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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建立以後，形勢發展不容樂觀。脆弱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世局的動盪和混亂使嚴復再次陷入深深的憂愁和煩惱之中，在給一友的信中他如是寫道：“惟是年來心如眢井，有大殷深源咄咄書空之意，向以文字為性命，近則置中西書不觀，動輒累月，所謂禽視獸啄，越過目前而已。”[37]世局如此，嚴復的心中蒙上了一層深灰色的陰影。對社會安定的祈望，壓倒了對民主理想的追求。因此，他對民國初年的黨派之爭一概厭惡。而國民黨人對袁世凱獨裁的抗爭，反而促成他反對共和革命。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嚴復認為，戰亂之起，純由國民黨“不察事勢，過爾破壞，大總統誠不得已而用兵。”前此他就認為，民國後出現的動亂，根由是“吾國內君主逕入共和，越躐階級。”事變之後，他更確認：“往往一眾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於獨夫”。[38]這樣，嚴復又重新退回到自己以前的觀點，即：一場共和革命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中國民眾尚不具備實行民主共和的觀點。他說：“往者不佞以革命為深憂，身未嘗一日與朝列為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已明矣。所以嘵嘵者，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為。”[39]自認革命這一成熟的跳躍進化在現實中必然嘗到其負面的苦果。在這種背景下，1914年2月，嚴復發表《《民約》平議》，系統批判盧梭的天賦人權說，從理論上對革命和共和政體作了全面的清算。
有了上述思想基礎，社會愈是動盪，越是驅迫嚴復倒向強人政治。他與人感慨地說：“天下仍須定於專制，不然，則秩序恢復之不能，尚富強之可歧乎?”[40]所以，1915年袁世凱為復辟帝制緊鑼密鼓時，嚴復雖然認為袁氏“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於理想的立憲君主“非其選耳”，卻又覺得“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41]對列名“籌安會”他不置可否，卻拒絕公開參加任何活動和發表任何擁袁言論，這種暖昧態度反映了他當時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態。張勳復辟帝制時，千夫所指，嚴復卻贊成這一舉動“是血性男兒忠臣孝子之事”，“復辟通電，其歷指共和流弊，乃言人人之所欲言”。[42]嘆惜張“不得終其志，以成完人，甚可惜也。”嚴復內心對現實的錯覺和誤解似乎已達頂點。此後，他從現實的政局變動中多少體會到：復辟帝制，已是窮途末路。漢族強人，不可能有回天之力，“至於滿人，更不消說。”[43]他完全退到一個歷史旁觀者的立場，面對時代風雲變幻不定的社會風潮，嚴復這位年邁多病的老人，業已完全失去了駕馭時代新思潮的思想能力，他對舊事的感嘆，對新風的騷怨，除了表明自己即興的感喟外，已很難使他再扮演一個歷史創造者的角色了。
綜上所述，嚴復在戊戌維新失敗以後，其思想發展、變化隨著時勢的運行，確實發生了某些波動。大體來說，戊戌維新時期，他迫於民族救亡的危局，曾大力倡導維新，表現了一個啟蒙思想家無畏的勇氣，是為時代風潮的引導者。戊戌維新以後至辛亥革命以前，他贊成民主政治，主張實施立憲，但對以革命實現民主共和政體之目的頗有異議。辛亥革命以後，他希望尋找一種能使社會持續穩定的政治體制，對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大變動不以為然，期待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這就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對任何建立一種穩定、有效、享有權威的政府的努力和嘗試抱有期望。即使如此，嚴復對自由的理念並沒有消沉，在《《莊子》評語》中仍有充分表現。但在如何處理與現實政治態度之間關係時，嚴復確已失去了應有的平衡。他所表現的比較偏於保守的政治態度，阻礙了人們對其內在深層所持政治理念的理解。應該說，嚴復一生的思想框架大體未變，如他對激進革命的態度，對中國民智的估價，對政治改革的謹慎態度，可以說是一以貫之，只是由於時代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內容和新形式，嚴復在將之塞入自己的思想框架時，越來越感覺困難，這在他的晚年尤其如此。
5.2 重估中西文化
