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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正式超限組合戰”。
超國家組合
現在，我們似乎又一次面臨悖論：理論上說，超限，就應該是百無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實上，無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就是說，超限並不等於無限，而只是擴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領域、某個方向的固有界線，在更多的領域和方向上組合機會和手段，以實現既定的目標。
這就是我們為“超限組合戰”下的定義。
作為一種以“超－限”為主要特徵的戰法，它的原理是：在比問題本身更大的範圍、調集更多的手段去解決問題。比如，當國家安全面臨威脅時，不是簡單的選擇國家對國家的軍事對抗，而是運用“超國家組合”的方式化解危機。
從歷史上看，國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態。對於中國人，國家甚至是與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義上的國家，不過是“地球村”里人類社會鏈條上的大小環節。現代國家越來越多地受到區域性和全球性超國家組織（如歐共體、東協、歐佩克、亞佩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以及最為龐大的聯合國組織等）的影響。此外，大量跨國家組織和形形色色的非國家組織（如跨國公司、行業協會、綠色和平組織、奧林匹克委員會、宗教機構、恐怖組織、黑客小組等）也同樣在左右著國家的走向。這些跨國家、非國家與超國家組織，共同構成了新興的全球力量體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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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爾文·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書中，以一小節談到“新型的全球性組織”，“我們正在看到一種意義重大的力量轉移，即從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向全球性角鬥士轉移”。而所謂的“全球性角鬥士”是指從歐共體到跨國公司，這些大大小小的非國家實體。據聯合國《1997年投資報告》的統計，全世界已有44000個跨國公司母公司和28萬個在國外的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產，掌握全世界70％的對外直接投資、2／3的世界貿易與70％以上的專利和其它技術轉讓。（轉引自《光明日報》1998年12月27日第三版，李大倫文章《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
也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導引我們步入一個大國政治讓位與超國家政治的轉型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就是過渡：許多端倪正在顯現，許多過程正在開始。國家力量作為一類主體與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力量作為另一類主體，在國際舞台上誰主沉浮的問題尚無定論。一方面，大國們還在起主導作用，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全面大國，和像日本、德國這樣的經濟大國，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俄國這樣的垂暮大國，都還在試圖對全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另一方面，有遠見的大國，已開始明確地藉助超、跨、非國家力量，去加倍擴大自己的影響，實現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達成的目標。如用歐元統一起來的歐共體，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這一生機勃勃的過程發展到今天，不過剛剛走出了蹣跚期，遠未到結束的時候。近期走向和遠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跡象已經在顯現一種趨勢，即：通過國與國的較量定奪勝負輸贏的時代正在徐徐關上大門，而用超國家手段在比國家更大的舞台上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時代，正在悄然拉開大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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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據布熱津斯基的看法，21世紀將出現數個的國家組群，如北美組群；歐洲組群；東亞組群；南亞組群；穆斯林組群；歐亞組群。這些組群之間的爭鬥是未來衝突的主導。（《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中譯《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21）。聯合國的作用日益增加，亦體現了這一趨勢。（見《走向21世紀的聯合國》，世界知識出版社）
基於此，我們把“超國家組合”列為超限組合戰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個政治、經濟、思想、技術、文化相互滲透，網絡、克隆、好萊塢、辣妹、世界盃輕鬆越過界碑所標誌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種企圖在純粹的國家意義上保障安全和謀求利益的願望已很難實現。只有薩達姆這樣的蠢人，才會以赤裸裸的領土占領來實現自己的野心。事實證明，這一做法在20世紀的末葉，是明顯背時的，必然遭致失敗。同樣是追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作為一個成熟的大國，美國就顯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國際舞台那天起，美國人巧取豪奪，從別的國家獲得的利益，比伊拉克從科威特那裡獲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箇中原由不單是“強權即公理”就能解釋的，也不單是個違背國際準則與否的問題。因為在所有的海外行動中，美國總是力求爭取最多的追隨者，以防自己變成形單影隻的孤家寡人。除對格瑞那達和巴拿馬這樣的小國，直接採取了單純的軍事行動外，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用超國家的方式謀求並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在對付伊拉克的問題上，美國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國家組合。整個過程中，它上下其手，縱橫捭闔，幾乎讓聯合國內的所有國家都支持它的行動，使這個全球第一國際組織做出了令它師出有名的決議，並把30多個國家拉進了討伊聯軍。戰後，又成功地組織了對伊拉克長達八年的經濟封鎖，並利用武器核查，對伊保持持續的政治軍事壓力，使之長期處於政治孤立、經濟困頓的狀態中。
