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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歷史上的種種原因，嚴復沒有也不可能割斷他與清王朝的依附關係。在各種壓力面前，清政府為籠絡人心，實施“新政”，推行一系列革新活動，也作出某種姿態，把學界名流、商界新貴、社會賢達一一攬入那些新設的機構之中，試圖以這些人裝點門面，維持和延續自身的統治。出於這種原因，嚴復的社會地位又逐漸上升。1906年以前，嚴複本來游離於官僚機構之外。他應張翼招請赴天津主持開平礦務局工作(1901年)，這不過是一項實業方面的工作;他被管學大臣張百熙聘為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總辦(1902-1904年)，這只是一個閒差;他擔任復旦公學校長(1905-1906年)，這是一所私立學校。當清朝頒布《欽定立憲大綱》，開始大規模改革時，嚴復自然也成了攬括的人物。1906年，他接受安徽巡撫恩銘的聘請，出任安慶高等學堂監督一職;同年，又受外務尚書唐紹儀的邀請，出任中國留學生回國考試的主考官。1908年他由學部尚書榮慶聘為審定名詞館總纂，他任這個職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止。1909年，他被派充憲政編書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赴歐洲考察海軍，亦邀請嚴復偕行(後因“病辭”，未能成行)。與此同時，清皇欽賜嚴復以文科進士出身，這象徵性地結束了他做“局外人”的處境，對於這一晚到的榮譽，嚴複本人曾寫過一首諷刺詩自嘲：“自笑衰容異壯夫，歲寒日暮且踟躕。平生獻玉常遭刖，此日聞詔本不圖。豈有文章資黼黻，敢從前後論王盧。一流將盡猶容汝，青眼高歌見兩徒。”[24]1910年，他以“碩學通儒”的資格，進入新設立的資政院;並被海軍部授予協都統軍銜。這些職位的任命，雖未將嚴復帶進政治核心，但無疑提高了他的社會地位，為他贏得一筆可觀的收入和在官場中討價還價的資本。清政府對嚴復的籠絡，多少牽制了他的思想發展，使嚴復的思想越來越濃厚地帶有改良的色彩。
影響嚴復思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歐美諸國的遊歷。1905年，嚴復因開平礦訴訟事赴倫敦，途中遊歷了法國、瑞士、義大利等地。與留學英倫相隔近30年，嚴復重蹈魂牽夢縈的“伊甸園”，他既為歐洲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的社會經濟發展所震懾，愈發自慚中國文明層次的低下;又因目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虛偽性、彼伏此起的工潮、列強的勾心鬥角，而對西方資本主義以民主政治和科技進步謀求社會幸福的道路，產生了某種幻滅感。他發現：英國立法、行政兩權其實並未分立，“議院自其形式言，不過聚一哄之民，以辯議一國之政法。雖然，學者欲明此一哄之民之功分權界，與夫於一國所生之效果，理想繁重，難以猝明。”[25]列強“名曰為啟文明，而實則自固其圉，抑為通商殖民地耳。”[26]西方各國的科技飛速發展，而道德倫理、社會風俗、文明教育卻沒有獲得應有的進化。結果，“惟器之精，不獨利為善者也，而為惡者尤利用之。”諸如報章、郵政、電報大利於造謠行詐;火器、催眠術之類，無一不為“凶人之利器”。[27]1906年初，嚴復發表長篇演講《政治講義》，強調“德行”。他說：“人之合群，無間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倫，必不可廢。此倫維何?君臣是已。”[28]德行和政治，本是儒者專長，今日談政治，“更何必舍其家雞，而更求野鶩乎!”[29]“自由有不必為福之時”，而“專制有時，且有庇民之實”。特別是在民智未開的時候，強權獨裁是必不可少的。對革命的態度也較以前要戒懼得多。他說：“夫人類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階瞀亂，乃即在此為進之時，其進彌驟，其塗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悵悵無歸，或以滅絕”。[30]
