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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一事件對他發生很大影響，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緣》的影子。他不能用這一件事作藍圖。軍閥是人們所憎惡的，如果寫軍閥竟然談戀愛，那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搶人的一幕。借這條線索，有理由的發展，刻劃了軍閥的殘酷暴行。他創造了許多傳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設想，可能是寫兩個三角戀愛關係；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演變為多邊關係了。傳奇故事本來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越複雜越曲折，就越覺得有意思。這是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但也應該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戀愛自由、反對封建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制度為主題的。由於太複雜曲折了，反對門當戶對，終於還是門當戶對，這就未免傷害了主題了。
《啼笑因緣》1929年開始在《新聞報》連載，第二年就登完了。連載期間，轟動一時：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因緣》中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了；預約改戲，預約拍制電影的，早已紛至沓來；為了出書牟利，《新聞報》三位編輯，臨時組織“三友書社”，優先取得版權。書出版了，當然暢銷。電影攝製時，因為“攝製專有權”的問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打起官司來，後來經過章士釗律師調停，大華停拍，明星賠款十萬元。這件事，當時報紙記載很詳細，轉而成為小說的宣傳資料。
一部小說，引起社會上這麼“狂熱”，簡直是“史無前例”的。這在當時就有些為人們所不理解；五十年後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試圖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奮努力，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主觀因素而外，尋找他的客觀因素。我認為：當時小市民被壓迫、被剝削，生活極為苦悶。他們憧憬著一個新世界，他們的要求水平並不高。一個“女俠”（在小說中寫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殺一個“花花太歲”式的軍閥，這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像中卻又希望出現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啼笑因緣》使他們得到很大的滿足。其次是，上海報紙連載小說，例請南方“名家”執筆。名家們總是信手拈來，隨筆寫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緣》之前，先是連載所謂“聯環小說”（約定幾位名家，彼此合寫一篇小說，每天一人寫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於是那位名家就接著寫下去），這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除了名家們自我陶醉之外，怎麼能吸引讀者呢？其後又連載想入非非的武俠小說，讀者也膩煩了。這時候，《啼笑因緣》一出現，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強烈的傳奇性，讀者頓覺耳目一新。再其次，從前交通不便，旅遊困難，南方人嚮往北京，常借文字記載，以當“臥遊”。南方名家們，足跡不離上海、蘇州、杭州、揚州，寫來寫去，總以諸地為主要背景，讀者自然感到狹隘。《啼笑因緣》卻寫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風物，介紹得活了。描畫天橋，特別生動，直到今天，還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南方人，到北京來必訪天橋。當然，今天的天橋，已經不是那個面貌了。《啼笑因緣》的產生，和它的紅極一時，決非僅僅出於偶然，一定還有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種種因素，有待於將來研究者們的探討。
《八十一夢》
他寫了二三十部抗戰小說，應該說，《八十一夢》是代表作。這部小說所取的是側面題材，指斥那些不抗戰和不利於抗戰的人。他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會上許多醜聞秘幕。意圖引起讀者對這些人和事的憎恨厭惡，與眾共棄；而要求同心協力，大家一致抗戰。
寫作手法大體和《春明外史》、《新斬鬼傳》相仿，臚述一件一件罪惡事實，可以多寫幾件，也可以少寫幾件。名為長篇，其實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於神話，迷離惝恍，這和《春明外史》直接寫人事不同；所寫的又十分具體，明有所指，這又和《新斬鬼傳》寫抽象事物不同。
這部小說1941年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嬉笑怒罵，讀者感覺痛快，深表歡迎。但到1942年就結束了，名為“八十一夢”，實在只寫了八九個夢。其餘的呢？後來他在單行本“楔子”中說：被耗子咬掉了。因為這部小說是可長可短，讀者不知道他沒有寫完，只認作他打哈哈結束全書。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淚”。“耗子”是有的，當時正在人間。《八十一夢》在報上連載那些日子裡，所有被揭發、被譴責的一撮人，臉上無光，很不好過。他們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惱羞成怒，要和作者為難。只因小說究竟是小說，縱然所描寫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she的，沒有指名道姓，誰敢出頭承認“那寫的就是我”呢？於是他們就濫用權威，授意“新聞檢查所”，予以“檢扣”。“新聞檢查所”有檢扣新聞的經驗，卻欠缺檢扣小說的經驗，起初對此很覺為難。因為這是上級差遣，不敢不遵，後來就祭起“不利於團結抗戰”這頂大帽子做“法寶”，扔向《新民報》，勒令停登這部小說。他不理這個命令。他說：“問問是誰不利於團結抗戰。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麼好寫的呢？”小說仍然繼續在報上連載。
他有位安徽同鄉，在當時“朝廷”里是一個大官，雖則相熟，很少往來。有那麼一天，忽然折簡相招，約到家裡吃飯。去時，只見席設賓主二座，別無他人。那個大官和他促膝談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談抗戰，然後落到豪門貴族身上把來痛罵了一番，最後又稱讚他的小說，“寫得好，罵得對”；結局卻說：“寫到這裡，恰到好處，不要再寫了，留個有餘不盡吧！”原來那些人見他不買新聞檢查所的帳，《八十一夢》還是照寫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預備下毒手把他綁架到息烽去。這是這個大官傳的話。是真的特務有此行動計劃，或者只是出於恫嚇，原本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錢十萬，可以“通神”；這樣大的官兒傳話，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來，忿忿寫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未完成的傑作”。
