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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懷特的調動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當C 處處長。
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最終會對莫布雷和阿瑟產生什麼影響。
“是這樣。他們對你掌握的情況一無所知；也不了解這些事件有多麼微妙。只要傳出一點醜聞的風聲，我們就吃不消。”
可憐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時間還早，他又扯起了今後的前途。
“當然，倫尼走了以後，即使輪到我坐莊我也不想久留……”他說。
他的語調愈來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讓我替他散布這些不滿情緒。
過了幾個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飯。我試圖說服他現在不是催促的時候。
“現在有許多事正在辦，”我說，“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們不在行動。但辦案有各種方法，我們需要時間。”
但他不聽我的勸告，並毫不隱瞞地認為我是漢利的人。
我其實也希望漢利主管的“維諾納”搜查能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線索。也許在某個沾滿灰塵的碗櫥里可以發現更多的信號，使我們能有更多的吻合信號來破譯那些中斷線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現存的通訊上有了一個微小的突破，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希望。傑弗里#183;薩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從未被破譯的“搭扣”資料。根據先進的計算機分析，這種特殊通訊信號不是真正的“維諾納”。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碼本進行編碼的。根據詞彙組的規則分布，薩德伯里猜想，這種信號可能是用某種電話號碼本編碼的。
我們去英國圖書館，把有關資料查了一遍，最後找出一本與上述情況相符的三十年代貿易統計數據簿，一夜之間就破譯了大量的“搭扣”通訊。格魯烏的通訊信號同我們破譯的許多信號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價值的電文。駐倫敦的格魯烏成員西蒙#183;克雷默發給莫斯科中心的電文描述了他同化名為魯恩
#183;庫茲欽斯基的格魯烏間諜指揮人員的幾次會晤情況。魯思
#183;庫茲欽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個六十年代，我們認為索妮妮的通訊沒有價值，因而取消了對它的監聽。軍情五處相信索妮妮到英國是為了躲避納粹和戰爭，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勞斯#183;富克斯自願加入蘇聯情報部以後才積極為蘇聯情報部工作。通訊總部也完全否認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間在牛津附近的家裡發過這些無線電電文。
但克雷默的電文徹底推翻了這一結論，這些電文告訴我們，蘇聯諜報機關的確曾經派遣索妮妮來到牛津地區。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間諜的上司了。克雷默的電文還談到了索妮妮付給她手下間諜們報酬的詳細情況，以及她本人幾次用無線電進行廣播的時間和每次廣播的持續時間等情報。我想，如果我們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這些情報，那將對霍利斯的審訊產生影響。我感到一陣痛心。
掌握了這些情報後，我敢肯定，埃里確實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關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電文里。前幾年不知什麼原因，索妮妮的信號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進行搜索，看看別的地方是否也收到過她的信號。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四年多的時間裡，為了尋找新的“維諾納”和索妮妮通訊，我跑了三十七萬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國，法國機密情報局說沒有這方面的情報，儘管馬塞爾說他們肯定收到過索妮妮信號；但也許不久前被一個“藍寶石”間諜把記錄銷毀了。在德國我也一無所獲，在義大利也一樣。西班牙拒絕在我們交出直布羅陀前考慮我們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幾個月，我對各個郵局同世界各地的電傳進行了仔細的檢查，然而也是一無所獲。在華盛頓，我也進行了廣泛的搜索，同樣也沒有什麼結果。我找的東西以前曾經存在過，而且還歸過檔，可最終還是從我的手指縫裡漏掉了。一想起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漢利和我開始為下一次的卡扎布會議作準備。這次會議定於五月在倫敦召開。我告訴他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壓力。自從霍利斯受到審訊以後，我們完滿地制止了各種評論，只有安格爾頓一個人固執地保存著在磁帶上的一些錄音。
“我應當說什麼呢？”漢利問我。
我告訴他要有理有節。
“告訴他們一些事實。我們有許多陳舊的指控，而且有許多值得懷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懷疑的一個。我們最後對他進行了審訊，但我們還不能對他作出最後的結論。”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會議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歡欣鼓舞的聚會大不一樣，上次參加會議的許多熟人都沒來，斯普賴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騎警隊的吉姆#183;貝內特也不在了。貝內特是皇家騎警隊圍剿內*運動的一名嫌疑分子，這次運動使騎警隊陷於癱瘓，而且甚至把我也牽扯了進去（我堅信，貝內特雖然在審訊中行為有些異常，但決不是間諜）。此外赫爾姆斯也不在了。安格爾頓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了。在華盛頓，水門事件的醜聞已經家喻戶曉，中央情報局的醜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來。
