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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現傳統向現代的創造性轉換，這是任何一個邁向近代化的國家都無法迴避的課題。解決這一間題的一個癥結就是如何給傳統文化賦予現代意義.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證明，它們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傳統文化，相反通過挖掘傳統文化的精神養料，使自身的文化傳統得以延伸和光大，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繫，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從這一個角度看，嚴復晚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不僅無可厚非，而且有其合理因素。以嚴復在英國的經驗體會和他對中國社會變革的親身經驗，他無疑已看到傳統文化在近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能成功地處理歷史遺產，往往可帶來社會的有序、穩定與和諧;對傳統文化的蔑視，則可能因為價值領域的真空，倫理道德的失范，整個社會失去應有的平衡，而陷於一場巨大的混亂之中。正是基於這一理解，嚴復晚年對傳統文化作了重新估價。
嚴復晚年對中西文化的重估，除了其自身的學理探討使然外，更多的是來自中國社會現實的刺激和對西方文明所出現的危機的深深失望。從國內情況看，民國初建伊始，政治仍漆黑一團，社會動盪不安，共和政體徒具形式，“吏之作奸，如蝟毛起，民方狼顧，有朝不及夕之優。”[80]嚴復未能洞察產生這一情況的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而將之歸究為辛亥革命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由此引起他對共和政體的大為不滿，“終覺共和國體，非吾種所宜”[81]，認為只有實行君主政體，建立一個穩固的強有力政府，才能結束社會的動亂局面，“故問中華國體，則自以君主為宜”。[82]既然中國還需實行君主政體，那麼“將必有孟(子)、董(仲舒)、韓(愈)、胡(安定)其人者出，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於既廢之餘，於以回一世之狂惑，庶幾得去死亡之禍，而有所息肩。”[83]這樣，重新認識傳統文化自然就是必要的了。
從國際環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方列強相互殘殺，昔日資本主義世界的繁華之夢被硝煙滾滾的戰爭風雲擊得粉碎，目睹這種戰爭慘況，嚴復更是為之震驚，他不禁悲嘆：“歐羅巴之戰，僅三年矣，種民肝腦塗地，身葬海魚以億兆計，而猶未已。橫暴殘酷，於古無聞”[84]，“文明科學，效其於人類知此”，“當糜幾許金錢，當殘若干生命?”他對西方文明的理想之夢隨之也破滅，“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85]他從自己這段不尋常的經歷中深切認識到：“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86]
嚴復如此貶低西方文化的全部價值，如此抬高中國文化的未來意義，自然是相對偏激了。但是返觀當時的知識界，有這種思想傾向的人大有人在。歐戰期間，西方思想界也有不少人，以為西方物質文明破產了，科學破產了，需要從東方文明中尋求精神養料，並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儒家倫理學說深表欽佩。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轟動一時的著作《西方的沒落》，就是瀰漫西方的文化悲觀主義的表現。當時歐洲許多人的心態是“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87]在東方，印度著名文學家泰戈爾表示：“泰西文化單趨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缺陷殊多，此觀於西洋文化因歐戰而破產一事，已甚明顯;……反之東洋文明則最健全”，[88]於是研究東方文化一時成為國際知識界的時尚。這股思潮波擊國內，康有為提出“以孔教為本”論，梁啓超主張“東西文化互補”觀，章太炎鼓吹“復興亞洲古學”，孫中山倡言“固有道德高尚”論，與這些觀點相映照，嚴復內心世界也發出了共鳴：“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蟻聚蜂屯，價值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89]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探索，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迅速向以“蘇俄模式”為樣板的社會主義邁進;而嚴復、梁啓超、章太炎等人則開始轉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
須加注意的是，嚴復等人因由於反省西方文明的弊害和憂慮中國社會現實的惡化，所出現的“復古”傾向，與那種夜郎自大、閉關自守的封建頑固派的守舊是截然不同的，它內含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從理論的層面看，嚴復雖主張“復古”，但對孔孟之道仍希望“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它帶有“以復古為革新”的味道。從實際的層面看，嚴復等人“復古”觀，雖處於革命思潮的負面，但它並沒有消沉，或被歷史的大潮淘汰，而是一直作為一條輔線潛滋暗長。“五四”以後，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的興起，正是對這一“復古”傾向某種程度的承繼和發展。
5.3 愈懋老人的啟示
嚴復垂垂老矣，在他與家人、朋友、學生的通信中，常常擺出長者的姿態教誨晚輩，談及自己的病情發展情況，不時也伴隨著暮年的喟嘆。他回顧自己一生的治學生涯，充滿了感傷的色彩，似有壯志未酬之感：
“間嘗自數生平得天不為不厚，而終至無補於時者，正緣少壯之時太主難進易退主義，不肯努力進取，雖浮名滿世，而資力淺薄，終無以為左右時世之資，袖手窮居，坐觀沉陸，是可嘆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陳力社會，自所不能，而回顧生平，自問未了心愿，即亦無兒。”[90]
展望未來，嚴復的心情更為沉鬱，與同時期昂揚向上的新思潮相比，更多地顯露了一種悲觀主義的心態。
“深惑大地之上，劫運方殷。復百方思量，總覺二三十年中，無太平希望。羸病餘生，旦暮入地，睹茲世運，惟有傷心無窮而已。”[91]
