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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學說流衍發凡達二百餘年，對法國和世界其它國家影響甚大，然其見諸實踐的後果如何呢?當初，盧梭自創其學說時是為了給人類帶來幸福，給社會帶來平等，給個人帶來自由，“然而執是推行，將果為人倫之福利歟?”嚴復認為，“抑其深極，所害者不僅富貴之家，而貧賤者所蒙乃尤烈”。“自此論之出，垂二百年，不傳暴烈之子，亦有仁義之人，憤世法之不平，閔民生之況瘁，奉若玉律金科，以為果足以救世。一誤再誤，不能自還。”[66]給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帶來了莫大的不幸。故嚴復的結論是“盧梭之說，其所以誤人者，以其動於感情，懸意虛造，而不詳諸人群歷史之事實。”由是觀之，“盧梭之所謂民約者，吾不知其約於何世也”。[67]
上述嚴復對盧梭“民約論”的批評，撇開它的現實意義不論，從純學理而言，它蘊含不少合理因素，且不乏真知灼見。羅素後來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也對盧梭的思想作了類似於嚴復這樣的批判。遺憾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由於受到理性主義的引導，進行了自我調節，從而避免了革命所帶來的禍亂。中國的近代社會則一直被一種非理性的激情所牽引，革命接踵發生，然近代化的進程則一誤再誤，世局越來越壞，由此也不難想見，嚴復晚年所處的尷尬處境。這是嚴復的悲哀，還是一個不成熟社會的悲哀?這是值得人們去反思的一個問題。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嚴復主張“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發展和光大。
對嚴復這一代人來說，有一個始終無法擺脫的問題，即民族文化在新的環境、新的時代如何生存的問題。民族文化不等於傳統文化，但傳統文化的確構成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民族文化的生存多少是和傳統文化的出路聯繫在一起。“自歐美學科東漸亞陸，其所揚榷而舉似者，不獨名物異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為古人之所無。將欲廢之乎?則於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將欲倡之乎?
則其勢且將以蔑古。……使古而蔑，將吾國之有存者幾何?”[68]嚴復對這一問題，頗費思考。他對比中西文化，以為西學長於自然科學，可信而不可棄，“中國舊學，德育為多，故其書為德育所必用。”[69]即使認定中國文化“有病”從更新中國文化的角度出發，也有必要治“舊學”。“譬如治病之醫，不細究病人性質、體力、習慣、病源，便爾侈談方藥，有是理乎?始無論國粹、國文，為吾人所當保守者矣。故不佞謂居今言學，斷無不先治舊學之理，經史詞章，國律倫理，皆不可廢。惟教授舊法當改良。”[70]基於此，嚴復主張中西學並存融合，“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不至枯守其舊，盲隨於新”。
民國初年，嚴復的觀點逐步向傳統文化傾斜，最為人們注目的是他在給弟子熊純如信中的兩段話語，如：
“鄙人行年書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故(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71]
“鄙人年將七十，暮年觀道，十八、十九殆與南海相同，以為吾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國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數千年舊有之教化，決不在今日之新機，此言日後可印證也。”[72]
前一段話雖然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作了很高評價，但它還提出“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表明他對傳統文化並沒有無條件地承繼。後一段話將自己的立場與康有為相提並論，斷言中國未來之轉機有待中國千年“禮治教化”的發揚光大，帶有更為濃厚的“復古”色彩。
對傳統文化的重新估價，導致了嚴復對“尊孔讀經”的極力提倡。1913年，他領銜發起成立孔教會;同時，他還公開發表《思古談》、《讀經當積極提倡》、《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等論文和演講，闡述思古與讀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質文遞擅，創製顯庸，聚無數人之心力，勤苦為之禮樂文章焉，至於吾濟，乃得於民種之中，而猶有當前之地位，如是之階級，則推原返本，非席吾古人之遺澤，又何從而得之!”[73]據此，他呼籲：“嗚呼!蔑古之徒，可以返矣!”
