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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就出現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嚴復歷來對革命的態度，就可推想他對這次新興的社會革命的評價了，何況這是一次與法國大革命性質有別，且更為激烈的無產階級革命。
“歐東過激黨，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黨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為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為均貧而已。殘虐暴厲，其在鄂得薩所為，報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讀，方之德卒入比，所力又有過矣。其政體屬少數政治。足下試思，如此豺狼，豈有終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者那?此如中國明季政窳，而有闖、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斷言”[93]
在蘇俄社會主義運動方興未艾、蒸蒸日上之時，嚴復作這種驚人預言，自然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相反，這段話語一直是被說明嚴復頑固反動的強有力的例證。但今天的事實已是昭然若揭，嚴復當年的睿智遠見也不證自明。
在國內，新文化運動已搶奪話語權利，正以摧枯拉朽之勢將各種傳統勢力和復古主義者從文化領域清除出去。以嚴復先前對於語體文的態度，也不能迎合這一新潮流。不過，他對這一運動雖有微詞，有趣的是，他卻取一聽之任之的態度。他對自己幾位好友的阻抗行為不以為然。“辜鴻銘議論稍有驚俗，然亦不無理想，不可抹殺，渠生平極恨西學，以為專言功利，致人類塗炭。鄙意以為然。至其訾天演學說，則坐不能平情以聽達爾文諸家學說，又不悟如今日，德人所言天演。以攻戰為利器之說，其義剛與原書相反。西人如沙拉佩等，已詳辨之，以此訾達爾文、赫胥黎諸公，諸公所不受也。”[94]至於自己的同鄉好友“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95]
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逐漸高漲，學生愛國運動也隨之興起。當嚴復聞說軍閥政府促拿捕殺學生時，則表示“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決也。”[96]對新興的學生愛國運動不抱希望，這一態度與孫中山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大相逕庭。中山先生認為“自北京大學大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在嚴復晚暮之年，世界風雲變幻莫測，中國社會動盪不安，人們越來越難捉摸人類的前進方向和中國的發展前途，整個知識界都處在一種迷惘、思考和探索之中。嚴復已入耆暮之年，思考探索之力已無從說起，迷惘憂慮之苦卻緊緊地纏繞著他。
“自陽三月二十二日以來，歐西決戰，乃從來未有之曾激烈。德人傾國以從，英、法先見挫衄，至其結果何如，尚復不敢輕道，所可知者，此役解決之餘，乃成新式世界。俄之社會主義，能否自成風氣，正未可知。而吾國居此潮流之中，受東西迫桚，當成何局，雖有聖者，莫能睹其終也。”[97]
1921年10月3日，嚴復臨終前，立下遺囑，對自己的一生作了辛酸的總結，對於來者寄予最後的期望，現錄於茲：
嗟呼!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後，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故本呈自閱歷，贈言汝所，其諦聽之。
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不復更來。
須勤思，而加條理。
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98]
這份對歷史的最後交待，貫穿著嚴復對中國人文傳統和自己生平經驗的深刻反省，雖然它的色彩似乎偏於平和、陳舊，然其內含的人生哲理和深邃意蘊，讀來令人感到其味無窮。
10月27日(陰曆九月廿七日)，嚴復帶著無限的惆悵，離開了人事紛攘的世界。是年底，嚴復與其糟糠之妻合葬於其故鄉陽崎鰲頭山之陽，他的密友前清大吏陳寶琛為其作墓志銘，墓碑上刻著人們在今日看來與嚴復身份極不相稱的標題：“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一個以啟蒙、愈愚為取志的近代思想家，最後卻被人披上了一件陳破不堪的傳統舊裝，蓋棺論定。這真是一個絕大的歷史嘲諷!嚴復九泉之下有知，會作何感想呢?
