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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葛洪個人的評語，卻說：“稚川(葛洪)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糹由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我們只要讀了魏、晉以後，神仙傳中的人物，如郭璞、葛洪的傳記及其評語，便可了解後代的人所謂：“英雄到老皆歸佛”，“未有神仙不讀書”真正含義的道理了。
簡單扼要地了解了漢末、魏、晉以來，由道家學術思想形成道教的大勢，便可明白道教在北魏擴大建立的趨勢，及其前因後果了。由魏、晉學術思想遺風的影響，到了北朝的北魏時期，自然更加崇尚玄奇，又因北魏政權是崛起西北的邊陲氏族，當然很容易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於當權執政者的信仰，風氣所及，遂至於朝野奉行。如果從中國佛教發展史的立場來看，北魏對於弘揚佛教的史實與功跡，應當極其重要，但在北魏太祖、世祖的階段，道教也隨佛教之後，勃然而興。而且綜羅漢末張道陵、許旌陽等道教同異的道術，另成一格而別創規模，成為初唐正式建立道教的張本，其中得力分子，便是道士寇謙之，及其信受弟子魏國的權臣崔浩所造成。關於寇謙之的學道，大有如張道陵經歷的事跡，他的弘揚建立道教的經過，卻因崔浩的推薦，當時便受魏國的封浩，以天師的姿態出場，大展其法術。後來北魏武帝一度摧毀佛教，在佛教史上，便將所有罪過，都記在寇謙之與崔浩的頭上，其實，寇謙之對於當時滅佛滅僧的措施，並不完全贊同，崔浩弄權，主張滅佛，那倒真是事實。不過，據《魏書》的史料，崔浩本人，不但不信佛教，同時也不相信真正的老子遺教與遺文，他自己是一個讀書不多，而喜歡玩弄陰陽、五行、術數的人物，自比為張良，對於真正佛、道的精神，可謂一竅不通，所以便造成當時歷史上的宗教慘案。如欲研究北魏時期，道教建立的大略情形，可讀《魏書》一一釋老志、崔治傳，及道教《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中的寇謙之傳，與佛教《佛祖歷代通載》中有關的資料，大約可以思過半矣。
1.唐代的道教
道教真正建立的階段，根據史實的資料，當以唐太宗建國的時期為準。唐太宗立國之初，由於傳統宗法思想的觀念，要拉出一個名垂萬古，而天下人人都知其德業的遠祖做炫耀，便晉封老子李耳為道教的教主，確定其尊稱為太上老君。並且正式命令天下，以道教為國教，位居佛教之先，後來雖然引起佛教徒們一度的爭辯，但始終不變道、佛地位次序的成命，儘管他在信仰上，是傾向於佛教的學術思想，但在中國人傳統觀念的祖宗信念中，仍然不變其初衷，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特點的長處。所以其他外來宗教，要想完全採用宗教信仰來推翻中國人的祖宗傳統精神，違反以孝道治天下的思想，那是既愚且蠢，違背原則的作為，結果恐其難有太好的收穫。我們論唐代的文化思想，固然不要忘記佛教與禪宗，但是要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自唐代以後，便確定以儒、釋、道三家並稱的源流，一直傳到近代為止，道教與道家，的確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唐代的文學、小說、藝術、工業、建築、日常生活等等，許多都是道、禪合壁的成品，不可舉一而偏廢其他。簡單扼要地說，詩人如李白的作品，便是道家神仙思想的氣質，杜甫是儒雅風流的正統，王維以佛學的成分為重，其餘諸詩人，不歸於佛，即歸於道，否則，便是儒、佛、道混合，難以嚴加分別的綜合體。