如果說，嚴復晚年的政治思想還出現了某種矛盾狀態的話，其中西文化觀則表現出比較清晰的一面。戊戌維新時期嚴復文化上的激進主義與政治上的漸進主義形成強烈對比，他對傳統學術及守舊的文化心態曾發出“吾寧負發狂之名決不能喔咿嚅嗖，更蹈作無恥之故轍”[44]的叫喊，對傳統文化消極部分表現出勇猛激烈的批判態度。即使如此，他也不贊成對舊學的全盤性否定，對崇洋慕新的輕狂和浮躁更為反感。他批評輕剽者“乃謂舊者既廢棄，何若忽棄一切，以趨於時”[45]的輕浮。他認為，對待中西文化應認真“別擇”，對待傳統價值則要區分國粹和國渣。中國有數千年的文明歷史，中國政教和民智、民德、民力其短日彰，不可為諱，然而，“使深而求之，其中實有可為強族大國之儲能，雖推斫而不可滅者。”[46]他引述英國人摩利之言：“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擇其所善者而存之，”強調變法不能盡去舊學，而應發掘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合理因素，使之得以繼承和發揚光大。
究竟以什麼標準取捨中西文化?嚴復不同意傳統那種認為“中國為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為犬羊夷狄”的華夷之辨的文化價值觀，主張排除陳舊的狹陋觀念，把是否有利於人的發展，是否有利於開掘民族文化的潛能作為根本標準。他說：“繼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以求之。惟求之不得，不暇間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新若故也。有一道於此，致吾於愚矣，且由愚而得貧弱，雖出於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將棄之，等而下焉者無論已。有一道於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療貧起弱焉，雖出於夷狄禽獸，猶將師之，等而上焉者無論已。”[47]不管是中學西學，聖學夷學，都必須看其是否對於提高民族文化的素質，對於中國走向富強這一標準進行認真抉擇。為此，嚴復無論是翻譯西方名著，還是探討中學得失，都對它們進行一番細緻、嚴格的辨認，將其內含的合理因素挖掘出來。
辛亥革命以前，嚴復對傳統學術的選擇表現出尊百家而貶儒學的傾向，對“西學”的倡導則以自由主義、社會進化論和古典經濟學、邏輯學、政治學理論為主。辛亥革命以後，嚴復儘管在理論上仍堅持有條件“別擇”中西文化，但其具體內容卻與以前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西學方面，嚴複本來是不遺餘力地介紹和宣傳西方近代思想，但由於辛亥以來中國政治局勢的急劇變動和社會秩序的嚴重動盪，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已經超出了他所能設想的範圍，他感到有必要從理論上對已輸入中國的西方近代思想作一番清理，指出其所帶來的某些流弊，正是基於這一動機，嚴復晚年更多地注重考察西方文化給中國帶來的消極因素。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嚴復認為，戰亂之起，純由國民黨“不察事勢，過爾破壞，大總統誠不得已而用兵。”前此他就認為，民國後出現的動亂，根由是“吾國內君主逕入共和，越躐階級。”事變之後，他更確認：“往往一眾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於獨夫”。[38]這樣，嚴復又重新退回到自己以前的觀點，即：一場共和革命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中國民眾尚不具備實行民主共和的觀點。他說：“往者不佞以革命為深憂，身未嘗一日與朝列為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已明矣。所以嘵嘵者，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為。”[39]自認革命這一成熟的跳躍進化在現實中必然嘗到其負面的苦果。在這種背景下，1914年2月，嚴復發表《《民約》平議》，系統批判盧梭的天賦人權說，從理論上對革命和共和政體作了全面的清算。
有了上述思想基礎，社會愈是動盪，越是驅迫嚴復倒向強人政治。他與人感慨地說：“天下仍須定於專制，不然，則秩序恢復之不能，尚富強之可歧乎?”[40]所以，1915年袁世凱為復辟帝制緊鑼密鼓時，嚴復雖然認為袁氏“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於理想的立憲君主“非其選耳”，卻又覺得“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41]對列名“籌安會”他不置可否，卻拒絕公開參加任何活動和發表任何擁袁言論，這種暖昧態度反映了他當時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態。張勳復辟帝制時，千夫所指，嚴復卻贊成這一舉動“是血性男兒忠臣孝子之事”，“復辟通電，其歷指共和流弊，乃言人人之所欲言”。[42]嘆惜張“不得終其志，以成完人，甚可惜也。”嚴復內心對現實的錯覺和誤解似乎已達頂點。此後，他從現實的政局變動中多少體會到：復辟帝制，已是窮途末路。漢族強人，不可能有回天之力，“至於滿人，更不消說。”[43]他完全退到一個歷史旁觀者的立場，面對時代風雲變幻不定的社會風潮，嚴復這位年邁多病的老人，業已完全失去了駕馭時代新思潮的思想能力，他對舊事的感嘆，對新風的騷怨，除了表明自己即興的感喟外，已很難使他再扮演一個歷史創造者的角色了。
