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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引文見《孫子兵法·勢》。“奇正”為古代兵家重要的戰法概念，變化莫測、出敵意外為“奇”；以對陣交鋒，打堂堂之陣，則謂之“正”。唐太宗對“奇正”之道頗有心得，渭橋對陣則是一個範例。《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記載了李世民與李靖兩人對“奇正”的種種見解。
無論我們把偏正－勝律表述得多麼清晰，對它的運用都只能在模糊中進行。有時，不清晰正是走向清晰的最佳路徑。因為只有模糊才適合於整體把握，這是東方式的思維，但它卻奇特地與西方智慧在0.618這一黃金點上相遇。於是，西方的邏輯、推演和精確，與東方的直覺、感悟和混沌，形成了東西方軍事智慧的結合部，並由此生成了我們所說的勝律。它閃爍著黃金般的光澤，帶著東方的神秘和西方的嚴密，一如太和殿的飛檐，架在了巴特農神廟的廊柱上，法相莊嚴，氣象萬千。
第七章 萬法歸一：超限組合
今天的戰爭會影響到輸油管道
內汽油的價格、超級市場裡食品的
價格、證券交易所里股票的價格。
它們還會破壞生態平衡，通過電視
屏幕闖入我們每個人的家庭。
——阿爾文·托夫勒
知曉了勝律並不等於就能鎖定勝利，這就像知道了長跑的技巧，並不等於能當上馬拉松冠軍一樣。對勝律的發現，可以深化人們對戰爭規律的認知，提高軍事藝術實踐的水準。但到了戰場上，能夠贏得勝利的人，卻斷不會由於對勝律的破解而增多。關鍵是看誰真正在本質上掌握了勝律。
在可能到來的下一場戰爭中，勝律對戰勝者的要求會非常苛刻。它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你通曉在戰場上角逐勝利的全部機巧，更提出了大多數軍人都準備不足或感到茫然的要求：在戰爭之外的戰爭中打贏戰爭；在戰場之外的戰場上奪取勝利。
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說，連鮑威爾、施瓦茨科普夫甚至沙利文、沙利卡什維利這樣的現代軍人都算不上“現代”，倒更像是一群傳統軍人。因為在我們所說的現代軍人和傳統軍人之間，已經出現了一條鴻溝。雖然這條鴻溝並非不可跨過，但卻需要一次徹底的軍事思維的騰躍。這對於許多職業軍人來說，幾乎是窮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說穿了卻又很簡單，辦法是：徹底做一回軍事上的馬基雅維里。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遺產[1]。在中世紀，這意味著對浪漫俠義又沒落的騎士傳統的突破，不加限制地採取可能有的全部手段去達到目的，在戰爭中亦如此，這恐怕即便不是最早（因為有中國的韓非子[2]在前），也是最明確的“超限思想”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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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羅素在論及馬基雅維里時說，“從來人們是慣於被他所震駭的，而他有時也確實在驚世駭俗。不過，人們如果能跟他一樣地擺脫掉假仁假義，那麼，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樣思想……（在馬基雅維里看來），如果那個目的認為是好的，那我們一定要選擇一些足以勝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的問題可以用純科學的態度來處理，不必顧及目的之為善為惡。”（《君王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5－123）
[2]生於戰國的韓非子，是法家之集大成者。說話辦事，以實際功效為重，所謂“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並無其它目的或限制。（見《中國思想通史》，侯外廬等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P616）
事物彼此區別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個萬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對意義。所謂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稱之為或是可以理解為界限的東西。不論它屬於物質的、精神的或是技術的；也不論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邊界”、“規則”、“定律”、“極限”甚至是“禁忌”。對戰爭而言，它可能是戰場和非戰場的界線、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線、軍人和非軍人的界線、國家與非國家或是超國家的界線，也許還應包括技術、科學、理論、心理、倫理、傳統、習慣等等界線。總之，是把戰爭限定在特定範圍以內的一切界線。我們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動時，在需要並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線上選擇最恰當的手段（包括極端手段），而不是指時時處處都非採用極端手段不可。對於技術綜合時代的軍人來說，現實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資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資源）的豐富，使他們不論是所面臨的限制，還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馬基雅維里所處的環境來，都要多得多。因此，對他們在超限思維方面的要求，也就更為徹底。
我們在前面說過，組合是戰爭大師們杯中的雞尾酒。但在以往的戰爭中，那些兵器、手段、陣法以及謀略間的組合，都是在軍事領域裡進行的“限”內組合，這種狹義的組合在今天顯然已非常不夠。要想贏得今天或明天的戰爭，把玩勝利於股掌之間，就必須“組合”你所掌握的全部戰爭資源亦即進行戰爭的手段；這也還不夠，還必須按照“勝律”的要求去進行組合；這仍然不夠，因為勝律並不能保證勝利瓜熟蒂落在籃子裡，它還需要一隻得法的手去採摘。這隻手就是“超限”，就是超越一切界限並且符合勝律要求地去組合戰爭。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個全新的戰法名稱：
