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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軍力每況愈下。不僅失去了昔日與美軍對壘的超霸地位，甚至連保證國家的現時安全都力不從心。在此情況下，俄軍統帥部雖然被動，但卻適時地修正了自己的未來戰略，把戰術核武器乃至戰略核武器，作為一旦發生針對俄國的戰爭時的首選主導兵器，並圍繞這一選擇從整體上調整了常規兵器與核兵器的配置結構。與俄軍相反，因獨執牛耳風頭正健的美軍，則把“全面優勢”（陸軍[16]）、“由海向陸”（海軍）、“全球參與”（空軍[17]）確立為新的三軍戰略目標，並依此選擇數位化裝備、新型兩棲攻擊艦和隱形遠程作戰飛機作為新一代兵器，大有讓其取代M－1系列坦克，航空母艦和F－16這些當代王牌，成為美軍武器庫中的主導兵器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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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全面優勢”，是美國陸軍在其《2010年陸軍構想》中提出的戰略目標。
[17]“全球參與”是美國空軍1997年底提出的21世紀空軍發展戰略，用以取代應付冷戰後局勢的“全球力量全球抵達”的戰略構想。其中特別強調了空軍的6大核心能力：航空與航天優勢；全球攻擊；全球快速機動；精確打擊；信息優勢；靈活的作戰支援。（見《全球參與21世紀美國空軍構想》）
從俄美對各自主導兵器的戰略性調整，可看出那種以殺傷力大小為條件，選擇主導兵器的做法已經過時。對主兵器的選擇來說，武器的殺傷力不過是兵器的諸多技術性能之一。比技術性能更重要的是對戰爭目的、作戰目標和安全環境的基本考慮。因此，主兵器應是對達成上述目標最為有效的兵器，而且必須是能與其它兵器有機組合，構成完整武器系統的主導性因素。在現代技術條件下，主兵器大都已不是單一武器，而是“系統集成”，同時它又是更大的系統中的一部分[18]。大量高新技術的湧現，戰爭目標的不斷調整，在為主兵器的選擇及與其它兵器的組合使用方面，提供了足夠的上下行空間的同時，也使主兵器與其它全部兵器的主從關係變得更加撲朔迷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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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系統的系統”的概念，是曾任參聯會副主席的海軍上將歐文斯與他的高級顧問布萊克共同研究的結果。歐文斯認為，當代軍事技術革命，不再只是軍艦、飛機、坦克等武器平台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傳感器系統、通信系統以及精確制導武器系統等因素，這些系統的介入，使軍隊的編制和作戰方式都將產生根本性的革命。也許，今後不應再分陸、海、空軍，而是“傳感器軍”、“機動打擊軍”、“智能保障軍”等。（見《國防大學學報》、（現代軍事》、《世界軍事》，陳伯江對歐文斯的訪問錄）
[19]與軍事革命的技術派的樂觀見解不同，我們不認為技術可以穿透戰爭“或然性”的迷霧，因為戰爭的或然性主要不是來自物理或地理的阻隔，而是來自人心。
同樣的因素也在影響著戰爭手段的運用。在戰爭中，把軍事行動天經地義的當做主手段，而其它所有手段則被視為輔助手段的觀念正在過時。也許過不了多久，美國人就會發現，在對付像本·拉丹這樣的恐怖組織的戰爭中，軍事手段只是其全部可動用手段中的一種，更為有效的、能對拉丹造成毀滅性打擊的手段，很可能不是巡航飛彈，而是由它或更多手段配合的在網絡上展開的金融封殺戰。
手段的複雜化帶來的是出乎一切軍人意料的結果：戰爭的平民化。因此，在這裡，我們所說的主兵力與全兵力的問題，除了軍隊內部和作戰行動中兵力的調度、分配和運用，還包括全體民眾在何種程度上對戰爭的參與。當非職業軍人的戰爭或准戰爭行動，越來越多地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時，誰是未來戰爭的主兵力，正在全球範圍內變成一個過去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如我們已經在前面多次提到過的“網徒”襲擊美國和印度國防部網絡中心的事件，即是這方面的證據。
無論是純粹的戰爭行動，還是非戰爭軍事行動，抑或非軍事戰爭行動，只要是帶有作戰性質的行動，便都存在一個怎樣準確選擇主要作戰方向和攻擊點的問題，也就是在由整個戰爭、戰場或戰線構成的全向度上，確定你的主向度的問題。這幾乎是令一切即便擁有精良武器、多種手段、充足兵力的統帥也最感頭疼的問題。但像亞歷山大、漢尼拔、納爾遜、尼米茲之輩和中國古代的孫武、孫臏，卻都是擅長選擇出敵不意的主攻方向的高手。利德爾·哈特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把選擇最出敵預料的行動方向和抵抗力最弱的路線叫做“間接戰略”。在戰爭空間已經由陸海空天電廣延至社會政治、經濟、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諸領域的今天，各種因素的交叉互動，已使軍事領域很難理所當然的成為每一場戰爭的主導領域。戰爭將在非戰爭領域中展開，這樣的觀點說來很奇怪也很難讓人接受，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趨勢就是如此。其實遠在古典戰爭時期，戰爭就不曾始終局限在單一領域中，像藺相如“完壁歸趙”的外交戰，或像墨子與公輸班的虛擬戰，都是在軍事領域以外贏得或消彌戰爭的典型範例。這種跨領域解決戰爭難題的方式，對當代人來說，應該是一種啟示。因為高度發達的技術綜合時代，已為我們開闢出了遠比古人廣闊得多的施展智慧和手段的領域，使人們夢寐以求的在非軍事領域贏得軍事勝利，用非戰爭手段打贏戰爭的鳳願成為可能。如果我們想把未來戰爭的勝利緊緊攥在手裡，就必須對這一前景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即在一場也許不是以軍事行動為主導的領域中，進行一場可能波及當事國全部領域的戰爭。至於這樣一場戰爭將以什麼武器、什麼手段、什麼人員以及在什麼方向、什麼領域中進行，眼下當然還是一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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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全面優勢”，是美國陸軍在其《2010年陸軍構想》中提出的戰略目標。