唐代道、佛風氣的隆盛，影響唐代文化非常巨大而普及，但是人事物理的因果，必然自相互為因緣，因為唐代文化在時間歷史上，乃綜羅秦、漢以下的所長;在空間上，是融會中國、印度、阿拉伯的物質，所以它的雄渾博大，幾乎有遠邁秦、漢的趨勢。道教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正式建立它的宗綱，混合周、秦之際，陰陽、老、莊、儒、墨、兵、農、法、雜等等家的學術，抄襲佛教密宗修法與婆羅門教的方法，一概歸入道教的醮壇，蒙上道袍法服，披髮仗劍，口誦真言咒語，驅神役鬼以炫耀它的宗門，這便是它受到唐代博大文化影響的結果。同時終唐代三、四百年之間，道教本身，產生正反兩個特殊人物，成為完成道教建設的兩支生力軍。(1)是晚唐時代的呂岩侶純陽)。(2)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呂純陽從道家正統修煉神仙丹道的途徑，吸收魏、晉以後而至隋、唐之間，佛家禪宗修養的長處，建立唐代以後丹道修煉的中心體系，永為世法，使道教在後世的價值，為之提升不少，同時也使道家學術思想，普遍流傳到中國民間社會，乃至後來宏揚到亞洲各地區，也都是他的功勞。杜光庭在西蜀，力排佛學，篤信道教，除了收集有關道術的遺書以外，又自動偽造很多的道書，以充實道教的內容，所以後世稱人師心自用，亂造的文字，便有“杜撰”的稱謂。但自唐到五代以後，道教思想內容，純粹研究自然物理功能的變化，而推及人能變化成仙的理論，最著名而最難研究的，便有譚峭的《化書》，亦名《譚子化書》。其次，設想以人力的修為，吸收太陽光能，變化生理氣質，想要利用人生血肉的身體，變為光能而飛升直達太陽、月亮之中的，便有道教的《日月奔磷經》的思想產生，後世所謂修道的神仙，吸收B精月華的作用，便由此而來。不管這種虛幻的理想，是否可能成為事實，但人要向太空追究的理想，和尋求太陽能和月亮究竟的觀念，在中國的學術思想中，早已淵源在三千年以上，直到唐代，才有這種正式追求方術的出現，凡是科學家的理想，開始都如兒戲，為什麼我們忘記了自己祖先的兒戲，而不反省警覺，豈非怪事嗎?
2.宋元明清的道教
宋元明清的道教，它的本質，雖然依循唐代道教的源流而來，但是宗派的分立，與正邪混雜的演變，卻大有異同，唯限於時間，不能一一詳細分述。宋代的道教，因為未真宗開始利用宗教信仰，來掩飾在軍事、政治、外交上種種失敗的恥屏，便奠定後來徽宗、欽宗迷信假道士們的謊言，至於國破家亡的後果。總之，我們要記住中國文化一個不易的原則，要講治國、平天下之道，就不能專以宗教來搞政治，從為政的立場而言，宗教僅為輔導治化的一端，如果專以宗教而言治道，鑒之漢、唐、宋、元、明、清的經驗，就未有不敗的先例。如漢末三國時期的黃巾張角，宋、元之間白蓮教的韓山童，清代的太平天國與紅燈照、義和團等等，都是歷史的殷鑑。但從純粹的道教立場而言，這些得失是非，與正統的道家學術思想，以及道教本身，概不負責，只在領導者睿智的揀擇而已。而道教在宋代，因為宋徽宗的提倡，卻完成了一件學術上的大事，那便是張君房遴選道教的舊藏道書，分門別類，編輯一部《雲芨七讖》，成為研究道教學術不世的寶典。
當南、北宋之際，在中國西北部與北方河朔之間，正當夏、遼、金的勢力，互相消長的時期，王重陽在陝西開創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長春的繼續宣揚，便普及於山東、河北之間，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門庭，明、清以後，成為道教北派主流龍門派的根源。當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遠征印度邊境的時期，他為了邱長春，曾經派兵通過西夏，到山東來請邱長春，間關萬里，遠出沙漠，在印度北方的邊境見面，後來便給邱長春以鋼符鐵券，做為信守的契約。當元兵進入中國，凡持有全真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殺戮與劫掠，這事是否為邱長春在事前有先見之明，或後人有指他為漢奸的嫌疑，實在不可亂下斷語，總之，這是中國文化宗教史上的一個大案，暫時無法多講。但在《元史》，以及元相耶律楚村遺留的資料上，對於邱長春，並無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懷疑邱長春及全真道的價值。其實，所謂全真道的內容，是因襲宋、元以來禪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主張清靜專修的方法，它雖然屬於道教的門派，實是融會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興道術，至於它的作為，是因邊陲氏族入侵中原的變亂階段當中，民族文化意識，受到重大的刺激，因此形成新興的教派，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權，本來就無文化的根基，後來成吉思汗崛起塞外以後，從上到下，自始至終，便以佛教的密宗學術思想做為重心，耶律楚村不但篤信密法，而且為鼎力維護佛教的重臣，同時他又學習北方的禪宗，為其中的能手，所以他對於邱長春等全真道的觀念，不但在政治關係上，當然互相對立，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視為敵對，我們只要仔細研究《元史》中有關於佛、道兩家文化思想互爭雄長的情形，便可瞭然於胸了。