[23]引文見《孫子兵法·勢》。“奇正”為古代兵家重要的戰法概念，變化莫測、出敵意外為“奇”；以對陣交鋒，打堂堂之陣，則謂之“正”。唐太宗對“奇正”之道頗有心得，渭橋對陣則是一個範例。《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記載了李世民與李靖兩人對“奇正”的種種見解。
無論我們把偏正－勝律表述得多麼清晰，對它的運用都只能在模糊中進行。有時，不清晰正是走向清晰的最佳路徑。因為只有模糊才適合於整體把握，這是東方式的思維，但它卻奇特地與西方智慧在0.618這一黃金點上相遇。於是，西方的邏輯、推演和精確，與東方的直覺、感悟和混沌，形成了東西方軍事智慧的結合部，並由此生成了我們所說的勝律。它閃爍著黃金般的光澤，帶著東方的神秘和西方的嚴密，一如太和殿的飛檐，架在了巴特農神廟的廊柱上，法相莊嚴，氣象萬千。
第七章 萬法歸一：超限組合
今天的戰爭會影響到輸油管道
內汽油的價格、超級市場裡食品的
價格、證券交易所里股票的價格。
它們還會破壞生態平衡，通過電視
屏幕闖入我們每個人的家庭。
——阿爾文·托夫勒
知曉了勝律並不等於就能鎖定勝利，這就像知道了長跑的技巧，並不等於能當上馬拉松冠軍一樣。對勝律的發現，可以深化人們對戰爭規律的認知，提高軍事藝術實踐的水準。但到了戰場上，能夠贏得勝利的人，卻斷不會由於對勝律的破解而增多。關鍵是看誰真正在本質上掌握了勝律。
在可能到來的下一場戰爭中，勝律對戰勝者的要求會非常苛刻。它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你通曉在戰場上角逐勝利的全部機巧，更提出了大多數軍人都準備不足或感到茫然的要求：在戰爭之外的戰爭中打贏戰爭；在戰場之外的戰場上奪取勝利。
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說，連鮑威爾、施瓦茨科普夫甚至沙利文、沙利卡什維利這樣的現代軍人都算不上“現代”，倒更像是一群傳統軍人。因為在我們所說的現代軍人和傳統軍人之間，已經出現了一條鴻溝。雖然這條鴻溝並非不可跨過，但卻需要一次徹底的軍事思維的騰躍。這對於許多職業軍人來說，幾乎是窮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說穿了卻又很簡單，辦法是：徹底做一回軍事上的馬基雅維里。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遺產[1]。在中世紀，這意味著對浪漫俠義又沒落的騎士傳統的突破，不加限制地採取可能有的全部手段去達到目的，在戰爭中亦如此，這恐怕即便不是最早（因為有中國的韓非子[2]在前），也是最明確的“超限思想”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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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羅素在論及馬基雅維里時說，“從來人們是慣於被他所震駭的，而他有時也確實在驚世駭俗。不過，人們如果能跟他一樣地擺脫掉假仁假義，那麼，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樣思想……（在馬基雅維里看來），如果那個目的認為是好的，那我們一定要選擇一些足以勝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的問題可以用純科學的態度來處理，不必顧及目的之為善為惡。”（《君王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5－123）
[2]生於戰國的韓非子，是法家之集大成者。說話辦事，以實際功效為重，所謂“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並無其它目的或限制。（見《中國思想通史》，侯外廬等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P616）
事物彼此區別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個萬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對意義。所謂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稱之為或是可以理解為界限的東西。不論它屬於物質的、精神的或是技術的；也不論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邊界”、“規則”、“定律”、“極限”甚至是“禁忌”。對戰爭而言，它可能是戰場和非戰場的界線、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線、軍人和非軍人的界線、國家與非國家或是超國家的界線，也許還應包括技術、科學、理論、心理、倫理、傳統、習慣等等界線。總之，是把戰爭限定在特定範圍以內的一切界線。我們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動時，在需要並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線上選擇最恰當的手段（包括極端手段），而不是指時時處處都非採用極端手段不可。對於技術綜合時代的軍人來說，現實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資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資源）的豐富，使他們不論是所面臨的限制，還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馬基雅維里所處的環境來，都要多得多。因此，對他們在超限思維方面的要求，也就更為徹底。
我們在前面說過，組合是戰爭大師們杯中的雞尾酒。但在以往的戰爭中，那些兵器、手段、陣法以及謀略間的組合，都是在軍事領域裡進行的“限”內組合，這種狹義的組合在今天顯然已非常不夠。要想贏得今天或明天的戰爭，把玩勝利於股掌之間，就必須“組合”你所掌握的全部戰爭資源亦即進行戰爭的手段；這也還不夠，還必須按照“勝律”的要求去進行組合；這仍然不夠，因為勝律並不能保證勝利瓜熟蒂落在籃子裡，它還需要一隻得法的手去採摘。這隻手就是“超限”，就是超越一切界限並且符合勝律要求地去組合戰爭。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個全新的戰法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