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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份文獻可以補充修昔底德的著作，其中兩份是在戰爭期間寫下的。《雅典政制》（Athenaion Politeia）一般被歸入色諾芬的作品之中，不過學者們現在認為這不可能是他寫的。這部作品的寫作時間可能是前5世紀20年代，它的不知名作者有時被稱為“老寡頭派”，儘管我們不知道他在寫作此書時的年齡。他對寡頭統治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這本小冊子做了一番務實的分析，主張雅典民主制雖然不道德，但是有效。另一部《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ians）創作於前4世紀末，作者是亞里士多德或其學派的某個人。這部作品簡要敘述了從上古到作者時代（約前330年）雅典政治的發展歷程。它對伯羅奔尼撒戰爭最後階段的記載特別重要，尤其是前411年的寡頭派革命。1906年，在埃及的俄克喜林庫斯發現了一部寫在紙莎草紙上的《希臘史》。它的大部分是對前396?前395年事件的敘述，水平很高，很有洞察力；此外，它也記述了戰爭末期底比斯人對阿提卡的破壞。這部書似乎是續寫了修昔底德的著作，具有重大意義，可能是後世史學家，如狄奧多羅斯和普魯塔克的史料來源。
修昔底德的敘述到前411年秋季就戛然而止了，這離戰爭結束還有大約六年半時間。古代作家認為他的著作是關於那個時期歷史的權威，因此有三位史學家從他停止的時期開始，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續寫下去。克里提普斯是一個生活在同時代的雅典人，他將希臘世界的歷史寫到了前394年。希俄斯島的塞奧彭普斯生於約前378年，也寫了一部類似的史書。但這兩位的作品都沒有保存至今，我們只能從後世史料片段化的引用中知道他們作品的存在。格律魯斯之子色諾芬生於約前428年，是修昔底德的同時代人，不過比他年輕。色諾芬也寫了一部《希臘史》，把希臘歷史一直寫到前362年。這部作品被保存至今。色諾芬是蘇格拉底圈子中的一員，非常親斯巴達，曾在強大的斯巴達國王阿格西萊二世麾下效力。他的作品雖然缺乏修昔底德的分析力，卻是戰爭最後幾年事件的主要記載。
兩位晚近得多的作家提供了額外的信息，這些信息的可靠性和價值不一。西西里島的狄奧多羅斯是尤利烏斯·愷撒和奧古斯都的同時代人，他在前1世紀，也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約四個世紀，寫了一部通史。他的著作的可靠性取決於他採用的史料。他參考了修昔底德的著作和其他一些現已遺失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似乎是庫麥的埃福羅斯，他屬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的那一代人，可能與許多戰爭親歷者交談過。另外，埃福羅斯似乎使用了俄克喜林庫斯史書的一些段落（現已遺失），而後者的可靠性往往高於色諾芬。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狄奧多羅斯的作品，尤其是對修昔底德著作中未涉及的那些年的歷史記載。
最後是喀羅尼亞的普魯塔克，他大約生活在公元50?120年，距離他所記述的那些事件更遙遠。他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不是歷史著作，而是傳記，其宗旨是從往昔偉人的生活中汲取教訓。這讓很多人否決其著述的可靠性，但我們如果這麼做，就有很大風險。他擁有一座藏書極其豐富的圖書館，包括很多如今我們已經讀不到的書籍。他引用和提及了前5世紀的一些喜劇詩人（其作品現已遺失）、修昔底德的同時代史學家“敘拉古的菲利斯托斯”和“萊斯博斯島的赫拉尼庫斯”的史書，以及續寫修昔底德著作的埃福羅斯和塞奧彭普斯。普魯塔克還引用了前5世紀的碑銘，描述了他親眼看見的建築、繪畫和雕塑。下面這句話選自他的《尼基阿斯傳》（1.5），能讓我們領略一番能在他作品中找尋到的瑰寶：“修昔底德和菲利斯托斯記載的那些事跡……我對其做了簡要概述，剔除了非必需的細節，以便逃避懶散粗心的指責；但那些被大多數作家遺漏的細節，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漫不經心地提及的細節，或者那些出現在古代祭品或公共法令中的細節，我都努力收集起來，不是將無用的研究材料堆積起來，而是提供有助於讀者理解人物性格與秉性的資料。”在努力達成這些目標的過程中，他為我們提供了珍貴而可靠的信息，我們絕不能忽視。
在過去兩個世紀裡，人們發現了一些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同時代的珍貴證據，主要是石刻碑銘。希臘碑銘研究在發現、復原和編輯重要史料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或許最重要的成就是，復原和闡釋了雅典人從前454年到帝國覆滅期間對各附庸國徵收年貢評估資料的銘文。由此產生的偉大作品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4 volumes，I，Cambridge，Mass.，II-IV，Princeton）於1939?1953年出版，作者是B.D.Meritt，H.T.Wade-Gery和M.F.McGregor。除此之外，與伯羅奔尼撒戰爭最相關的碑銘被收集在這部著作中：A Selection of Greek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by R.Meiggs and D.M.Lewis，revised edition，Oxford，1992）。許多銘文的英語譯文以及一些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古代史料，載於插rles Fornara Ar插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second edition，Cambridge，1983）。
19世紀一些學者的研究大大增進了我們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理解，他們的開拓性作品仍然值得一讀。其中最偉大的是學識淵博的George Grote，他是我們今天古希臘史學的奠基人。他的12卷本History of Greece（London，1846-1856）是一部仔細而深刻的研究巨著，為我們挑戰一些固有觀念提供了堅實基礎。Grote的傑作發人深思，得到了許多學者的回應，其中最優秀的回應包含在三位德國學者的多卷本史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有價值的是Georg Busolt的Griechische Geschichte（Gotha，1893-1904）第三卷（也是最後一卷）的第二部分。這部著作中涉及豐富而深刻的古代證據和現代研究成果，並力求客觀、不偏不倚。另外兩部著作是K.J.Beloch的Griechische Geschichte（第二版，四卷八部，Leipzig，1912-1927）；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fifth edition，4 volumes，reprinted in 1954 and 1956 in Basel）。這兩部作品均於19世紀首次出版。
