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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利簡短地談了談霍利斯的案子。對此,與會代表的反應很平靜。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曾經歷過同樣的事,深知這種事會帶來怎樣的痛苦和損失。漢利在講話結束時,很有禮貌地請各位代表根據他的報告估計一下霍利斯一案將造成的損失。這是白廳的慣用伎倆,把問題攤開,然後讓別人來作結論!
在卡扎布會議以後,我只見過安格爾頓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華盛頓。安格爾頓知道自己將被迫離開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新局長威廉#183;科爾比決心把他趕出去。幾年來在管理東南亞反情報工作的問題上,安格爾頓一直在同科爾比吵鬧不休。現在科爾比當了局長,除掉安格爾頓的機會就來了,而且《紐約時報》又登載了一條傳說,指責安格爾頓是國內郵件檢查計劃的幕後策劃者。幾天之內安格爾頓和他的所有高級職員一起辭了職。
那次我見到安格爾頓時,他正在發脾氣。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級職員都被革職的消息後,罵道:“兩百年的反情報工作全泡湯了。”很顯然,《紐約時報》所編造的故事不過是這場戰爭的第一槍。不到半年,中央情報局就陷進了參議院匯報會和檢舉揭發的泥潭裡去了。一九七四年人們開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他們情報部門過去的調查和指控進行了調查。我們簡直成了現代*民——被人敵視、懷疑和追擊。
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國外事態的發展,特別害怕國外揭發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報部門有關。他們意識到新上台的工黨政府正準備鼓勵這種國外事態的發展。這時,史蒂芬#183;德
#183;莫布雷也作出了最後決定,必須立即行動起來。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
#183;德
#183;朱呂艾塔。朱呂艾塔在亞歷克
#183;道格拉斯
#183;霍姆任首相時,曾是他的私人秘書。莫布雷簡要地向他談了自己擔心軍情五處已被滲透的想法,另外他還說,他真為軍情五處的任免制度擔憂。朱呂艾塔建議他去找新內閣大臣約翰
#183;亨特爵士。德
#183;莫布雷告訴莫里斯,他已經無法忍受了,然後就去唐寧街十號找亨特爵士了。
“該死的德#183;莫布雷在幹什麼?”一天上午漢利吼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該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們了。他怎麼能不問我一聲就讓手下的人大搖大擺地到唐寧街去出我們的丑呢……太過分了!”
我告訴漢利這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德#183;莫布雷是下了決心要越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頭頭而另尋一條門路,值得慶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寧街十號而不是議院。
結果是按照傳統的規定進行一次複查。開始時總以為有什麼新發現,但複查結束以後你就會發現,所得到的結果正是組織者所設計的。前內閣大臣特倫德勳爵奉命主持這次調查。他將擁有所有文件,並有足夠的時間在兩種信仰中作出判斷。
一九七四年底,特倫德第一次出現在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有一間辦公室,一隻保險柜和一名秘書,獨自在六樓上辦公。過了幾個星期,他打電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學研究員,儀表堂堂,他那寬寬的前額和銀灰色的頭髮,常常給人一種美感。
“我不想和你談這個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麼進行的。然後我要著手進行工作,研究一番並去拜訪一些人。最後再找你。”
“流暢”工作小組的十卷檔案整齊地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那天上午我們把這些檔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這起案件是怎樣開始的?”他很想知道。
這個問題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這些檔案時常常問自己的。這起案件究竟是怎樣開始的?是從一九四五年布倫特離開時開始的嗎?還是在沃爾科夫和古曾科進行聯絡時開始的呢?也許是在那個結核病患者從中國駛回的船上下來並試圖在英國秘密情報部找工作時就開始了?或許晚一些,或許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訴我們內部有間諜的時候?或許是在戈利金談起處處都有成百上千的間諜的時候?也許是在米切爾案件取得第一個決定性勝利的時候?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內部追查間諜,然而卻失敗了。你又怎樣能確定恐懼變為複雜現實的那一時刻呢?然而卻確有其事,它就在那裡,而且自始至終一直在那裡。
“流暢”檔案看起來古怪離奇。這些檔案無形中變得鼓鼓的。檔案記錄了每個秘密情報部門的細節,使我們對每份文件的分發情況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進行了仔細的分類,而且每個嫌疑分子都編有一個代號。在最後一份檔案的末尾,是我親筆簽署的那份遠近聞名的備忘錄,上面列有需要被進行緊急調查的人名。
特倫德不止一次地向我問起拖延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難,”我解釋說,“當你聽說那個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級或者下級是間諜,你也會感到為難。這就是狄克#183;懷特和弗