對於傳統文化不能採取隨意貶損的態度，因為它溶注了歷代志士仁人的心血;對於孔孟經書，則應繼續倡讀，因其對於塑造國民人格，有極為重要的教化作用。“夫讀經固非為人之事，其於孔子，更無加損，乃因吾人教育國民不如是，將無人格，轉而他求，則亡國性。無人格謂之非人，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故曰經書不可不讀也。”[74]讀經是為了樹立國民人格，而“忠孝節義”應成為國民精神的主體。“蓋忠之為說，所包甚廣，自人類之有交際，上下左右，皆所必施，而於事國之天職為尤重”;“孝者，隆於報本，得此而後家庭蒙養乃有所施，國民道德發端於此，且為愛國主義所由導源”，“節者，主於不撓，主於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後不濫用自由，而可與結合團體”。至於義，則百行之宜，所以為人格標準，而國民程度之高下視之。但使義之所在，則性命財產皆其所輕。”[75]嚴復認為，建立民彝“誠宜視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之特性”。“以此為立國之精神，導揚漸漬，務使深入人心，常成習慣。”惟其如此，“夫而後保邦制治之事，得所附以為施。”[76]
應當指出，嚴復在有選擇地倡導傳統文化的同時，並沒有否定繼續學習“西學”的必要性，如他也是在發表《讀經當積極提倡》一文中，指出：“若夫形、數、質、力諸科學，與夫今日世界之常識，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輩豈不知之?”[77]他在談及青少年的教育安排時說：“寒家子女少時，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經傳古文，亦無不讀，”“至於從事西文西學，極早須十五六方始，此後中文，則聽子弟隨地自修可耳。”[78]嚴復對自己的子女教育大體也是這樣安排，童年在家治中學，到少年時期，送其出洋留學。有時候嚴復對讀經一事也表現了慎重的態度，“讀經自應別立一科，而所占時間不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刪節，亦不必悉求領悟;至於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課本之中，與讀經不妨分為兩事，蓋前者所以嚴古尊聖，而後者所以達用適時。”[79]可以說，嚴復晚年提出的“讀經”主要是限於道德教育領域，“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在嚴復看來，“西學”的長處是自然科學，中國向西方學習科技沒有什麼懷疑之處。但是，中國人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不應當數典忘祖，完全背叛自己的文化傳統，而應該發掘民族精神的原動力，弘揚傳統，光大傳統，對中國傳統予以現代闡釋，使之實現向現代的轉換。
上述嚴復對盧梭“民約論”的批評，撇開它的現實意義不論，從純學理而言，它蘊含不少合理因素，且不乏真知灼見。羅素後來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也對盧梭的思想作了類似於嚴復這樣的批判。遺憾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由於受到理性主義的引導，進行了自我調節，從而避免了革命所帶來的禍亂。中國的近代社會則一直被一種非理性的激情所牽引，革命接踵發生，然近代化的進程則一誤再誤，世局越來越壞，由此也不難想見，嚴復晚年所處的尷尬處境。這是嚴復的悲哀，還是一個不成熟社會的悲哀?這是值得人們去反思的一個問題。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嚴復主張“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發展和光大。
對嚴復這一代人來說，有一個始終無法擺脫的問題，即民族文化在新的環境、新的時代如何生存的問題。民族文化不等於傳統文化，但傳統文化的確構成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民族文化的生存多少是和傳統文化的出路聯繫在一起。“自歐美學科東漸亞陸，其所揚榷而舉似者，不獨名物異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為古人之所無。將欲廢之乎?則於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將欲倡之乎?
