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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其間原因，就在於瑞典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現了一種對理性秩序、社會公平和公共道義的追求，而這一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過頭了，嘗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種追求，面臨的危機更大，而且這種危機將屬於整個西方世界，對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擔懮。
偶爾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很能代表這種思路。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制就有很尖銳的矛盾。例如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zhuanzhi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將難於留存。但這樣一來，等於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這種悲觀情緒。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於尖銳、對應得過於整齊了。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所包含的內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其實，自由市場經濟的危機並不在於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於它在今天必然導致全球經濟一體化，從而造成對各種弱勢群落的不公，引發嚴重的衝突。
並非危言聳聽，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面臨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規的制訂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制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協調並一起面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系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們關注。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後的文化理念。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係原則，令人感動。他們很有說服力地展現出這樣一系列邏輯關係：社會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來實現，人民的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正常秩序靠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保障靠公民義務來實現。因此，財產必須體現於義務，自由必須體現於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
歷史的誠實
奧斯陸的海盜博物館建在比德半島上，與中心市區隔著一個峽灣。
主要是一棟樓，不大，但一進門就見到那艘把船梢翹到半天上的海盜船，立即精神一振。這棟樓從外面看應該有兩三層吧，但裡邊就是這麼一個讓海盜船囂張其勢的大廳，而且仔細一看還委屈了那艘船，它當年在北國的海天間該是如何狂放舒展。
埃盜就是海盜，以此命名不是為了幽默。多少搶掠燒殺的壞事都幹了，長長的年月間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為之而驚恐萬狀、聞風喪膽。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榮，而是誠實記述、平正展現。這種心態很令人佩服，但對我們來說卻有點陌生。
我在三艘海盜船的前前後後反覆觀看，很想更深入地領悟挪威人的心態。進門時聽他們館長說了，挪威總人口四百萬，每年到這個博物館來參觀的卻有四十萬，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們究竟是怎麼想的呢從種種文字看，他們絲毫沒有為海盜招魂的意思，也未曾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國道歉，這種不作道德價值取向的立場是憑什麼建立的呢想起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一個說法。他說人類分成三個階段演進，一是蒙昧時期，二是野蠻時期，三是文明時期。此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術關節是：野蠻相對於蒙昧是一種進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邊捕點魚，打點獵，采點野果，後來又學會了種植和造船，生活形態非常落後，應付不了氣候變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紀後期開始海盜活動，對被劫掠的地區和居民犯了大罪，但從遠距離看過去，客觀上又推動了航海，促進了貿易，擴大了移民，加強了交流。這便是從蒙昧走向了野蠻，又以不文明的方式為文明創造了條件。
從博物館的展出來看，海盜的活動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較強蠻，有的群落則比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線也有不同的重點，例如對於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以搶掠為主;而對於俄羅斯一帶，更多的是貿易;有些群落則由於挪威難以為生，到冰島、格陵蘭這樣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搶劫和貿易，也都有人在當地定居下來。
定居是對一種文明的進入，不管開始時的身份和態度如何，遲早會受到當地文明的同化。從他們的行為規律來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區，越是到與自己原來的生態拉開了很大差距的地區，態度越蠻橫，但正是這樣的地區，文明濃度也越高，日後對他們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敗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戰勝者。這便是由野蠻階段向文明階段過渡的環境原因。
與環境同時起作用的是時間。有些劣跡累累的海盜終其一生無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態，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環境裡定居下來，子孫們卻會變成另外一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樣的奇蹟不見得會在一個人身上集中發生，但在生命繁衍過程中卻是必然。
這麼說來，難道一切惡習都遲早能轉化成正面力量不對。
為什麼後世的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都沒有像挪威海盜那樣完成轉化這就像說人由猿猴進化過來，為什麼現在世上的猿猴不再進入這個進化過程我想正是這種深刻的區別，使現代挪威人沒有把“海盜時代”看成“罪惡時代”，沒有為祖先的惡行而羞愧，每年願意一再地到這裡來看看。
這種深刻的區別，在於挪威海盜的出現有一種“歷史的誠實”。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無以為生，又不知道其它謀生方法，更未曾經受起碼的精神啟迪，他們就手持刀劍上了船。換言之，他們徹徹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蠻的荒原上，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惡。
正是這種“歷史的誠實”，正是這種粗礪的單純，使他們具有最大的被救贖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對他們來說是驀然初見，如醍醐灌頂。