#183;瓊斯難於同意的……也是我們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使用代號的原因,即客觀地對待一切,不摻雜任何情感。”
在卡扎布會議以後,我只見過安格爾頓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華盛頓。安格爾頓知道自己將被迫離開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新局長威廉#183;科爾比決心把他趕出去。幾年來在管理東南亞反情報工作的問題上,安格爾頓一直在同科爾比吵鬧不休。現在科爾比當了局長,除掉安格爾頓的機會就來了,而且《紐約時報》又登載了一條傳說,指責安格爾頓是國內郵件檢查計劃的幕後策劃者。幾天之內安格爾頓和他的所有高級職員一起辭了職。
那次我見到安格爾頓時,他正在發脾氣。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級職員都被革職的消息後,罵道:“兩百年的反情報工作全泡湯了。”很顯然,《紐約時報》所編造的故事不過是這場戰爭的第一槍。不到半年,中央情報局就陷進了參議院匯報會和檢舉揭發的泥潭裡去了。一九七四年人們開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他們情報部門過去的調查和指控進行了調查。我們簡直成了現代*民——被人敵視、懷疑和追擊。
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國外事態的發展,特別害怕國外揭發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報部門有關。他們意識到新上台的工黨政府正準備鼓勵這種國外事態的發展。這時,史蒂芬#183;德
#183;莫布雷也作出了最後決定,必須立即行動起來。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
#183;德
#183;朱呂艾塔。朱呂艾塔在亞歷克
#183;道格拉斯
#183;霍姆任首相時,曾是他的私人秘書。莫布雷簡要地向他談了自己擔心軍情五處已被滲透的想法,另外他還說,他真為軍情五處的任免制度擔憂。朱呂艾塔建議他去找新內閣大臣約翰
#183;亨特爵士。德
#183;莫布雷告訴莫里斯,他已經無法忍受了,然後就去唐寧街十號找亨特爵士了。
“該死的德#183;莫布雷在幹什麼?”一天上午漢利吼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該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們了。他怎麼能不問我一聲就讓手下的人大搖大擺地到唐寧街去出我們的丑呢……太過分了!”
我告訴漢利這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德#183;莫布雷是下了決心要越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頭頭而另尋一條門路,值得慶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寧街十號而不是議院。
結果是按照傳統的規定進行一次複查。開始時總以為有什麼新發現,但複查結束以後你就會發現,所得到的結果正是組織者所設計的。前內閣大臣特倫德勳爵奉命主持這次調查。他將擁有所有文件,並有足夠的時間在兩種信仰中作出判斷。
一九七四年底,特倫德第一次出現在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有一間辦公室,一隻保險柜和一名秘書,獨自在六樓上辦公。過了幾個星期,他打電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學研究員,儀表堂堂,他那寬寬的前額和銀灰色的頭髮,常常給人一種美感。
“我不想和你談這個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麼進行的。然後我要著手進行工作,研究一番並去拜訪一些人。最後再找你。”
“流暢”工作小組的十卷檔案整齊地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那天上午我們把這些檔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這起案件是怎樣開始的?”他很想知道。
這個問題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這些檔案時常常問自己的。這起案件究竟是怎樣開始的?是從一九四五年布倫特離開時開始的嗎?還是在沃爾科夫和古曾科進行聯絡時開始的呢?也許是在那個結核病患者從中國駛回的船上下來並試圖在英國秘密情報部找工作時就開始了?或許晚一些,或許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訴我們內部有間諜的時候?或許是在戈利金談起處處都有成百上千的間諜的時候?也許是在米切爾案件取得第一個決定性勝利的時候?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內部追查間諜,然而卻失敗了。你又怎樣能確定恐懼變為複雜現實的那一時刻呢?然而卻確有其事,它就在那裡,而且自始至終一直在那裡。
“流暢”檔案看起來古怪離奇。這些檔案無形中變得鼓鼓的。檔案記錄了每個秘密情報部門的細節,使我們對每份文件的分發情況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進行了仔細的分類,而且每個嫌疑分子都編有一個代號。在最後一份檔案的末尾,是我親筆簽署的那份遠近聞名的備忘錄,上面列有需要被進行緊急調查的人名。
特倫德不止一次地向我問起拖延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難,”我解釋說,“當你聽說那個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級或者下級是間諜,你也會感到為難。這就是狄克#183;懷特和弗
#183;瓊斯難於同意的……也是我們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使用代號的原因,即客觀地對待一切,不摻雜任何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