應當承認，嚴復晚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回觀與反思，是在其心境不佳的狀態下進行的。個人健康狀況的每況愈下，使他失去了壯年時期那種進取心理，也給他的整個心態蒙上了陰影。情緒的消沉、思想的低調，都表現出他已失去了一個啟蒙思想家應有的銳氣和鋒芒。不過，事物的正負兩面常常是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熾熱的情緒容易產生偏激的思想和非理性的衝動，冷沉的心態則可能使人對事物的把握接近理性和客觀。從這個意義上說，嚴復晚年對中西文化的重估和對中國文化的前瞻，其中包含了不少合理因素，為後人留下了一份可資利用和挖掘的思想遺產。
首先，建設新文化必須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新文化的產生既是以否定和突破傳統文化為前提，又是以繼承和揚棄傳統文化為基礎，二者之間不可偏廢。而繼承和揚棄傳統文化的成功處理，就是要對之進行創造性的轉換，使之成為能為現代所用的東西。所謂創造性的轉換，亦即把中國人文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其變成能在現代社會環境中生存、發展的種子，同時在現代化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認同。無可否認，傳統文化在近代以後已漸趨衰落之勢，但它的某些積極因素或合理內核還會融入新的文化中，實現新舊文化的連續性，對民族文化的自我調節繼續發揮它的正面作用，因此，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不僅對新文化建設無害，而且應構成新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其次，傳統道德規範作為人類文明的積澱，仍將在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社會調節作用。在一個社會實現體制更替或步入現代化軌道時，常常出現“不擇手段，只問目的”的情形，有時人們還認為這是原始資本積累時期一種必要的罪惡，然而人類現代化的事實已對這種觀點作了最有力的駁正。在西方，新教倫理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鑄造;在東方，儒家倫理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工業化過程中人際關係的調諧，都表明傳統的倫理道德並不全然是現代化的阻力和消極因素，關鍵在於如何把握。成功的利用傳統倫理道德，往往可以減少社會的震盪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磨擦.使現代化有條不紊地進行。否則，對傳統道德資源的蔑視和破壞，將使現代化失去其應有的生態環境。在這裡，培養人的善良意識是極為重要的，現代社會的激烈競爭容易產生以強凌弱的局面，從而加劇各種社會矛盾，為此，必須造就一種調節社會矛盾的潤滑濟。宗教、慈善事業、人道主義、倫理教育都有其不可忽視的調節作用，其本質都是勸人為善。而一個文明社會如果沒有普通人認可的基本公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文明社會的巨大破壞使嚴復深切地認識到這一點，他晚年注重倡導傳統的倫理道德，表明了他對人類文明的關切之深。
“歐東過激黨，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黨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為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為均貧而已。殘虐暴厲，其在鄂得薩所為，報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讀，方之德卒入比，所力又有過矣。其政體屬少數政治。足下試思，如此豺狼，豈有終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者那?此如中國明季政窳，而有闖、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斷言”[93]
在蘇俄社會主義運動方興未艾、蒸蒸日上之時，嚴復作這種驚人預言，自然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相反，這段話語一直是被說明嚴復頑固反動的強有力的例證。但今天的事實已是昭然若揭，嚴復當年的睿智遠見也不證自明。
在國內，新文化運動已搶奪話語權利，正以摧枯拉朽之勢將各種傳統勢力和復古主義者從文化領域清除出去。以嚴復先前對於語體文的態度，也不能迎合這一新潮流。不過，他對這一運動雖有微詞，有趣的是，他卻取一聽之任之的態度。他對自己幾位好友的阻抗行為不以為然。“辜鴻銘議論稍有驚俗，然亦不無理想，不可抹殺，渠生平極恨西學，以為專言功利，致人類塗炭。鄙意以為然。至其訾天演學說，則坐不能平情以聽達爾文諸家學說，又不悟如今日，德人所言天演。以攻戰為利器之說，其義剛與原書相反。西人如沙拉佩等，已詳辨之，以此訾達爾文、赫胥黎諸公，諸公所不受也。”[94]至於自己的同鄉好友“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95]