[17]“全球參與”是美國空軍1997年底提出的21世紀空軍發展戰略，用以取代應付冷戰後局勢的“全球力量全球抵達”的戰略構想。其中特別強調了空軍的6大核心能力：航空與航天優勢；全球攻擊；全球快速機動；精確打擊；信息優勢；靈活的作戰支援。（見《全球參與21世紀美國空軍構想》）
從俄美對各自主導兵器的戰略性調整，可看出那種以殺傷力大小為條件，選擇主導兵器的做法已經過時。對主兵器的選擇來說，武器的殺傷力不過是兵器的諸多技術性能之一。比技術性能更重要的是對戰爭目的、作戰目標和安全環境的基本考慮。因此，主兵器應是對達成上述目標最為有效的兵器，而且必須是能與其它兵器有機組合，構成完整武器系統的主導性因素。在現代技術條件下，主兵器大都已不是單一武器，而是“系統集成”，同時它又是更大的系統中的一部分[18]。大量高新技術的湧現，戰爭目標的不斷調整，在為主兵器的選擇及與其它兵器的組合使用方面，提供了足夠的上下行空間的同時，也使主兵器與其它全部兵器的主從關係變得更加撲朔迷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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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系統的系統”的概念，是曾任參聯會副主席的海軍上將歐文斯與他的高級顧問布萊克共同研究的結果。歐文斯認為，當代軍事技術革命，不再只是軍艦、飛機、坦克等武器平台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傳感器系統、通信系統以及精確制導武器系統等因素，這些系統的介入，使軍隊的編制和作戰方式都將產生根本性的革命。也許，今後不應再分陸、海、空軍，而是“傳感器軍”、“機動打擊軍”、“智能保障軍”等。（見《國防大學學報》、（現代軍事》、《世界軍事》，陳伯江對歐文斯的訪問錄）
[19]與軍事革命的技術派的樂觀見解不同，我們不認為技術可以穿透戰爭“或然性”的迷霧，因為戰爭的或然性主要不是來自物理或地理的阻隔，而是來自人心。
同樣的因素也在影響著戰爭手段的運用。在戰爭中，把軍事行動天經地義的當做主手段，而其它所有手段則被視為輔助手段的觀念正在過時。也許過不了多久，美國人就會發現，在對付像本·拉丹這樣的恐怖組織的戰爭中，軍事手段只是其全部可動用手段中的一種，更為有效的、能對拉丹造成毀滅性打擊的手段，很可能不是巡航飛彈，而是由它或更多手段配合的在網絡上展開的金融封殺戰。
手段的複雜化帶來的是出乎一切軍人意料的結果：戰爭的平民化。因此，在這裡，我們所說的主兵力與全兵力的問題，除了軍隊內部和作戰行動中兵力的調度、分配和運用，還包括全體民眾在何種程度上對戰爭的參與。當非職業軍人的戰爭或准戰爭行動，越來越多地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時，誰是未來戰爭的主兵力，正在全球範圍內變成一個過去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如我們已經在前面多次提到過的“網徒”襲擊美國和印度國防部網絡中心的事件，即是這方面的證據。
無論是純粹的戰爭行動，還是非戰爭軍事行動，抑或非軍事戰爭行動，只要是帶有作戰性質的行動，便都存在一個怎樣準確選擇主要作戰方向和攻擊點的問題，也就是在由整個戰爭、戰場或戰線構成的全向度上，確定你的主向度的問題。這幾乎是令一切即便擁有精良武器、多種手段、充足兵力的統帥也最感頭疼的問題。但像亞歷山大、漢尼拔、納爾遜、尼米茲之輩和中國古代的孫武、孫臏，卻都是擅長選擇出敵不意的主攻方向的高手。利德爾·哈特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把選擇最出敵預料的行動方向和抵抗力最弱的路線叫做“間接戰略”。在戰爭空間已經由陸海空天電廣延至社會政治、經濟、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諸領域的今天，各種因素的交叉互動，已使軍事領域很難理所當然的成為每一場戰爭的主導領域。戰爭將在非戰爭領域中展開，這樣的觀點說來很奇怪也很難讓人接受，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趨勢就是如此。其實遠在古典戰爭時期，戰爭就不曾始終局限在單一領域中，像藺相如“完壁歸趙”的外交戰，或像墨子與公輸班的虛擬戰，都是在軍事領域以外贏得或消彌戰爭的典型範例。這種跨領域解決戰爭難題的方式，對當代人來說，應該是一種啟示。因為高度發達的技術綜合時代，已為我們開闢出了遠比古人廣闊得多的施展智慧和手段的領域，使人們夢寐以求的在非軍事領域贏得軍事勝利，用非戰爭手段打贏戰爭的鳳願成為可能。如果我們想把未來戰爭的勝利緊緊攥在手裡，就必須對這一前景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即在一場也許不是以軍事行動為主導的領域中，進行一場可能波及當事國全部領域的戰爭。至於這樣一場戰爭將以什麼武器、什麼手段、什麼人員以及在什麼方向、什麼領域中進行，眼下當然還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