簡單扼要地了解了漢末、魏、晉以來，由道家學術思想形成道教的大勢，便可明白道教在北魏擴大建立的趨勢，及其前因後果了。由魏、晉學術思想遺風的影響，到了北朝的北魏時期，自然更加崇尚玄奇，又因北魏政權是崛起西北的邊陲氏族，當然很容易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於當權執政者的信仰，風氣所及，遂至於朝野奉行。如果從中國佛教發展史的立場來看，北魏對於弘揚佛教的史實與功跡，應當極其重要，但在北魏太祖、世祖的階段，道教也隨佛教之後，勃然而興。而且綜羅漢末張道陵、許旌陽等道教同異的道術，另成一格而別創規模，成為初唐正式建立道教的張本，其中得力分子，便是道士寇謙之，及其信受弟子魏國的權臣崔浩所造成。關於寇謙之的學道，大有如張道陵經歷的事跡，他的弘揚建立道教的經過，卻因崔浩的推薦，當時便受魏國的封浩，以天師的姿態出場，大展其法術。後來北魏武帝一度摧毀佛教，在佛教史上，便將所有罪過，都記在寇謙之與崔浩的頭上，其實，寇謙之對於當時滅佛滅僧的措施，並不完全贊同，崔浩弄權，主張滅佛，那倒真是事實。不過，據《魏書》的史料，崔浩本人，不但不信佛教，同時也不相信真正的老子遺教與遺文，他自己是一個讀書不多，而喜歡玩弄陰陽、五行、術數的人物，自比為張良，對於真正佛、道的精神，可謂一竅不通，所以便造成當時歷史上的宗教慘案。如欲研究北魏時期，道教建立的大略情形，可讀《魏書》一一釋老志、崔治傳，及道教《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中的寇謙之傳，與佛教《佛祖歷代通載》中有關的資料，大約可以思過半矣。
1.唐代的道教
道教真正建立的階段，根據史實的資料，當以唐太宗建國的時期為準。唐太宗立國之初，由於傳統宗法思想的觀念，要拉出一個名垂萬古，而天下人人都知其德業的遠祖做炫耀，便晉封老子李耳為道教的教主，確定其尊稱為太上老君。並且正式命令天下，以道教為國教，位居佛教之先，後來雖然引起佛教徒們一度的爭辯，但始終不變道、佛地位次序的成命，儘管他在信仰上，是傾向於佛教的學術思想，但在中國人傳統觀念的祖宗信念中，仍然不變其初衷，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特點的長處。所以其他外來宗教，要想完全採用宗教信仰來推翻中國人的祖宗傳統精神，違反以孝道治天下的思想，那是既愚且蠢，違背原則的作為，結果恐其難有太好的收穫。我們論唐代的文化思想，固然不要忘記佛教與禪宗，但是要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自唐代以後，便確定以儒、釋、道三家並稱的源流，一直傳到近代為止，道教與道家，的確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唐代的文學、小說、藝術、工業、建築、日常生活等等，許多都是道、禪合壁的成品，不可舉一而偏廢其他。簡單扼要地說，詩人如李白的作品，便是道家神仙思想的氣質，杜甫是儒雅風流的正統，王維以佛學的成分為重，其餘諸詩人，不歸於佛，即歸於道，否則，便是儒、佛、道混合，難以嚴加分別的綜合體。
唐代道、佛風氣的隆盛，影響唐代文化非常巨大而普及，但是人事物理的因果，必然自相互為因緣，因為唐代文化在時間歷史上，乃綜羅秦、漢以下的所長;在空間上，是融會中國、印度、阿拉伯的物質，所以它的雄渾博大，幾乎有遠邁秦、漢的趨勢。道教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正式建立它的宗綱，混合周、秦之際，陰陽、老、莊、儒、墨、兵、農、法、雜等等家的學術，抄襲佛教密宗修法與婆羅門教的方法，一概歸入道教的醮壇，蒙上道袍法服，披髮仗劍，口誦真言咒語，驅神役鬼以炫耀它的宗門，這便是它受到唐代博大文化影響的結果。同時終唐代三、四百年之間，道教本身，產生正反兩個特殊人物，成為完成道教建設的兩支生力軍。(1)是晚唐時代的呂岩侶純陽)。(2)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呂純陽從道家正統修煉神仙丹道的途徑，吸收魏、晉以後而至隋、唐之間，佛家禪宗修養的長處，建立唐代以後丹道修煉的中心體系，永為世法，使道教在後世的價值，為之提升不少，同時也使道家學術思想，普遍流傳到中國民間社會，乃至後來宏揚到亞洲各地區，也都是他的功勞。