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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方，戰爭帶來的經濟破壞即便不會造成生命損失，其後果也是非常嚴重的。雅典失去海外帝國之後，就喪失了前5世紀那種龐大的公共財富，也失去了各種各樣的建築工程。遭受打擊的農業也需要很多年時間來恢復。不僅墨伽拉，愛琴海諸島也遭到了經常性的擄掠。對科林斯、墨伽拉和西錫安等地峽國家來說，商業是至關重要的，它們與愛琴海的貿易被阻斷了差不多三十年，而且在這期間，它們與西方的貿易也遭受了沉重打擊。在希臘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伯羅奔尼撒半島，貧困問題非常嚴重，以至於很多男子不得不以當僱傭兵為生，往往為外國軍隊效力。
在城邦內部，戰爭的危險與苦難使原本就存在的派系鬥爭愈發激化。修昔底德、色諾芬、狄奧多羅斯和普魯塔克都寫道，內戰司空見慣，隨著各地民主派和寡頭派之間血雨腥風地廝殺，內戰的恐怖也逐漸變成家常便飯。戰爭一天天打下去，憤怒、挫折和復仇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導致戰爭暴行越來越普遍和嚴重，而在這場戰爭之前，類似的戰爭暴行是極其罕見的，甚至聞所未聞。
在漫長戰爭的壓力下，就連強有力的家庭紐帶和最神聖的宗教法規也破碎了。戰爭使人們去質疑傳統的價值觀（它們是古典希臘社會的基礎），於是進一步分裂了社會。有些人的反應是拒絕一切信仰，主張一種懷疑論的、憤世嫉俗的理性，其他人則努力回到更古老、非理性的虔誠信仰上去。
雅典的戰敗對其他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前景來說是個打擊。一種政治體制對外國人的影響與戰爭勝負有著緊密聯繫。強大而成功的雅典民主政體是磁石和榜樣，吸引著其他城邦，甚至吸引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一些城邦。雅典被斯巴達擊敗，被認為是雅典政治體制缺陷的證明。雅典的失敗被視為民主制的錯誤；凡人皆有的錯誤和不幸，被評判為民主製造成的特別後果。前418年，斯巴達在曼丁尼亞戰勝民主制聯盟，是希臘向寡頭制而非民主制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但雅典的最終戰敗強化了這種趨勢。
儘管戰爭似乎有了決定性結局，但其實並沒有建立一種穩定的力量平衡，以來取代希波戰爭結束後的那種緊張不安的均勢。戰爭沒有創建一種新秩序，為一代人或幾代人帶來普遍和平。斯巴達對雅典的勝利只是讓斯巴達的影響力暫時超過了它的一般實力。斯巴達人缺少人力、物質和政治資源去維持帝國，也沒有力量長時間地控制伯羅奔尼撒半島之外的事務。他們努力去這麼做，卻只能給他們自己的國家和希臘的其他國家帶來紛爭和弱勢。
說到底，前404年的解救方案既不是永久性摧毀雅典勢力的“布匿式和平”，也不是旨在平息敵意的經談判產生的和平。另外，雅典雖然暫時失敗了，但它的真實力量和潛能超過它的表象，假以時日註定會重新崛起。雅典人在獲得自由之後立刻開始計劃恢復帝國基業、權力和榮耀，並反抗斯巴達對希臘各城邦的主宰。前404年的雅典被解除了武裝，但並沒有平息對斯巴達人的憤恨。如果要讓雅典保持無武裝狀態，戰勝國斯巴達就需要投入力量、決心、合作和團結一致，而事實上斯巴達並不具備這些素質。底比斯的野心已經膨脹起來，要求與主要大國平起平坐，後來還要求獲得霸權。斯巴達主宰希臘的努力只能削弱它自己，很快就讓希臘人喪失了主宰地位，被外來者控制：首先是受到波斯的干預，後來被馬其頓征服。
有一位學者將我們所說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稱為“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大戰”。這麼想很有道理，也很有啟發性，因為它就像1914?1918年的歐洲大戰一樣（比我們更早的那一代人只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以將其稱為“大戰”），是一個悲劇性事件，是歷史的重大轉折，也是進步、繁榮、自信和希望的時代的終結，以及一個更黑暗時代的開始。
呂山德的結局：在戰後，呂山德仍然很有影響力。前401年，阿基斯二世駕崩。呂山德幫助阿格西萊當上國王，史稱阿格西萊二世。他推動斯巴達支持小居魯士與其兄阿爾塔薛兩斯二世爭奪波斯王位（小居魯士最終失敗身死）。前396年，呂山德推動斯巴達攻擊波斯。但阿格西萊二世開始怨恨和猜忌自己的前導師和好友。前395年，斯巴達與底比斯和其他一些城邦發生戰爭，史稱科林斯戰爭。呂山德在攻擊玻俄提亞時陣亡。他死後，阿格西萊二世“發現”呂山德生前曾覬覦王權。不過，這究竟是真的，還是阿格西萊二世的捏造，有很大爭議。
資料來源
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主要史料是奧洛魯斯之子修昔底德撰寫的史書。他是雅典人，生於約前460年，可能一直活到約前397年。雖然他是貴族出身，卻非常仰慕雅典民主派的領導人伯里克利。修昔底德於前424年當選為將軍，這一年是克里昂和較激進的民主派掌權。修昔底德奉命指揮駐紮在色雷斯的安菲波利斯附近的艦隊。安菲波利斯被斯巴達人占領之後，修昔底德被認為是責任人，遭到審判、定罪和流放，在戰爭的餘下二十年裡一直過著流亡生活。