修昔底德的敘述到前411年秋季就戛然而止了，這離戰爭結束還有大約六年半時間。古代作家認為他的著作是關於那個時期歷史的權威，因此有三位史學家從他停止的時期開始，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續寫下去。克里提普斯是一個生活在同時代的雅典人，他將希臘世界的歷史寫到了前394年。希俄斯島的塞奧彭普斯生於約前378年，也寫了一部類似的史書。但這兩位的作品都沒有保存至今，我們只能從後世史料片段化的引用中知道他們作品的存在。格律魯斯之子色諾芬生於約前428年，是修昔底德的同時代人，不過比他年輕。色諾芬也寫了一部《希臘史》，把希臘歷史一直寫到前362年。這部作品被保存至今。色諾芬是蘇格拉底圈子中的一員，非常親斯巴達，曾在強大的斯巴達國王阿格西萊二世麾下效力。他的作品雖然缺乏修昔底德的分析力，卻是戰爭最後幾年事件的主要記載。
兩位晚近得多的作家提供了額外的信息，這些信息的可靠性和價值不一。西西里島的狄奧多羅斯是尤利烏斯·愷撒和奧古斯都的同時代人，他在前1世紀，也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約四個世紀，寫了一部通史。他的著作的可靠性取決於他採用的史料。他參考了修昔底德的著作和其他一些現已遺失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似乎是庫麥的埃福羅斯，他屬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的那一代人，可能與許多戰爭親歷者交談過。另外，埃福羅斯似乎使用了俄克喜林庫斯史書的一些段落（現已遺失），而後者的可靠性往往高於色諾芬。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狄奧多羅斯的作品，尤其是對修昔底德著作中未涉及的那些年的歷史記載。
最後是喀羅尼亞的普魯塔克，他大約生活在公元50?120年，距離他所記述的那些事件更遙遠。他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不是歷史著作，而是傳記，其宗旨是從往昔偉人的生活中汲取教訓。這讓很多人否決其著述的可靠性，但我們如果這麼做，就有很大風險。他擁有一座藏書極其豐富的圖書館，包括很多如今我們已經讀不到的書籍。他引用和提及了前5世紀的一些喜劇詩人（其作品現已遺失）、修昔底德的同時代史學家“敘拉古的菲利斯托斯”和“萊斯博斯島的赫拉尼庫斯”的史書，以及續寫修昔底德著作的埃福羅斯和塞奧彭普斯。普魯塔克還引用了前5世紀的碑銘，描述了他親眼看見的建築、繪畫和雕塑。下面這句話選自他的《尼基阿斯傳》（1.5），能讓我們領略一番能在他作品中找尋到的瑰寶：“修昔底德和菲利斯托斯記載的那些事跡……我對其做了簡要概述，剔除了非必需的細節，以便逃避懶散粗心的指責；但那些被大多數作家遺漏的細節，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漫不經心地提及的細節，或者那些出現在古代祭品或公共法令中的細節，我都努力收集起來，不是將無用的研究材料堆積起來，而是提供有助於讀者理解人物性格與秉性的資料。”在努力達成這些目標的過程中，他為我們提供了珍貴而可靠的信息，我們絕不能忽視。
在過去兩個世紀裡，人們發現了一些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同時代的珍貴證據，主要是石刻碑銘。希臘碑銘研究在發現、復原和編輯重要史料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或許最重要的成就是，復原和闡釋了雅典人從前454年到帝國覆滅期間對各附庸國徵收年貢評估資料的銘文。由此產生的偉大作品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4 volumes，I，Cambridge，Mass.，II-IV，Princeton）於1939?1953年出版，作者是B.D.Meritt，H.T.Wade-Gery和M.F.McGregor。除此之外，與伯羅奔尼撒戰爭最相關的碑銘被收集在這部著作中：A Selection of Greek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by R.Meiggs and D.M.Lewis，revised edition，Oxford，1992）。許多銘文的英語譯文以及一些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古代史料，載於插rles Fornara Ar插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second edition，Cambridge，1983）。
19世紀一些學者的研究大大增進了我們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理解，他們的開拓性作品仍然值得一讀。其中最偉大的是學識淵博的George Grote，他是我們今天古希臘史學的奠基人。他的12卷本History of Greece（London，1846-1856）是一部仔細而深刻的研究巨著，為我們挑戰一些固有觀念提供了堅實基礎。Grote的傑作發人深思，得到了許多學者的回應，其中最優秀的回應包含在三位德國學者的多卷本史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有價值的是Georg Busolt的Griechische Geschichte（Gotha，1893-1904）第三卷（也是最後一卷）的第二部分。這部著作中涉及豐富而深刻的古代證據和現代研究成果，並力求客觀、不偏不倚。另外兩部著作是K.J.Beloch的Griechische Geschichte（第二版，四卷八部，Leipzig，1912-1927）；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fifth edition，4 volumes，reprinted in 1954 and 1956 in Basel）。這兩部作品均於19世紀首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