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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兵敗滑鐵盧，他一言不發。他已明白像瑞典這樣的國家如果陷身於歐洲大國間的爭逐，勝無利，敗遭災，唯一的選擇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處境尷尬，卻向人痴痴地回憶著他們初次見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歲，一個被分配來住宿的士兵敲開了她家的門，父親嫌他粗手笨腳就把他打發走了。“這個士兵，就是後來娶了我的瑞典國王。”她說。
這種政治傳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於浪漫的法國，一半得力於老實的北歐，兩者的組合改變了一個地方的歷史。這樣的傳奇放到中國，大概在春秋戰國時代纔有可能。
五
斯德哥爾摩其實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島。島與島之間造了很多橋，這些橋沒有坡度，形同平路，讓旅人不知島之為島。只是行走街頭耳邊突然有水聲轟鳴，伸頭一看腳下水流奔騰，海濤滾滾。
王宮、議會、老街、大教堂全擠在一個島上。老街壁高路窄、門多店小，點點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記號。
王宮任人參觀，凜冽寒風中年輕衛士的制服顯得有點單薄;議會大廈底樓正在開會，隔著一層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觀。
蚌聽得一群青年高喊口號向議會示威，因不懂瑞典語連忙問身旁一對老夫妻。老太太搖著火(又鳥)般的脖子連聲抱怨：『誰知道呢，都聖誕了，還這麼吵吵鬧鬧”
六
歐洲許多城市都患有一種隱疾：它們現在隆重推出一個個已經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細一查，當年它們對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對此，斯德哥爾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爾一笑。
它對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夠情義。
至少有三個方面，使這座城市對斯特林堡的尊重顯得難能可貴：
一、斯德哥爾摩市民並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創作成就。他的戲劇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義心理寫實，還是後來的象徵主義和表現主義，斯德哥爾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二、他們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師，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爾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種種陳規陋習，而且連續不斷;三、他與斯德哥爾摩不辭而別，浪跡天涯，晚年纔回來。
———就憑這三點，斯德哥爾摩有充分的理由給他冷臉。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們居然舉著無數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還募集了大筆資金供他使用。
他沒有獲得過諾貝爾獎金，但人們說，他獲得了“另類諾貝爾”。
七
離開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幾個北歐國家對自己的評價，很有意思。
剛到丹麥，就聽當地人說：“由於氣候地理原因，我們北歐人與其它歐洲人不同，比較拘謹，不善言詞”;到了挪威，又聽他們說：“我們挪威人比不上丹麥人開朗健談，有點沈悶”;到了瑞典，聽到的居然是：“我們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熱情，孤傲得可恨”;……
這是怎麼啦，北歐各國好像都在作一種奇怪的互相對比、自我譴責，看誰更冷、更酷、更漠然無情。
其實據我看，北歐人不是沒有熱情，而是缺少那種快速點燃又快速轉移的靈敏。他們感應較慢，選擇較遲，不喜宣講，很少激憤，但一旦選定卻不再改變，把種種彎曲拉成了一條直線。選擇和平中立，制訂福利政策，設立諾貝爾獎，即使有再大的麻煩也一意孤行。
說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為真冷無感於冷。
兩難的實驗
斯德哥爾摩並不繁榮，也不蕭條。它的建築偏向於陳舊，卻又拿不出羅馬、巴黎那種把世界各國旅行者都能鎮住的著名古蹟。街道沒有英雄氣概，充滿了安適情調，卻又安適得相當嚴肅，這在歐洲其它城市不容易看到。其它城市一安適就不會長久嚴肅，而嚴肅又總蘊藏著某種英雄氣概。
斯德哥爾摩的這種氣氛，呈現了瑞典人的政治選擇和經濟選擇，而現在，主要是經濟選擇。
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不能代表歐洲，但它用有效的實踐體現了一條思路，不妨多看幾眼。
瑞典在歷史上也是戰火不斷、忽強忽弱，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獲得了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大塊時間。那年代世界上戎馬倥傯、喊殺陣陣，各種陳舊的文明和新興的文明都為榮譽、國土和橫財而耗盡元氣，只有瑞典記住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並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等到一百年過去，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經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工業化強國。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瑞典由於嚴守中立而倖免於難，這就使它進一步避開了世界上其它許多強國避不開的嚴重損耗，富裕發達的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發達，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是為了在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管制對外貿易，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僅躲開了普遍蕭條的陰影，而且奇蹟般地促進了經濟的全面發展，社會的空前安定，於是全國上下、各派政黨都首肯了這個社會經濟模式。
順著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統。既實現了古往今來很多社會改革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又沒有付出社會動盪和極權zhuanzhi的慘重代價。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於是引起世界矚目。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則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終究冒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產平均分配，人人無須擔懮，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羨慕，卻滋長了內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著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里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阿·林德貝克先生都嘆息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與現代高新科技脫節的傳統工業，本是瑞典的世紀性驕傲，卻轉眼成了它的世紀性包袱。傳統工業的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應該有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闖將來重整局面，但平均主義的體制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於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制骨子裡的毛病。