對西方社會愈了解，批判的言詞愈激烈;對中國社會的保守性認識愈深刻，立論的措詞愈穩健。受到西方社會現實的刺激，嚴復在價值觀念上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作了一定的肯定和認同，並呈現出類似於西方新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傾向，即對道德規範作用的強調。他提出，天理人倫是社會的根本。中國今日，智育重於體育，而德育尤重於智育。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道，“為國家者，與之同道，則治而昌;與之背馳，則亂而滅。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壞。”今日與其畫虎類犬，“不如一切守其舊者”。“五倫之中，孔孟所言，無一可背。……事群必不可以不忠。……而為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而男女匹合之別，必不可以不嚴。”[31]從對傳統倫理觀的批判到對孔孟“禮教”的認同，從要求倫理進化與歷史進步統一到倡揚傳統道德，嚴復思想另一面的透現，不能簡單歸結為向傳統的復歸，而是更深層的回覆。故此，嚴復晚年在對待中西文化問題時也較原來偏執的態度有了相對全面而成熟的認識。
嚴復思想的上述變化，已使他與那些與時俱進的激進民主革命人士產生了隔閡，也使他對清廷的“預備立憲”不感興趣。他說：“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迅速，要在當可。”[32]對革命持比較消極的態度。“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實”，“夫時未至而變之，固危;時已至而不知變，又未始不危也。”[33]認定清廷的“新政”和立憲均無濟於事，不能挽救其覆滅的結局。既然是如此的心態，嚴復當時確實是一無可為。1907年以後，嚴復雖然還敷衍清廷，掛一些虛銜，做一些裝點門面的事，但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幾乎從論壇上消失。這種選擇反映了當時他那心灰意冷的孤寂心境。1910年，嚴復在給朋友汪康年的一封信中不無悲嘆地說：
“復從昔年以反對抵制美貨之議，大為群矢之的，自茲厥後，知悠悠者不可以口舌事，無所發言，為日蓋久。不幸去秋又為資政院議員，以三四事被政府黨之目，洶洶者殆欲得而甘心焉。一哄之談，其不容立異同，為言論自由如此;此邦之人尚可與為正論篤言也那?今歲秋間，必書辭職，蓋年老氣衰，不能復入是非之場。[34]
辛亥革命的爆發，將十餘年間反清革命的洪流推向高潮，也在嚴復已趨平靜的心海里掀起了波濤。對於這場社會巨變，他從滿懷希望，繼而猶豫失望，再而厭倦否定，終而選擇支持建立一個帶有新權威主義意味的政府。這一心態的變化自然有其內在的原因，外在環境的逼迫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武昌起義後，嚴復洞悉清廷頹勢和“民心大抵歸革軍”的事實，對建立民國曾一度懷抱希冀，“燈影回疏欞，見聲過檐隙。美人期不來，鳥啼蜃窗白。”[35]就形象地表達了他自己這時期期望與焦慮的心境。1911年12月，根據其日記的記載，嚴復在袁世凱出山組閣後，也開始活躍起來。12月2日“往謁袁內閣，得晤。”12月9日赴漢口,12月12日，“過江，到青山織呢廠見黎元洪。”12月17日到滬。[36]嚴復南下之行的內情，不得其詳，但在一個非常時期，他出京奔赴革命黨人起義之地，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在促成南北議和、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等事項上，嚴復是否有一臂之力，這是值得考證的史實。
影響嚴復思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歐美諸國的遊歷。1905年，嚴復因開平礦訴訟事赴倫敦，途中遊歷了法國、瑞士、義大利等地。與留學英倫相隔近30年，嚴復重蹈魂牽夢縈的“伊甸園”，他既為歐洲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的社會經濟發展所震懾，愈發自慚中國文明層次的低下;又因目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虛偽性、彼伏此起的工潮、列強的勾心鬥角，而對西方資本主義以民主政治和科技進步謀求社會幸福的道路，產生了某種幻滅感。他發現：英國立法、行政兩權其實並未分立，“議院自其形式言，不過聚一哄之民，以辯議一國之政法。雖然，學者欲明此一哄之民之功分權界，與夫於一國所生之效果，理想繁重，難以猝明。”[25]列強“名曰為啟文明，而實則自固其圉，抑為通商殖民地耳。”[26]西方各國的科技飛速發展，而道德倫理、社會風俗、文明教育卻沒有獲得應有的進化。結果，“惟器之精，不獨利為善者也，而為惡者尤利用之。”諸如報章、郵政、電報大利於造謠行詐;火器、催眠術之類，無一不為“凶人之利器”。[27]1906年初，嚴復發表長篇演講《政治講義》，強調“德行”。