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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道教，與明朝帝室政權的關係，鬧過許多歷史性的醜劇，其間功過是非，一言難盡，在道教本身而言，卻有兩件劃時代的大事，具有特別的價值。(1)便是永樂時代，完成《道藏》的修輯。將漢、唐以來所有關於道教、道家的書籍、經典，仿照沸教《大藏經》的組織，構成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輔(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類(本義、神符、玉塊、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眾術、記傳、讚頌、表奏)，成為完整保留中國道家傳統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收羅的豐富，內容的龐雜，實在多足觀者，雖然選材不夠嚴謹，內容太多支離，但道家與道教的本身，本來就是如此複雜，如非窮畢生精力，集思廣益以類別繁蕪，恐怕誰也無法能夠對它清理出具體的系統。(2)便是修煉神仙的丹道學派，從宋、元以後，如萬派朝宗一樣，都歸元宗奉唐代仙人呂純陽為祖師，到了宋代張紫陽、白玉蟾以後，被稱為丹道南宗正脈以來，再到明末清初之間，復分為四派，其中主要的南宗北派;以張紫陽為主的，稱為南宗丹法，含有單修性命，與性命雙修，乃至男女夫婦合藉雙修的法派。北派，當然以元初邱長春的全真道為主，主張清靜專修的丹法。西派以李涵虛為主，認為直接傳承呂純陽的丹法，是屬於性命雙修的單修派。東派以陸潛虛為主，也認為是直接承受呂純陽的嫡傳口訣，是屬於男女合藉的雙修派。總之，道家的丹法，到了明末四大宗派出現以後，雖然各有專主與所長，但支離蔓蕪，弊漏也隨分派而百出，而且與佛家的禪宗與禪定，始終不無關係。因此到了明末清初階段，路徑愈走愈仄，所有丹法道術，便都以伍沖虛、柳華陽一系的伍柳派為主，既不知有漢，更逞論魏、晉了，故終滿清以來兩三百年間，無論道家或道教，都只在鬼畫桃符，與撥弄精神的末流上，隨俗浮沉，了無起色。
九、道家及道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教育精神
講到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前後，便包括諸子百家所有的學術思想，由戰國末期到秦、漢之間，作為代表而足以影響上下社會各階層的，應該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後，便以儒、佛、道為代表。這個觀念，我要再三反覆說明的理由，就是希望講中國文化，不要偏廢，更不要弄錯方向。關於道家與道教的學術思想，它影響中國歷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實在源遠流長，普遍深入每一部分。例如以中國的宗教與哲學而言，佛教經典及佛學內容的翻譯，有許多名詞、術語，以及注釋與疏述，很多地方，都是借重道家學術思想的名辭和義理;當然，後來道家與道教，有很多是採納融會佛教學理的學術思想，那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至於儒家學術，以及侈談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更離不開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莊子、列子的學問。其他如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學、藝術、工業、農事等等，無不與道教前身的道家學術思想有關。我們為了儘量簡化來做大概的介紹，列舉最重要，而且最普遍、最熟悉的事，莫如中華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風俗習慣，尤其是過去的農業社會，漁獵社會，平原生活、海洋生活與高原生活，對於五候、六氣、二十四節氣的關係與重視，幾乎與整個的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離，這都由於傳統道家學術思想的影響，直達三千年之久。其次，如過去民間歲時過年的伏臘、送灶、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誕、正月十五的上元節、春社的宴會、二月十二日的花朝、三月三日的上墳掃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飲雄黃酒、六月六日的曬曝、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鬼節、八月十五的中秋、九月九的登高等等，不盡細說的風俗習慣，都由於道教思想所形成。若在一般民間迷信道教觀念的習慣而言，幾乎每一個月當中，便有大半時間，都在禁忌與信守之中，簡直不敢錯走一步。至於婚喪慶弔等與禮儀有關的習俗，無一不從道家的觀念而來，但是，這些種種的習慣風俗，我們只要試讀《禮記》與《荊楚歲時記》等書，便可知道其淵源久遠，而且是儒、道本不分家的綜合文化，我們因為生活在道家學術思想之中過的太久了，反而忘其所以，致使自己對於道家內容太過陌生，豈非有違常理。
