以區分為政客和政治家的，介於政客和政治家之間的是普通政務官，占從政人物的絕大多數。他們既沒有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德操胸襟，也不象政客那樣陰險自私，唯利是圖，而是國家必不可少的從事具體事物的官員。如果把政壇比作為一個交響樂團的話，政治家就是音樂指揮，政務官則是若干鋼琴師、小提琴手等演奏者，政客則是那些濫竽充數的人物。在政治清明的治世，政務官和政治家比較接近；在綱常敗壞的末世，政務官看上去更象政客，這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是時世使然，不向低水準看齊就會倒楣丟官。
中國兩千年的封建體制是產生政客的極好溫床，在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政客只是局部現象，還未形成普遍性的社會勢力，若干有能力的帝王和治世能臣又及時抵消了政客造成的負面影響，政客雖然為患一時社會還在向前發展。到了宋代以後，封建專制政體開始走下坡路，政客逐漸形成燎燃之勢，歷史前進的車輪被政客有效地阻止住了，社會的發展停滯了；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封建政制內部最後的一點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會開始大踏步地後退，把中國這個世界上一流的超級強國推向二流末國，可見政客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是何等的巨大。下面把上述的幾個政客造成的社會危害簡單列舉一下：
易牙：齊桓公餓死在他的手上，死後十五天才被人發現，這時屍體蒼蠅雲集，腐爛生蛆，蛆的數目多到爬出圍牆之外。桓公死後齊國大亂，永遠地喪失了霸主的資格。
趙高：強大的秦帝國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贏姓皇族被屠滅種。
蔡京：宋徽宗趙佶在他的引導下盡情盡性地"玩"，結果把宋帝國玩垮了，中國的半壁河山淪陷蠻族之手，幾千萬國民成為亡國奴。趙姓全體皇族三千餘人，包括附馬和宦官，被一隊牛車載向三千公里外，朔風怒吼的遙遠東北，任不識字的野蠻人奴役。
袁世凱：葬送了可使中國趕超日本的"戍戌維新"，閹割了中華民國，中國陷入軍閥混戰達幾十年之久，還險些淪為日本的亡國奴。
本文是以大政客嚴嵩開頭的，現在以兩百三十年後的另一個大政客和珅來收尾，進一步說明政客現象的嚴重性和危害性。
和珅是一位侍衛出身的滿洲花花公子，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被自以為聰明絕頂的乾隆皇帝弘曆擢升為宰相和首都治安總司令。他和十六世紀明政府的宰相嚴嵩先後輝映，具有同一類型的特殊機緣和做官技巧，用諂媚和恭謹的外貌，把自命不凡的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和珅上台不久，就建立起全國性的貪污系統，全國官員發現，如果不向上級行使巨額賄賂，就要被無情地排除，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