綜上所述，嚴復在戊戌維新失敗以後，其思想發展、變化隨著時勢的運行，確實發生了某些波動。大體來說，戊戌維新時期，他迫於民族救亡的危局，曾大力倡導維新，表現了一個啟蒙思想家無畏的勇氣，是為時代風潮的引導者。戊戌維新以後至辛亥革命以前，他贊成民主政治，主張實施立憲，但對以革命實現民主共和政體之目的頗有異議。辛亥革命以後，他希望尋找一種能使社會持續穩定的政治體制，對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大變動不以為然，期待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這就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對任何建立一種穩定、有效、享有權威的政府的努力和嘗試抱有期望。即使如此，嚴復對自由的理念並沒有消沉，在《《莊子》評語》中仍有充分表現。但在如何處理與現實政治態度之間關係時，嚴復確已失去了應有的平衡。他所表現的比較偏於保守的政治態度，阻礙了人們對其內在深層所持政治理念的理解。應該說，嚴復一生的思想框架大體未變，如他對激進革命的態度，對中國民智的估價，對政治改革的謹慎態度，可以說是一以貫之，只是由於時代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內容和新形式，嚴復在將之塞入自己的思想框架時，越來越感覺困難，這在他的晚年尤其如此。
5.2 重估中西文化
如果說，嚴復晚年的政治思想還出現了某種矛盾狀態的話，其中西文化觀則表現出比較清晰的一面。戊戌維新時期嚴復文化上的激進主義與政治上的漸進主義形成強烈對比，他對傳統學術及守舊的文化心態曾發出“吾寧負發狂之名決不能喔咿嚅嗖，更蹈作無恥之故轍”[44]的叫喊，對傳統文化消極部分表現出勇猛激烈的批判態度。即使如此，他也不贊成對舊學的全盤性否定，對崇洋慕新的輕狂和浮躁更為反感。他批評輕剽者“乃謂舊者既廢棄，何若忽棄一切，以趨於時”[45]的輕浮。他認為，對待中西文化應認真“別擇”，對待傳統價值則要區分國粹和國渣。中國有數千年的文明歷史，中國政教和民智、民德、民力其短日彰，不可為諱，然而，“使深而求之，其中實有可為強族大國之儲能，雖推斫而不可滅者。”[46]他引述英國人摩利之言：“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擇其所善者而存之，”強調變法不能盡去舊學，而應發掘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合理因素，使之得以繼承和發揚光大。
究竟以什麼標準取捨中西文化?嚴復不同意傳統那種認為“中國為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為犬羊夷狄”的華夷之辨的文化價值觀，主張排除陳舊的狹陋觀念，把是否有利於人的發展，是否有利於開掘民族文化的潛能作為根本標準。他說：“繼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以求之。惟求之不得，不暇間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新若故也。有一道於此，致吾於愚矣，且由愚而得貧弱，雖出於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將棄之，等而下焉者無論已。有一道於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療貧起弱焉，雖出於夷狄禽獸，猶將師之，等而上焉者無論已。”[47]不管是中學西學，聖學夷學，都必須看其是否對於提高民族文化的素質，對於中國走向富強這一標準進行認真抉擇。為此，嚴復無論是翻譯西方名著，還是探討中學得失，都對它們進行一番細緻、嚴格的辨認，將其內含的合理因素挖掘出來。
辛亥革命以前，嚴復對傳統學術的選擇表現出尊百家而貶儒學的傾向，對“西學”的倡導則以自由主義、社會進化論和古典經濟學、邏輯學、政治學理論為主。辛亥革命以後，嚴復儘管在理論上仍堅持有條件“別擇”中西文化，但其具體內容卻與以前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西學方面，嚴複本來是不遺餘力地介紹和宣傳西方近代思想，但由於辛亥以來中國政治局勢的急劇變動和社會秩序的嚴重動盪，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已經超出了他所能設想的範圍，他感到有必要從理論上對已輸入中國的西方近代思想作一番清理，指出其所帶來的某些流弊，正是基於這一動機，嚴復晚年更多地注重考察西方文化給中國帶來的消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