至於講到道家及道教與中國文化教育的密切關係，更為重要，我們都只知道中國過去教育的目的，大體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線，為建立人倫道德，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教育，所謂功名科第，僅是它的餘事而已。然而因為後儒對於道、佛兩教，素來便有視為異端的因襲觀念，所以對於道家與道教在中國教育文化上的功勞，都是陰奉陽違，忘其所以。現在在這個階段，總算還有若干前輩的長老，尚在人世，可以證明我的所說。所以我肯定地說一句話：中國過去的教育，與中國前輩讀書人的知識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規範，以道家與道教的精神做基礎，這是什麼理由呢?這便是道教兩本書的力量：(1)《文昌帝君陰騭文》。(2)《太上感應篇》。這兩本書的內容，等於便是道家與道教的戒條，也就是中國文化教人為善去惡的教育範本，它以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的因果律做根據，列舉許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條規，由做人做事而直達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為標準。從漢、魏開始，經晉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傳到兩三千年。它主張的道德，是著重在陰德的修養，所謂陰德，便是民間俗話所說的陰功積德;陰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見，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陰德了。由此思想觀念的發展，過去認為科第功名的中取與否，除了文章學問以外，更重要的，便是靠為善去惡，陰功積德的結果。因此，很多世代書香的人家，儘管大門口貼著“僧道無緣”的標語，但在他們案頭放著教導子孫家庭教育的範本，都擺有《文昌帝君陰騭文》與《太上感應篇》等書，如果一個立志上進，要讀書求取科名的青年，不照這個規矩做去，雖然文章學問最好，也難以有求得科名的希望。甚之，進入考場以後，在那種陰森蕭瑟的考棚中，陰風慘慘，鬼氣森然的環境裡，還有人大叫“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的場語，如果自己做了虧心事，不但考試不能中取，甚之，暴斃在考棚中的傳說，隨時隨地都有。從我們現代的眼光看來，可以是考棚中的衛生設備太差的所致，但在過去人格人倫的教育思想中，確為最重要的一環，相傳所謂“救蟻得狀元之中，埋蛇享宰相之榮”的思想，便由此而來。甚之，如宋代的大儒歐陽修，一生不信道、佛，當他出為主考官，在燈下閱卷的時候，也會很明顯地浮上這個陰影，他看見在他前面站著一個隱隱約約穿古衣冠的朱衣人，便是主持對於密封錄取考生命運的監臨者;當他在巡視考場時，便有很輕鬆的當場即景詩說：“下筆春蠶食葉聲。”但在錄取考卷的時候，便有戒慎恐懼到非常神秘的詩句說：“文章千古無憑據，但願朱衣暗點頭。”這種精神與風氣，在中國文化教育界中，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期為止，同時，各省、各府、各縣，在在處處，都有文昌閣與魁星樓的建築，它與東嶽廟、城隍廟、三官大帝詞廟等，巍然並峙。所謂榨握文昌帝君，從唐以後便興盛風行，是專管文運的神道，魁星也是專管科第功名，賞善罰惡的文運之神;乃至由此普及到達戲劇方面，如過去的唱戲(包括京戲、地方戲等)，當開鑼上台以前，第一出場的，便是魁星，其次，才是跳加官，招財進寶。戲劇到了最後完場時，便是關公拖著偃月刀來淨台，這樣的一個戲劇文化思想，他是代表什麼意義?大有文章，可以值得深長思也。關於《陰鴛文》與《太上感應篇》的內容太多，研究教育思想的人，不妨找來做一參考，以很客觀的胸襟去讀，對於中國文化，與世界道德教育的了解與重建，我想還是具有相當價值的，青年的同學們，不妨以極度的耐心去試試看。當然哦說的耐心，也是有意義的，否則，你也許不肯卒讀，大起反感，過去讀書人用的日常“功過格”，便是根據這兩本書的精神而來。
九、道家及道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教育精神
講到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前後，便包括諸子百家所有的學術思想，由戰國末期到秦、漢之間，作為代表而足以影響上下社會各階層的，應該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後，便以儒、佛、道為代表。這個觀念，我要再三反覆說明的理由，就是希望講中國文化，不要偏廢，更不要弄錯方向。關於道家與道教的學術思想，它影響中國歷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實在源遠流長，普遍深入每一部分。例如以中國的宗教與哲學而言，佛教經典及佛學內容的翻譯，有許多名詞、術語，以及注釋與疏述，很多地方，都是借重道家學術思想的名辭和義理;當然，後來道家與道教，有很多是採納融會佛教學理的學術思想，那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至於儒家學術，以及侈談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更離不開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莊子、列子的學問。其他如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學、藝術、工業、農事等等，無不與道教前身的道家學術思想有關。