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逐漸高漲，學生愛國運動也隨之興起。當嚴復聞說軍閥政府促拿捕殺學生時，則表示“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決也。”[96]對新興的學生愛國運動不抱希望，這一態度與孫中山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大相逕庭。中山先生認為“自北京大學大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在嚴復晚暮之年，世界風雲變幻莫測，中國社會動盪不安，人們越來越難捉摸人類的前進方向和中國的發展前途，整個知識界都處在一種迷惘、思考和探索之中。嚴復已入耆暮之年，思考探索之力已無從說起，迷惘憂慮之苦卻緊緊地纏繞著他。
“自陽三月二十二日以來，歐西決戰，乃從來未有之曾激烈。德人傾國以從，英、法先見挫衄，至其結果何如，尚復不敢輕道，所可知者，此役解決之餘，乃成新式世界。俄之社會主義，能否自成風氣，正未可知。而吾國居此潮流之中，受東西迫桚，當成何局，雖有聖者，莫能睹其終也。”[97]
1921年10月3日，嚴復臨終前，立下遺囑，對自己的一生作了辛酸的總結，對於來者寄予最後的期望，現錄於茲：
嗟呼!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後，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故本呈自閱歷，贈言汝所，其諦聽之。
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不復更來。
須勤思，而加條理。
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98]
這份對歷史的最後交待，貫穿著嚴復對中國人文傳統和自己生平經驗的深刻反省，雖然它的色彩似乎偏於平和、陳舊，然其內含的人生哲理和深邃意蘊，讀來令人感到其味無窮。
10月27日(陰曆九月廿七日)，嚴復帶著無限的惆悵，離開了人事紛攘的世界。是年底，嚴復與其糟糠之妻合葬於其故鄉陽崎鰲頭山之陽，他的密友前清大吏陳寶琛為其作墓志銘，墓碑上刻著人們在今日看來與嚴復身份極不相稱的標題：“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一個以啟蒙、愈愚為取志的近代思想家，最後卻被人披上了一件陳破不堪的傳統舊裝，蓋棺論定。這真是一個絕大的歷史嘲諷!嚴復九泉之下有知，會作何感想呢?
應當承認，嚴復晚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回觀與反思，是在其心境不佳的狀態下進行的。個人健康狀況的每況愈下，使他失去了壯年時期那種進取心理，也給他的整個心態蒙上了陰影。情緒的消沉、思想的低調，都表現出他已失去了一個啟蒙思想家應有的銳氣和鋒芒。不過，事物的正負兩面常常是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熾熱的情緒容易產生偏激的思想和非理性的衝動，冷沉的心態則可能使人對事物的把握接近理性和客觀。從這個意義上說，嚴復晚年對中西文化的重估和對中國文化的前瞻，其中包含了不少合理因素，為後人留下了一份可資利用和挖掘的思想遺產。
首先，建設新文化必須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新文化的產生既是以否定和突破傳統文化為前提，又是以繼承和揚棄傳統文化為基礎，二者之間不可偏廢。而繼承和揚棄傳統文化的成功處理，就是要對之進行創造性的轉換，使之成為能為現代所用的東西。所謂創造性的轉換，亦即把中國人文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其變成能在現代社會環境中生存、發展的種子，同時在現代化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認同。無可否認，傳統文化在近代以後已漸趨衰落之勢，但它的某些積極因素或合理內核還會融入新的文化中，實現新舊文化的連續性，對民族文化的自我調節繼續發揮它的正面作用，因此，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不僅對新文化建設無害，而且應構成新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其次，傳統道德規範作為人類文明的積澱，仍將在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社會調節作用。在一個社會實現體制更替或步入現代化軌道時，常常出現“不擇手段，只問目的”的情形，有時人們還認為這是原始資本積累時期一種必要的罪惡，然而人類現代化的事實已對這種觀點作了最有力的駁正。在西方，新教倫理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鑄造;在東方，儒家倫理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工業化過程中人際關係的調諧，都表明傳統的倫理道德並不全然是現代化的阻力和消極因素，關鍵在於如何把握。成功的利用傳統倫理道德，往往可以減少社會的震盪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磨擦.使現代化有條不紊地進行。否則，對傳統道德資源的蔑視和破壞，將使現代化失去其應有的生態環境。在這裡，培養人的善良意識是極為重要的，現代社會的激烈競爭容易產生以強凌弱的局面，從而加劇各種社會矛盾，為此，必須造就一種調節社會矛盾的潤滑濟。宗教、慈善事業、人道主義、倫理教育都有其不可忽視的調節作用，其本質都是勸人為善。而一個文明社會如果沒有普通人認可的基本公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文明社會的巨大破壞使嚴復深切地認識到這一點，他晚年注重倡導傳統的倫理道德，表明了他對人類文明的關切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