則其勢且將以蔑古。……使古而蔑，將吾國之有存者幾何?”[68]嚴復對這一問題，頗費思考。他對比中西文化，以為西學長於自然科學，可信而不可棄，“中國舊學，德育為多，故其書為德育所必用。”[69]即使認定中國文化“有病”從更新中國文化的角度出發，也有必要治“舊學”。“譬如治病之醫，不細究病人性質、體力、習慣、病源，便爾侈談方藥，有是理乎?始無論國粹、國文，為吾人所當保守者矣。故不佞謂居今言學，斷無不先治舊學之理，經史詞章，國律倫理，皆不可廢。惟教授舊法當改良。”[70]基於此，嚴復主張中西學並存融合，“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不至枯守其舊，盲隨於新”。
民國初年，嚴復的觀點逐步向傳統文化傾斜，最為人們注目的是他在給弟子熊純如信中的兩段話語，如：
“鄙人行年書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故(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71]
“鄙人年將七十，暮年觀道，十八、十九殆與南海相同，以為吾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國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數千年舊有之教化，決不在今日之新機，此言日後可印證也。”[72]
前一段話雖然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作了很高評價，但它還提出“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表明他對傳統文化並沒有無條件地承繼。後一段話將自己的立場與康有為相提並論，斷言中國未來之轉機有待中國千年“禮治教化”的發揚光大，帶有更為濃厚的“復古”色彩。
對傳統文化的重新估價，導致了嚴復對“尊孔讀經”的極力提倡。1913年，他領銜發起成立孔教會;同時，他還公開發表《思古談》、《讀經當積極提倡》、《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等論文和演講，闡述思古與讀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質文遞擅，創製顯庸，聚無數人之心力，勤苦為之禮樂文章焉，至於吾濟，乃得於民種之中，而猶有當前之地位，如是之階級，則推原返本，非席吾古人之遺澤，又何從而得之!”[73]據此，他呼籲：“嗚呼!蔑古之徒，可以返矣!”
對於傳統文化不能採取隨意貶損的態度，因為它溶注了歷代志士仁人的心血;對於孔孟經書，則應繼續倡讀，因其對於塑造國民人格，有極為重要的教化作用。“夫讀經固非為人之事，其於孔子，更無加損，乃因吾人教育國民不如是，將無人格，轉而他求，則亡國性。無人格謂之非人，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故曰經書不可不讀也。”[74]讀經是為了樹立國民人格，而“忠孝節義”應成為國民精神的主體。“蓋忠之為說，所包甚廣，自人類之有交際，上下左右，皆所必施，而於事國之天職為尤重”;“孝者，隆於報本，得此而後家庭蒙養乃有所施，國民道德發端於此，且為愛國主義所由導源”，“節者，主於不撓，主於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後不濫用自由，而可與結合團體”。至於義，則百行之宜，所以為人格標準，而國民程度之高下視之。但使義之所在，則性命財產皆其所輕。”[75]嚴復認為，建立民彝“誠宜視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之特性”。“以此為立國之精神，導揚漸漬，務使深入人心，常成習慣。”惟其如此，“夫而後保邦制治之事，得所附以為施。”[76]
應當指出，嚴復在有選擇地倡導傳統文化的同時，並沒有否定繼續學習“西學”的必要性，如他也是在發表《讀經當積極提倡》一文中，指出：“若夫形、數、質、力諸科學，與夫今日世界之常識，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輩豈不知之?”[77]他在談及青少年的教育安排時說：“寒家子女少時，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經傳古文，亦無不讀，”“至於從事西文西學，極早須十五六方始，此後中文，則聽子弟隨地自修可耳。”[78]嚴復對自己的子女教育大體也是這樣安排，童年在家治中學，到少年時期，送其出洋留學。有時候嚴復對讀經一事也表現了慎重的態度，“讀經自應別立一科，而所占時間不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刪節，亦不必悉求領悟;至於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課本之中，與讀經不妨分為兩事，蓋前者所以嚴古尊聖，而後者所以達用適時。”[79]可以說，嚴復晚年提出的“讀經”主要是限於道德教育領域，“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在嚴復看來，“西學”的長處是自然科學，中國向西方學習科技沒有什麼懷疑之處。但是，中國人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不應當數典忘祖，完全背叛自己的文化傳統，而應該發掘民族精神的原動力，弘揚傳統，光大傳統，對中國傳統予以現代闡釋，使之實現向現代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