我們為了儘量簡化來做大概的介紹，列舉最重要，而且最普遍、最熟悉的事，莫如中華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風俗習慣，尤其是過去的農業社會，漁獵社會，平原生活、海洋生活與高原生活，對於五候、六氣、二十四節氣的關係與重視，幾乎與整個的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離，這都由於傳統道家學術思想的影響，直達三千年之久。其次，如過去民間歲時過年的伏臘、送灶、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誕、正月十五的上元節、春社的宴會、二月十二日的花朝、三月三日的上墳掃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飲雄黃酒、六月六日的曬曝、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鬼節、八月十五的中秋、九月九的登高等等，不盡細說的風俗習慣，都由於道教思想所形成。若在一般民間迷信道教觀念的習慣而言，幾乎每一個月當中，便有大半時間，都在禁忌與信守之中，簡直不敢錯走一步。至於婚喪慶弔等與禮儀有關的習俗，無一不從道家的觀念而來，但是，這些種種的習慣風俗，我們只要試讀《禮記》與《荊楚歲時記》等書，便可知道其淵源久遠，而且是儒、道本不分家的綜合文化，我們因為生活在道家學術思想之中過的太久了，反而忘其所以，致使自己對於道家內容太過陌生，豈非有違常理。
至於講到道家及道教與中國文化教育的密切關係，更為重要，我們都只知道中國過去教育的目的，大體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線，為建立人倫道德，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教育，所謂功名科第，僅是它的餘事而已。然而因為後儒對於道、佛兩教，素來便有視為異端的因襲觀念，所以對於道家與道教在中國教育文化上的功勞，都是陰奉陽違，忘其所以。現在在這個階段，總算還有若干前輩的長老，尚在人世，可以證明我的所說。所以我肯定地說一句話：中國過去的教育，與中國前輩讀書人的知識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規範，以道家與道教的精神做基礎，這是什麼理由呢?這便是道教兩本書的力量：(1)《文昌帝君陰騭文》。(2)《太上感應篇》。這兩本書的內容，等於便是道家與道教的戒條，也就是中國文化教人為善去惡的教育範本，它以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的因果律做根據，列舉許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條規，由做人做事而直達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為標準。從漢、魏開始，經晉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傳到兩三千年。它主張的道德，是著重在陰德的修養，所謂陰德，便是民間俗話所說的陰功積德;陰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見，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陰德了。由此思想觀念的發展，過去認為科第功名的中取與否，除了文章學問以外，更重要的，便是靠為善去惡，陰功積德的結果。因此，很多世代書香的人家，儘管大門口貼著“僧道無緣”的標語，但在他們案頭放著教導子孫家庭教育的範本，都擺有《文昌帝君陰騭文》與《太上感應篇》等書，如果一個立志上進，要讀書求取科名的青年，不照這個規矩做去，雖然文章學問最好，也難以有求得科名的希望。甚之，進入考場以後，在那種陰森蕭瑟的考棚中，陰風慘慘，鬼氣森然的環境裡，還有人大叫“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的場語，如果自己做了虧心事，不但考試不能中取，甚之，暴斃在考棚中的傳說，隨時隨地都有。從我們現代的眼光看來，可以是考棚中的衛生設備太差的所致，但在過去人格人倫的教育思想中，確為最重要的一環，相傳所謂“救蟻得狀元之中，埋蛇享宰相之榮”的思想，便由此而來。甚之，如宋代的大儒歐陽修，一生不信道、佛，當他出為主考官，在燈下閱卷的時候，也會很明顯地浮上這個陰影，他看見在他前面站著一個隱隱約約穿古衣冠的朱衣人，便是主持對於密封錄取考生命運的監臨者;當他在巡視考場時，便有很輕鬆的當場即景詩說：“下筆春蠶食葉聲。”但在錄取考卷的時候，便有戒慎恐懼到非常神秘的詩句說：“文章千古無憑據，但願朱衣暗點頭。”這種精神與風氣，在中國文化教育界中，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期為止，同時，各省、各府、各縣，在在處處，都有文昌閣與魁星樓的建築，它與東嶽廟、城隍廟、三官大帝詞廟等，巍然並峙。所謂榨握文昌帝君，從唐以後便興盛風行，是專管文運的神道，魁星也是專管科第功名，賞善罰惡的文運之神;乃至由此普及到達戲劇方面，如過去的唱戲(包括京戲、地方戲等)，當開鑼上台以前，第一出場的，便是魁星，其次，才是跳加官，招財進寶。戲劇到了最後完場時，便是關公拖著偃月刀來淨台，這樣的一個戲劇文化思想，他是代表什麼意義?大有文章，可以值得深長思也。關於《陰鴛文》與《太上感應篇》的內容太多，研究教育思想的人，不妨找來做一參考，以很客觀的胸襟去讀，對於中國文化，與世界道德教育的了解與重建，我想還是具有相當價值的，青年的同學們，不妨以極度的耐心去試試看。當然哦說的耐心，也是有意義的，否則，你也許不肯卒讀，大起反感，過去讀書人用的日常“功過格”，便是根據這兩本書的精神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