杜光庭在西蜀，力排佛學，篤信道教，除了收集有關道術的遺書以外，又自動偽造很多的道書，以充實道教的內容，所以後世稱人師心自用，亂造的文字，便有“杜撰”的稱謂。但自唐到五代以後，道教思想內容，純粹研究自然物理功能的變化，而推及人能變化成仙的理論，最著名而最難研究的，便有譚峭的《化書》，亦名《譚子化書》。其次，設想以人力的修為，吸收太陽光能，變化生理氣質，想要利用人生血肉的身體，變為光能而飛升直達太陽、月亮之中的，便有道教的《日月奔磷經》的思想產生，後世所謂修道的神仙，吸收B精月華的作用，便由此而來。不管這種虛幻的理想，是否可能成為事實，但人要向太空追究的理想，和尋求太陽能和月亮究竟的觀念，在中國的學術思想中，早已淵源在三千年以上，直到唐代，才有這種正式追求方術的出現，凡是科學家的理想，開始都如兒戲，為什麼我們忘記了自己祖先的兒戲，而不反省警覺，豈非怪事嗎?
2.宋元明清的道教
宋元明清的道教，它的本質，雖然依循唐代道教的源流而來，但是宗派的分立，與正邪混雜的演變，卻大有異同，唯限於時間，不能一一詳細分述。宋代的道教，因為未真宗開始利用宗教信仰，來掩飾在軍事、政治、外交上種種失敗的恥屏，便奠定後來徽宗、欽宗迷信假道士們的謊言，至於國破家亡的後果。總之，我們要記住中國文化一個不易的原則，要講治國、平天下之道，就不能專以宗教來搞政治，從為政的立場而言，宗教僅為輔導治化的一端，如果專以宗教而言治道，鑒之漢、唐、宋、元、明、清的經驗，就未有不敗的先例。如漢末三國時期的黃巾張角，宋、元之間白蓮教的韓山童，清代的太平天國與紅燈照、義和團等等，都是歷史的殷鑑。但從純粹的道教立場而言，這些得失是非，與正統的道家學術思想，以及道教本身，概不負責，只在領導者睿智的揀擇而已。而道教在宋代，因為宋徽宗的提倡，卻完成了一件學術上的大事，那便是張君房遴選道教的舊藏道書，分門別類，編輯一部《雲芨七讖》，成為研究道教學術不世的寶典。
當南、北宋之際，在中國西北部與北方河朔之間，正當夏、遼、金的勢力，互相消長的時期，王重陽在陝西開創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長春的繼續宣揚，便普及於山東、河北之間，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門庭，明、清以後，成為道教北派主流龍門派的根源。當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遠征印度邊境的時期，他為了邱長春，曾經派兵通過西夏，到山東來請邱長春，間關萬里，遠出沙漠，在印度北方的邊境見面，後來便給邱長春以鋼符鐵券，做為信守的契約。當元兵進入中國，凡持有全真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殺戮與劫掠，這事是否為邱長春在事前有先見之明，或後人有指他為漢奸的嫌疑，實在不可亂下斷語，總之，這是中國文化宗教史上的一個大案，暫時無法多講。但在《元史》，以及元相耶律楚村遺留的資料上，對於邱長春，並無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懷疑邱長春及全真道的價值。其實，所謂全真道的內容，是因襲宋、元以來禪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主張清靜專修的方法，它雖然屬於道教的門派，實是融會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興道術，至於它的作為，是因邊陲氏族入侵中原的變亂階段當中，民族文化意識，受到重大的刺激，因此形成新興的教派，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權，本來就無文化的根基，後來成吉思汗崛起塞外以後，從上到下，自始至終，便以佛教的密宗學術思想做為重心，耶律楚村不但篤信密法，而且為鼎力維護佛教的重臣，同時他又學習北方的禪宗，為其中的能手，所以他對於邱長春等全真道的觀念，不但在政治關係上，當然互相對立，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視為敵對，我們只要仔細研究《元史》中有關於佛、道兩家文化思想互爭雄長的情形，便可瞭然於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