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最終會對莫布雷和阿瑟產生什麼影響。
“是這樣。他們對你掌握的情況一無所知；也不了解這些事件有多麼微妙。只要傳出一點醜聞的風聲，我們就吃不消。”
可憐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時間還早，他又扯起了今後的前途。
“當然，倫尼走了以後，即使輪到我坐莊我也不想久留……”他說。
他的語調愈來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讓我替他散布這些不滿情緒。
過了幾個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飯。我試圖說服他現在不是催促的時候。
“現在有許多事正在辦，”我說，“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們不在行動。但辦案有各種方法，我們需要時間。”
但他不聽我的勸告，並毫不隱瞞地認為我是漢利的人。
我其實也希望漢利主管的“維諾納”搜查能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線索。也許在某個沾滿灰塵的碗櫥里可以發現更多的信號，使我們能有更多的吻合信號來破譯那些中斷線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現存的通訊上有了一個微小的突破，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希望。傑弗里#183;薩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從未被破譯的“搭扣”資料。根據先進的計算機分析，這種特殊通訊信號不是真正的“維諾納”。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碼本進行編碼的。根據詞彙組的規則分布，薩德伯里猜想，這種信號可能是用某種電話號碼本編碼的。
我們去英國圖書館，把有關資料查了一遍，最後找出一本與上述情況相符的三十年代貿易統計數據簿，一夜之間就破譯了大量的“搭扣”通訊。格魯烏的通訊信號同我們破譯的許多信號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價值的電文。駐倫敦的格魯烏成員西蒙#183;克雷默發給莫斯科中心的電文描述了他同化名為魯恩
#183;庫茲欽斯基的格魯烏間諜指揮人員的幾次會晤情況。魯思
#183;庫茲欽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個六十年代，我們認為索妮妮的通訊沒有價值，因而取消了對它的監聽。軍情五處相信索妮妮到英國是為了躲避納粹和戰爭，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勞斯#183;富克斯自願加入蘇聯情報部以後才積極為蘇聯情報部工作。通訊總部也完全否認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間在牛津附近的家裡發過這些無線電電文。
但克雷默的電文徹底推翻了這一結論，這些電文告訴我們，蘇聯諜報機關的確曾經派遣索妮妮來到牛津地區。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間諜的上司了。克雷默的電文還談到了索妮妮付給她手下間諜們報酬的詳細情況，以及她本人幾次用無線電進行廣播的時間和每次廣播的持續時間等情報。我想，如果我們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這些情報，那將對霍利斯的審訊產生影響。我感到一陣痛心。
掌握了這些情報後，我敢肯定，埃里確實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關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電文里。前幾年不知什麼原因，索妮妮的信號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進行搜索，看看別的地方是否也收到過她的信號。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四年多的時間裡，為了尋找新的“維諾納”和索妮妮通訊，我跑了三十七萬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國，法國機密情報局說沒有這方面的情報，儘管馬塞爾說他們肯定收到過索妮妮信號；但也許不久前被一個“藍寶石”間諜把記錄銷毀了。在德國我也一無所獲，在義大利也一樣。西班牙拒絕在我們交出直布羅陀前考慮我們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幾個月，我對各個郵局同世界各地的電傳進行了仔細的檢查，然而也是一無所獲。在華盛頓，我也進行了廣泛的搜索，同樣也沒有什麼結果。我找的東西以前曾經存在過，而且還歸過檔，可最終還是從我的手指縫裡漏掉了。一想起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漢利和我開始為下一次的卡扎布會議作準備。這次會議定於五月在倫敦召開。我告訴他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壓力。自從霍利斯受到審訊以後，我們完滿地制止了各種評論，只有安格爾頓一個人固執地保存著在磁帶上的一些錄音。
“我應當說什麼呢？”漢利問我。
我告訴他要有理有節。
“告訴他們一些事實。我們有許多陳舊的指控，而且有許多值得懷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懷疑的一個。我們最後對他進行了審訊，但我們還不能對他作出最後的結論。”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會議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歡欣鼓舞的聚會大不一樣，上次參加會議的許多熟人都沒來，斯普賴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騎警隊的吉姆#183;貝內特也不在了。貝內特是皇家騎警隊圍剿內*運動的一名嫌疑分子，這次運動使騎警隊陷於癱瘓，而且甚至把我也牽扯了進去（我堅信，貝內特雖然在審訊中行為有些異常，但決不是間諜）。此外赫爾姆斯也不在了。安格爾頓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了。在華盛頓，水門事件的醜聞已經家喻戶曉，中央情報局的醜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