幾十年前西方新聞界和經濟學界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人們不再認為有設定這種中間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個坐標，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處境尷尬，卻向人痴痴地回憶著他們初次見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歲，一個被分配來住宿的士兵敲開了她家的門，父親嫌他粗手笨腳就把他打發走了。“這個士兵，就是後來娶了我的瑞典國王。”她說。
這種政治傳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於浪漫的法國，一半得力於老實的北歐，兩者的組合改變了一個地方的歷史。這樣的傳奇放到中國，大概在春秋戰國時代纔有可能。
五
斯德哥爾摩其實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島。島與島之間造了很多橋，這些橋沒有坡度，形同平路，讓旅人不知島之為島。只是行走街頭耳邊突然有水聲轟鳴，伸頭一看腳下水流奔騰，海濤滾滾。
王宮、議會、老街、大教堂全擠在一個島上。老街壁高路窄、門多店小，點點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記號。
王宮任人參觀，凜冽寒風中年輕衛士的制服顯得有點單薄;議會大廈底樓正在開會，隔著一層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觀。
蚌聽得一群青年高喊口號向議會示威，因不懂瑞典語連忙問身旁一對老夫妻。老太太搖著火(又鳥)般的脖子連聲抱怨：『誰知道呢，都聖誕了，還這麼吵吵鬧鬧”
六
歐洲許多城市都患有一種隱疾：它們現在隆重推出一個個已經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細一查，當年它們對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對此，斯德哥爾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爾一笑。
它對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夠情義。
至少有三個方面，使這座城市對斯特林堡的尊重顯得難能可貴：
一、斯德哥爾摩市民並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創作成就。他的戲劇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義心理寫實，還是後來的象徵主義和表現主義，斯德哥爾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二、他們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師，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爾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種種陳規陋習，而且連續不斷;三、他與斯德哥爾摩不辭而別，浪跡天涯，晚年纔回來。
———就憑這三點，斯德哥爾摩有充分的理由給他冷臉。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們居然舉著無數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還募集了大筆資金供他使用。
他沒有獲得過諾貝爾獎金，但人們說，他獲得了“另類諾貝爾”。
七
離開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幾個北歐國家對自己的評價，很有意思。
剛到丹麥，就聽當地人說：“由於氣候地理原因，我們北歐人與其它歐洲人不同，比較拘謹，不善言詞”;到了挪威，又聽他們說：“我們挪威人比不上丹麥人開朗健談，有點沈悶”;到了瑞典，聽到的居然是：“我們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熱情，孤傲得可恨”;……
這是怎麼啦，北歐各國好像都在作一種奇怪的互相對比、自我譴責，看誰更冷、更酷、更漠然無情。
其實據我看，北歐人不是沒有熱情，而是缺少那種快速點燃又快速轉移的靈敏。他們感應較慢，選擇較遲，不喜宣講，很少激憤，但一旦選定卻不再改變，把種種彎曲拉成了一條直線。選擇和平中立，制訂福利政策，設立諾貝爾獎，即使有再大的麻煩也一意孤行。
說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為真冷無感於冷。
兩難的實驗
斯德哥爾摩並不繁榮，也不蕭條。它的建築偏向於陳舊，卻又拿不出羅馬、巴黎那種把世界各國旅行者都能鎮住的著名古蹟。街道沒有英雄氣概，充滿了安適情調，卻又安適得相當嚴肅，這在歐洲其它城市不容易看到。其它城市一安適就不會長久嚴肅，而嚴肅又總蘊藏著某種英雄氣概。
斯德哥爾摩的這種氣氛，呈現了瑞典人的政治選擇和經濟選擇，而現在，主要是經濟選擇。
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不能代表歐洲，但它用有效的實踐體現了一條思路，不妨多看幾眼。
瑞典在歷史上也是戰火不斷、忽強忽弱，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獲得了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大塊時間。那年代世界上戎馬倥傯、喊殺陣陣，各種陳舊的文明和新興的文明都為榮譽、國土和橫財而耗盡元氣，只有瑞典記住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並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等到一百年過去，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經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工業化強國。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瑞典由於嚴守中立而倖免於難，這就使它進一步避開了世界上其它許多強國避不開的嚴重損耗，富裕發達的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發達，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是為了在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管制對外貿易，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僅躲開了普遍蕭條的陰影，而且奇蹟般地促進了經濟的全面發展，社會的空前安定，於是全國上下、各派政黨都首肯了這個社會經濟模式。
順著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統。既實現了古往今來很多社會改革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又沒有付出社會動盪和極權zhuanzhi的慘重代價。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於是引起世界矚目。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則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終究冒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產平均分配，人人無須擔懮，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羨慕，卻滋長了內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著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里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阿·林德貝克先生都嘆息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與現代高新科技脫節的傳統工業，本是瑞典的世紀性驕傲，卻轉眼成了它的世紀性包袱。傳統工業的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應該有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闖將來重整局面，但平均主義的體制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於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制骨子裡的毛病。
幾十年前西方新聞界和經濟學界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人們不再認為有設定這種中間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個坐標，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