相比之下，後世的許多邪惡就失去了這種“歷史的誠實”。那些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還為自己的暴行編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這就不是文明演進長途中的自然順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變不了人的猿猴，永無療救希望的盜賊。
偶爾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很能代表這種思路。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制就有很尖銳的矛盾。例如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zhuanzhi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將難於留存。但這樣一來，等於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這種悲觀情緒。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於尖銳、對應得過於整齊了。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所包含的內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其實，自由市場經濟的危機並不在於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於它在今天必然導致全球經濟一體化，從而造成對各種弱勢群落的不公，引發嚴重的衝突。
並非危言聳聽，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面臨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規的制訂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制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協調並一起面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系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們關注。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後的文化理念。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係原則，令人感動。他們很有說服力地展現出這樣一系列邏輯關係：社會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來實現，人民的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正常秩序靠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保障靠公民義務來實現。因此，財產必須體現於義務，自由必須體現於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
歷史的誠實
奧斯陸的海盜博物館建在比德半島上，與中心市區隔著一個峽灣。
主要是一棟樓，不大，但一進門就見到那艘把船梢翹到半天上的海盜船，立即精神一振。這棟樓從外面看應該有兩三層吧，但裡邊就是這麼一個讓海盜船囂張其勢的大廳，而且仔細一看還委屈了那艘船，它當年在北國的海天間該是如何狂放舒展。
埃盜就是海盜，以此命名不是為了幽默。多少搶掠燒殺的壞事都幹了，長長的年月間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為之而驚恐萬狀、聞風喪膽。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榮，而是誠實記述、平正展現。這種心態很令人佩服，但對我們來說卻有點陌生。
我在三艘海盜船的前前後後反覆觀看，很想更深入地領悟挪威人的心態。進門時聽他們館長說了，挪威總人口四百萬，每年到這個博物館來參觀的卻有四十萬，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們究竟是怎麼想的呢從種種文字看，他們絲毫沒有為海盜招魂的意思，也未曾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國道歉，這種不作道德價值取向的立場是憑什麼建立的呢想起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一個說法。他說人類分成三個階段演進，一是蒙昧時期，二是野蠻時期，三是文明時期。此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術關節是：野蠻相對於蒙昧是一種進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邊捕點魚，打點獵，采點野果，後來又學會了種植和造船，生活形態非常落後，應付不了氣候變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紀後期開始海盜活動，對被劫掠的地區和居民犯了大罪，但從遠距離看過去，客觀上又推動了航海，促進了貿易，擴大了移民，加強了交流。這便是從蒙昧走向了野蠻，又以不文明的方式為文明創造了條件。
從博物館的展出來看，海盜的活動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較強蠻，有的群落則比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線也有不同的重點，例如對於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以搶掠為主;而對於俄羅斯一帶，更多的是貿易;有些群落則由於挪威難以為生，到冰島、格陵蘭這樣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搶劫和貿易，也都有人在當地定居下來。
定居是對一種文明的進入，不管開始時的身份和態度如何，遲早會受到當地文明的同化。從他們的行為規律來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區，越是到與自己原來的生態拉開了很大差距的地區，態度越蠻橫，但正是這樣的地區，文明濃度也越高，日後對他們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敗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戰勝者。這便是由野蠻階段向文明階段過渡的環境原因。
與環境同時起作用的是時間。有些劣跡累累的海盜終其一生無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態，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環境裡定居下來，子孫們卻會變成另外一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樣的奇蹟不見得會在一個人身上集中發生，但在生命繁衍過程中卻是必然。
這麼說來，難道一切惡習都遲早能轉化成正面力量不對。
為什麼後世的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都沒有像挪威海盜那樣完成轉化這就像說人由猿猴進化過來，為什麼現在世上的猿猴不再進入這個進化過程我想正是這種深刻的區別，使現代挪威人沒有把“海盜時代”看成“罪惡時代”，沒有為祖先的惡行而羞愧，每年願意一再地到這裡來看看。
這種深刻的區別，在於挪威海盜的出現有一種“歷史的誠實”。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無以為生，又不知道其它謀生方法，更未曾經受起碼的精神啟迪，他們就手持刀劍上了船。換言之，他們徹徹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蠻的荒原上，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惡。
正是這種“歷史的誠實”，正是這種粗礪的單純，使他們具有最大的被救贖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對他們來說是驀然初見，如醍醐灌頂。
相比之下，後世的許多邪惡就失去了這種“歷史的誠實”。那些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還為自己的暴行編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這就不是文明演進長途中的自然順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變不了人的猿猴，永無療救希望的盜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