修昔底德的著作很快贏得了世人的敬仰。兩千多年來，他對細節的一絲不苟和客觀公正贏得了人們最深切的尊重。他認為儘可能準確地記載事實，對他實現自己的目標是至關重要的。他的目標是理解和闡明人性的運作方式，尤其是在政治、國際關係和戰爭領域。但他的闡釋和任何史學家（尤其是深深介入他所記載事件的史學家）的闡釋一樣，需要我們做一番認真的檢查和評估。
在城邦內部，戰爭的危險與苦難使原本就存在的派系鬥爭愈發激化。修昔底德、色諾芬、狄奧多羅斯和普魯塔克都寫道，內戰司空見慣，隨著各地民主派和寡頭派之間血雨腥風地廝殺，內戰的恐怖也逐漸變成家常便飯。戰爭一天天打下去，憤怒、挫折和復仇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導致戰爭暴行越來越普遍和嚴重，而在這場戰爭之前，類似的戰爭暴行是極其罕見的，甚至聞所未聞。
在漫長戰爭的壓力下，就連強有力的家庭紐帶和最神聖的宗教法規也破碎了。戰爭使人們去質疑傳統的價值觀（它們是古典希臘社會的基礎），於是進一步分裂了社會。有些人的反應是拒絕一切信仰，主張一種懷疑論的、憤世嫉俗的理性，其他人則努力回到更古老、非理性的虔誠信仰上去。
雅典的戰敗對其他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前景來說是個打擊。一種政治體制對外國人的影響與戰爭勝負有著緊密聯繫。強大而成功的雅典民主政體是磁石和榜樣，吸引著其他城邦，甚至吸引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一些城邦。雅典被斯巴達擊敗，被認為是雅典政治體制缺陷的證明。雅典的失敗被視為民主制的錯誤；凡人皆有的錯誤和不幸，被評判為民主製造成的特別後果。前418年，斯巴達在曼丁尼亞戰勝民主制聯盟，是希臘向寡頭制而非民主制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但雅典的最終戰敗強化了這種趨勢。
儘管戰爭似乎有了決定性結局，但其實並沒有建立一種穩定的力量平衡，以來取代希波戰爭結束後的那種緊張不安的均勢。戰爭沒有創建一種新秩序，為一代人或幾代人帶來普遍和平。斯巴達對雅典的勝利只是讓斯巴達的影響力暫時超過了它的一般實力。斯巴達人缺少人力、物質和政治資源去維持帝國，也沒有力量長時間地控制伯羅奔尼撒半島之外的事務。他們努力去這麼做，卻只能給他們自己的國家和希臘的其他國家帶來紛爭和弱勢。
說到底，前404年的解救方案既不是永久性摧毀雅典勢力的“布匿式和平”，也不是旨在平息敵意的經談判產生的和平。另外，雅典雖然暫時失敗了，但它的真實力量和潛能超過它的表象，假以時日註定會重新崛起。雅典人在獲得自由之後立刻開始計劃恢復帝國基業、權力和榮耀，並反抗斯巴達對希臘各城邦的主宰。前404年的雅典被解除了武裝，但並沒有平息對斯巴達人的憤恨。如果要讓雅典保持無武裝狀態，戰勝國斯巴達就需要投入力量、決心、合作和團結一致，而事實上斯巴達並不具備這些素質。底比斯的野心已經膨脹起來，要求與主要大國平起平坐，後來還要求獲得霸權。斯巴達主宰希臘的努力只能削弱它自己，很快就讓希臘人喪失了主宰地位，被外來者控制：首先是受到波斯的干預，後來被馬其頓征服。
有一位學者將我們所說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稱為“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大戰”。這麼想很有道理，也很有啟發性，因為它就像1914?1918年的歐洲大戰一樣（比我們更早的那一代人只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以將其稱為“大戰”），是一個悲劇性事件，是歷史的重大轉折，也是進步、繁榮、自信和希望的時代的終結，以及一個更黑暗時代的開始。
呂山德的結局：在戰後，呂山德仍然很有影響力。前401年，阿基斯二世駕崩。呂山德幫助阿格西萊當上國王，史稱阿格西萊二世。他推動斯巴達支持小居魯士與其兄阿爾塔薛兩斯二世爭奪波斯王位（小居魯士最終失敗身死）。前396年，呂山德推動斯巴達攻擊波斯。但阿格西萊二世開始怨恨和猜忌自己的前導師和好友。前395年，斯巴達與底比斯和其他一些城邦發生戰爭，史稱科林斯戰爭。呂山德在攻擊玻俄提亞時陣亡。他死後，阿格西萊二世“發現”呂山德生前曾覬覦王權。不過，這究竟是真的，還是阿格西萊二世的捏造，有很大爭議。
資料來源
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主要史料是奧洛魯斯之子修昔底德撰寫的史書。他是雅典人，生於約前460年，可能一直活到約前397年。雖然他是貴族出身，卻非常仰慕雅典民主派的領導人伯里克利。修昔底德於前424年當選為將軍，這一年是克里昂和較激進的民主派掌權。修昔底德奉命指揮駐紮在色雷斯的安菲波利斯附近的艦隊。安菲波利斯被斯巴達人占領之後，修昔底德被認為是責任人，遭到審判、定罪和流放，在戰爭的餘下二十年裡一直過著流亡生活。
修昔底德的著作很快贏得了世人的敬仰。兩千多年來，他對細節的一絲不苟和客觀公正贏得了人們最深切的尊重。他認為儘可能準確地記載事實，對他實現自己的目標是至關重要的。他的目標是理解和闡明人性的運作方式，尤其是在政治、國際關係和戰爭領域。但他的闡釋和任何史學家（尤其是深深介入他所記載事件的史學家）的闡釋一樣，需要我們做一番認真的檢查和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