超國家組合
現在，我們似乎又一次面臨悖論：理論上說，超限，就應該是百無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實上，無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就是說，超限並不等於無限，而只是擴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領域、某個方向的固有界線，在更多的領域和方向上組合機會和手段，以實現既定的目標。
這就是我們為“超限組合戰”下的定義。
作為一種以“超－限”為主要特徵的戰法，它的原理是：在比問題本身更大的範圍、調集更多的手段去解決問題。比如，當國家安全面臨威脅時，不是簡單的選擇國家對國家的軍事對抗，而是運用“超國家組合”的方式化解危機。
從歷史上看，國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態。對於中國人，國家甚至是與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義上的國家，不過是“地球村”里人類社會鏈條上的大小環節。現代國家越來越多地受到區域性和全球性超國家組織（如歐共體、東協、歐佩克、亞佩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以及最為龐大的聯合國組織等）的影響。此外，大量跨國家組織和形形色色的非國家組織（如跨國公司、行業協會、綠色和平組織、奧林匹克委員會、宗教機構、恐怖組織、黑客小組等）也同樣在左右著國家的走向。這些跨國家、非國家與超國家組織，共同構成了新興的全球力量體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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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爾文·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書中，以一小節談到“新型的全球性組織”，“我們正在看到一種意義重大的力量轉移，即從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向全球性角鬥士轉移”。而所謂的“全球性角鬥士”是指從歐共體到跨國公司，這些大大小小的非國家實體。據聯合國《1997年投資報告》的統計，全世界已有44000個跨國公司母公司和28萬個在國外的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產，掌握全世界70％的對外直接投資、2／3的世界貿易與70％以上的專利和其它技術轉讓。（轉引自《光明日報》1998年12月27日第三版，李大倫文章《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
也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導引我們步入一個大國政治讓位與超國家政治的轉型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就是過渡：許多端倪正在顯現，許多過程正在開始。國家力量作為一類主體與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力量作為另一類主體，在國際舞台上誰主沉浮的問題尚無定論。一方面，大國們還在起主導作用，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全面大國，和像日本、德國這樣的經濟大國，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俄國這樣的垂暮大國，都還在試圖對全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另一方面，有遠見的大國，已開始明確地藉助超、跨、非國家力量，去加倍擴大自己的影響，實現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達成的目標。如用歐元統一起來的歐共體，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這一生機勃勃的過程發展到今天，不過剛剛走出了蹣跚期，遠未到結束的時候。近期走向和遠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跡象已經在顯現一種趨勢，即：通過國與國的較量定奪勝負輸贏的時代正在徐徐關上大門，而用超國家手段在比國家更大的舞台上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時代，正在悄然拉開大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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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據布熱津斯基的看法，21世紀將出現數個的國家組群，如北美組群；歐洲組群；東亞組群；南亞組群；穆斯林組群；歐亞組群。這些組群之間的爭鬥是未來衝突的主導。（《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中譯《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21）。聯合國的作用日益增加，亦體現了這一趨勢。（見《走向21世紀的聯合國》，世界知識出版社）
基於此，我們把“超國家組合”列為超限組合戰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個政治、經濟、思想、技術、文化相互滲透，網絡、克隆、好萊塢、辣妹、世界盃輕鬆越過界碑所標誌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種企圖在純粹的國家意義上保障安全和謀求利益的願望已很難實現。只有薩達姆這樣的蠢人，才會以赤裸裸的領土占領來實現自己的野心。事實證明，這一做法在20世紀的末葉，是明顯背時的，必然遭致失敗。同樣是追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作為一個成熟的大國，美國就顯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國際舞台那天起，美國人巧取豪奪，從別的國家獲得的利益，比伊拉克從科威特那裡獲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箇中原由不單是“強權即公理”就能解釋的，也不單是個違背國際準則與否的問題。因為在所有的海外行動中，美國總是力求爭取最多的追隨者，以防自己變成形單影隻的孤家寡人。除對格瑞那達和巴拿馬這樣的小國，直接採取了單純的軍事行動外，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用超國家的方式謀求並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在對付伊拉克的問題上，美國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國家組合。整個過程中，它上下其手，縱橫捭闔，幾乎讓聯合國內的所有國家都支持它的行動，使這個全球第一國際組織做出了令它師出有名的決議，並把30多個國家拉進了討伊聯軍。戰後，又成功地組織了對伊拉克長達八年的經濟封鎖，並利用武器核查，對伊保持持續的政治軍事壓力，使之長期處於政治孤立、經濟困頓的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