如果說民國初年的嚴復對時勢的發展，還圖謀有所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嚴復因先前列名“籌安會”，被時人所詬病，已完全失去了言論家的資格。這樣，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裡、嚴復於己是“羸病餘生”，除了閱書看報，偶然與親友通信，已很難再從事戶外的活動了。於世則是力不從心，雖然他仍關心時局，且常有議論，但都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他與當局已不再發生政治聯繫。
然而，國內外的形勢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未結束以前，嚴復就已看出：“歐戰無論如何，大勢明年必了。了後便是簇新世界，一切舊法，所存必寡，此又斷然可知者也。”[92]但新的變化，既非嚴復所逆料，更非他所歡迎。
嚴復晚年對中西文化的重估，除了其自身的學理探討使然外，更多的是來自中國社會現實的刺激和對西方文明所出現的危機的深深失望。從國內情況看，民國初建伊始，政治仍漆黑一團，社會動盪不安，共和政體徒具形式，“吏之作奸，如蝟毛起，民方狼顧，有朝不及夕之優。”[80]嚴復未能洞察產生這一情況的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而將之歸究為辛亥革命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由此引起他對共和政體的大為不滿，“終覺共和國體，非吾種所宜”[81]，認為只有實行君主政體，建立一個穩固的強有力政府，才能結束社會的動亂局面，“故問中華國體，則自以君主為宜”。[82]既然中國還需實行君主政體，那麼“將必有孟(子)、董(仲舒)、韓(愈)、胡(安定)其人者出，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於既廢之餘，於以回一世之狂惑，庶幾得去死亡之禍，而有所息肩。”[83]這樣，重新認識傳統文化自然就是必要的了。
從國際環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方列強相互殘殺，昔日資本主義世界的繁華之夢被硝煙滾滾的戰爭風雲擊得粉碎，目睹這種戰爭慘況，嚴復更是為之震驚，他不禁悲嘆：“歐羅巴之戰，僅三年矣，種民肝腦塗地，身葬海魚以億兆計，而猶未已。橫暴殘酷，於古無聞”[84]，“文明科學，效其於人類知此”，“當糜幾許金錢，當殘若干生命?”他對西方文明的理想之夢隨之也破滅，“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85]他從自己這段不尋常的經歷中深切認識到：“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86]
嚴復如此貶低西方文化的全部價值，如此抬高中國文化的未來意義，自然是相對偏激了。但是返觀當時的知識界，有這種思想傾向的人大有人在。歐戰期間，西方思想界也有不少人，以為西方物質文明破產了，科學破產了，需要從東方文明中尋求精神養料，並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儒家倫理學說深表欽佩。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轟動一時的著作《西方的沒落》，就是瀰漫西方的文化悲觀主義的表現。當時歐洲許多人的心態是“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87]在東方，印度著名文學家泰戈爾表示：“泰西文化單趨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缺陷殊多，此觀於西洋文化因歐戰而破產一事，已甚明顯;……反之東洋文明則最健全”，[88]於是研究東方文化一時成為國際知識界的時尚。這股思潮波擊國內，康有為提出“以孔教為本”論，梁啓超主張“東西文化互補”觀，章太炎鼓吹“復興亞洲古學”，孫中山倡言“固有道德高尚”論，與這些觀點相映照，嚴復內心世界也發出了共鳴：“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蟻聚蜂屯，價值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89]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探索，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迅速向以“蘇俄模式”為樣板的社會主義邁進;而嚴復、梁啓超、章太炎等人則開始轉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
須加注意的是，嚴復等人因由於反省西方文明的弊害和憂慮中國社會現實的惡化，所出現的“復古”傾向，與那種夜郎自大、閉關自守的封建頑固派的守舊是截然不同的，它內含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從理論的層面看，嚴復雖主張“復古”，但對孔孟之道仍希望“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它帶有“以復古為革新”的味道。從實際的層面看，嚴復等人“復古”觀，雖處於革命思潮的負面，但它並沒有消沉，或被歷史的大潮淘汰，而是一直作為一條輔線潛滋暗長。“五四”以後，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的興起，正是對這一“復古”傾向某種程度的承繼和發展。
5.3 愈懋老人的啟示
嚴復垂垂老矣，在他與家人、朋友、學生的通信中，常常擺出長者的姿態教誨晚輩，談及自己的病情發展情況，不時也伴隨著暮年的喟嘆。他回顧自己一生的治學生涯，充滿了感傷的色彩，似有壯志未酬之感：
“間嘗自數生平得天不為不厚，而終至無補於時者，正緣少壯之時太主難進易退主義，不肯努力進取，雖浮名滿世，而資力淺薄，終無以為左右時世之資，袖手窮居，坐觀沉陸，是可嘆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陳力社會，自所不能，而回顧生平，自問未了心愿，即亦無兒。”[90]
展望未來，嚴復的心情更為沉鬱，與同時期昂揚向上的新思潮相比，更多地顯露了一種悲觀主義的心態。
“深惑大地之上，劫運方殷。復百方思量，總覺二三十年中，無太平希望。羸病餘生，旦暮入地，睹茲世運，惟有傷心無窮而已。”[91]
如果說民國初年的嚴復對時勢的發展，還圖謀有所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嚴復因先前列名“籌安會”，被時人所詬病，已完全失去了言論家的資格。這樣，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裡、嚴復於己是“羸病餘生”，除了閱書看報，偶然與親友通信，已很難再從事戶外的活動了。於世則是力不從心，雖然他仍關心時局，且常有議論，但都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他與當局已不再發生政治聯繫。
然而，國內外的形勢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未結束以前，嚴復就已看出：“歐戰無論如何，大勢明年必了。了後便是簇新世界，一切舊法，所存必寡，此又斷然可知者也。”[92]但新的變化，既非嚴復所逆料，更非他所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