他說：“人之合群，無間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倫，必不可廢。此倫維何?君臣是已。”[28]德行和政治，本是儒者專長，今日談政治，“更何必舍其家雞，而更求野鶩乎!”[29]“自由有不必為福之時”，而“專制有時，且有庇民之實”。特別是在民智未開的時候，強權獨裁是必不可少的。對革命的態度也較以前要戒懼得多。他說：“夫人類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階瞀亂，乃即在此為進之時，其進彌驟，其塗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悵悵無歸，或以滅絕”。[30]
對西方社會愈了解，批判的言詞愈激烈;對中國社會的保守性認識愈深刻，立論的措詞愈穩健。受到西方社會現實的刺激，嚴復在價值觀念上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作了一定的肯定和認同，並呈現出類似於西方新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傾向，即對道德規範作用的強調。他提出，天理人倫是社會的根本。中國今日，智育重於體育，而德育尤重於智育。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道，“為國家者，與之同道，則治而昌;與之背馳，則亂而滅。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壞。”今日與其畫虎類犬，“不如一切守其舊者”。“五倫之中，孔孟所言，無一可背。……事群必不可以不忠。……而為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而男女匹合之別，必不可以不嚴。”[31]從對傳統倫理觀的批判到對孔孟“禮教”的認同，從要求倫理進化與歷史進步統一到倡揚傳統道德，嚴復思想另一面的透現，不能簡單歸結為向傳統的復歸，而是更深層的回覆。故此，嚴復晚年在對待中西文化問題時也較原來偏執的態度有了相對全面而成熟的認識。
嚴復思想的上述變化，已使他與那些與時俱進的激進民主革命人士產生了隔閡，也使他對清廷的“預備立憲”不感興趣。他說：“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迅速，要在當可。”[32]對革命持比較消極的態度。“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實”，“夫時未至而變之，固危;時已至而不知變，又未始不危也。”[33]認定清廷的“新政”和立憲均無濟於事，不能挽救其覆滅的結局。既然是如此的心態，嚴復當時確實是一無可為。1907年以後，嚴復雖然還敷衍清廷，掛一些虛銜，做一些裝點門面的事，但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幾乎從論壇上消失。這種選擇反映了當時他那心灰意冷的孤寂心境。1910年，嚴復在給朋友汪康年的一封信中不無悲嘆地說：
“復從昔年以反對抵制美貨之議，大為群矢之的，自茲厥後，知悠悠者不可以口舌事，無所發言，為日蓋久。不幸去秋又為資政院議員，以三四事被政府黨之目，洶洶者殆欲得而甘心焉。一哄之談，其不容立異同，為言論自由如此;此邦之人尚可與為正論篤言也那?今歲秋間，必書辭職，蓋年老氣衰，不能復入是非之場。[34]
辛亥革命的爆發，將十餘年間反清革命的洪流推向高潮，也在嚴復已趨平靜的心海里掀起了波濤。對於這場社會巨變，他從滿懷希望，繼而猶豫失望，再而厭倦否定，終而選擇支持建立一個帶有新權威主義意味的政府。這一心態的變化自然有其內在的原因，外在環境的逼迫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武昌起義後，嚴復洞悉清廷頹勢和“民心大抵歸革軍”的事實，對建立民國曾一度懷抱希冀，“燈影回疏欞，見聲過檐隙。美人期不來，鳥啼蜃窗白。”[35]就形象地表達了他自己這時期期望與焦慮的心境。1911年12月，根據其日記的記載，嚴復在袁世凱出山組閣後，也開始活躍起來。12月2日“往謁袁內閣，得晤。”12月9日赴漢口,12月12日，“過江，到青山織呢廠見黎元洪。”12月17日到滬。[36]嚴復南下之行的內情，不得其詳，但在一個非常時期，他出京奔赴革命黨人起義之地，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在促成南北議和、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等事項上，嚴復是否有一臂之力，這是值得考證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