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曾經會見過《新民報》編輯部同仁。周總理說：“同反動派作鬥爭，可以從正面斗，也可以從側面斗。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寫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這些話對他發生莫大的鼓勵作用。可是，反動派終於沒有放過《八十一夢》。小說竟也遭到“腰斬”，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聞。由於是“暗害”，殺人不見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
單行本不久就印出來了，發行時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可能是主張腰斬的那個炙手可熱的人，這時已經下了台。使他感到親切和光榮的，乃是延安及時翻印了這部小說。對小說或者對他個人，這都是最高的評價了。
《啼笑因緣》1929年開始在《新聞報》連載，第二年就登完了。連載期間，轟動一時：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因緣》中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了；預約改戲，預約拍制電影的，早已紛至沓來；為了出書牟利，《新聞報》三位編輯，臨時組織“三友書社”，優先取得版權。書出版了，當然暢銷。電影攝製時，因為“攝製專有權”的問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打起官司來，後來經過章士釗律師調停，大華停拍，明星賠款十萬元。這件事，當時報紙記載很詳細，轉而成為小說的宣傳資料。
一部小說，引起社會上這麼“狂熱”，簡直是“史無前例”的。這在當時就有些為人們所不理解；五十年後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試圖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奮努力，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主觀因素而外，尋找他的客觀因素。我認為：當時小市民被壓迫、被剝削，生活極為苦悶。他們憧憬著一個新世界，他們的要求水平並不高。一個“女俠”（在小說中寫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殺一個“花花太歲”式的軍閥，這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像中卻又希望出現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啼笑因緣》使他們得到很大的滿足。其次是，上海報紙連載小說，例請南方“名家”執筆。名家們總是信手拈來，隨筆寫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緣》之前，先是連載所謂“聯環小說”（約定幾位名家，彼此合寫一篇小說，每天一人寫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於是那位名家就接著寫下去），這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除了名家們自我陶醉之外，怎麼能吸引讀者呢？其後又連載想入非非的武俠小說，讀者也膩煩了。這時候，《啼笑因緣》一出現，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強烈的傳奇性，讀者頓覺耳目一新。再其次，從前交通不便，旅遊困難，南方人嚮往北京，常借文字記載，以當“臥遊”。南方名家們，足跡不離上海、蘇州、杭州、揚州，寫來寫去，總以諸地為主要背景，讀者自然感到狹隘。《啼笑因緣》卻寫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風物，介紹得活了。描畫天橋，特別生動，直到今天，還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南方人，到北京來必訪天橋。當然，今天的天橋，已經不是那個面貌了。《啼笑因緣》的產生，和它的紅極一時，決非僅僅出於偶然，一定還有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種種因素，有待於將來研究者們的探討。
《八十一夢》
他寫了二三十部抗戰小說，應該說，《八十一夢》是代表作。這部小說所取的是側面題材，指斥那些不抗戰和不利於抗戰的人。他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會上許多醜聞秘幕。意圖引起讀者對這些人和事的憎恨厭惡，與眾共棄；而要求同心協力，大家一致抗戰。
寫作手法大體和《春明外史》、《新斬鬼傳》相仿，臚述一件一件罪惡事實，可以多寫幾件，也可以少寫幾件。名為長篇，其實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於神話，迷離惝恍，這和《春明外史》直接寫人事不同；所寫的又十分具體，明有所指，這又和《新斬鬼傳》寫抽象事物不同。
這部小說1941年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嬉笑怒罵，讀者感覺痛快，深表歡迎。但到1942年就結束了，名為“八十一夢”，實在只寫了八九個夢。其餘的呢？後來他在單行本“楔子”中說：被耗子咬掉了。因為這部小說是可長可短，讀者不知道他沒有寫完，只認作他打哈哈結束全書。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淚”。“耗子”是有的，當時正在人間。《八十一夢》在報上連載那些日子裡，所有被揭發、被譴責的一撮人，臉上無光，很不好過。他們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惱羞成怒，要和作者為難。只因小說究竟是小說，縱然所描寫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she的，沒有指名道姓，誰敢出頭承認“那寫的就是我”呢？於是他們就濫用權威，授意“新聞檢查所”，予以“檢扣”。“新聞檢查所”有檢扣新聞的經驗，卻欠缺檢扣小說的經驗，起初對此很覺為難。因為這是上級差遣，不敢不遵，後來就祭起“不利於團結抗戰”這頂大帽子做“法寶”，扔向《新民報》，勒令停登這部小說。他不理這個命令。他說：“問問是誰不利於團結抗戰。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麼好寫的呢？”小說仍然繼續在報上連載。
他有位安徽同鄉，在當時“朝廷”里是一個大官，雖則相熟，很少往來。有那麼一天，忽然折簡相招，約到家裡吃飯。去時，只見席設賓主二座，別無他人。那個大官和他促膝談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談抗戰，然後落到豪門貴族身上把來痛罵了一番，最後又稱讚他的小說，“寫得好，罵得對”；結局卻說：“寫到這裡，恰到好處，不要再寫了，留個有餘不盡吧！”原來那些人見他不買新聞檢查所的帳，《八十一夢》還是照寫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預備下毒手把他綁架到息烽去。這是這個大官傳的話。是真的特務有此行動計劃，或者只是出於恫嚇，原本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錢十萬，可以“通神”；這樣大的官兒傳話，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來，忿忿寫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未完成的傑作”。
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曾經會見過《新民報》編輯部同仁。周總理說：“同反動派作鬥爭，可以從正面斗，也可以從側面斗。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寫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這些話對他發生莫大的鼓勵作用。可是，反動派終於沒有放過《八十一夢》。小說竟也遭到“腰斬”，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聞。由於是“暗害”，殺人不見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
單行本不久就印出來了，發行時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可能是主張腰斬的那個炙手可熱的人，這時已經下了台。使他感到親切和光榮的，乃是延安及時翻印了這部小說。對小說或者對他個人，這都是最高的評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