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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張恨水一生所寫的小說，大約一百一十多部。絕大多數是長篇，少數是中篇，個別是短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我曾問過他，想知道一個確數。但他自己也不記得了，僅僅回答說：“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計出來的。我們卻開不出這樣一張書目。因為其中有幾種，大家模糊記得故事情節，說出來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報紙刊載的。
這一百一十多部小說，除了短篇不算，長篇長的達一百多萬字，短的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字。就字數而論，也夠驚人的，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幾十年來的辛勤勞動嗎？有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以為像他那樣“多產作家”，一定得請幾位秘書助手。甚至至於揣測，某某幾部書，是別人的代筆。這些話全無根據。他的小說，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既沒有委託過別人代為寫作，別人也代替不了他。應該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說，創作有先有後；構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腫的地方。寫了那麼多的字，要允許有幾筆“敗筆”的。如果不看整體，只看那個別之處，因而懷疑是“贗品”，儘管是從善意出發，其實無此必要。
抗戰時期，他已入川，上海卻出版了好幾種黃色下流的小說，偽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這幾種小說，泛濫在淪陷區，華北、東北，都非常流行。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京，預備追究，而書已絕版，找不著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現在，這些小說已經很難找到。倘若有人能給編一張“偽書目”，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他正式從事著作小說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報》寫《春明外史》起。那時，他編一個副刊，一天寫幾百字小說，兼寫雜文，還很從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報》出版，他編兩個副刊，一天寫兩篇小說，雜文照寫，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後來，又兼給《益世報》、《晨報》寫小說，應該很忙了。朋友們卻看不出，只覺得他好像還是優遊自在。一直到後來，他同時編副刊、寫幾篇小說，他嘴裡從沒有吐出一個“忙”字。他規定了每天上午是寫作時間，這是雷打不動的。如果約稿太多，或者別有要事耽擱了，上午寫不完，下午准得再寫，非得完成事先訂的計劃不可。他有堅強的毅力，嚴格的有紀律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恐怕這就是他的“成功秘訣”吧！
最初寫小說，他是不用提綱的。腦子好像一台計算機，人物故事都儲存在裡面，到用時就取出來，非常之現成。也不用複寫紙，一枝毛筆就是他的紡織器，每天織出許多五顏六色好看的彩網。後來，約稿多了，經常一天同時在報刊上連載六七篇小說，混淆纏夾了怎麼辦？平日不用提綱的，這時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這一部小說中的人物錯到那一部，不至把這個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個人的身上。有幾部小說，事先言明，一稿兩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區的報刊上，這就有必要複寫，於是改用了鉛筆。案頭常常放著四五枝削好的、半長的鉛筆頭。磨磨筆尖，削兩下軟木，既是休息，也是娛樂，而歸結於構思。
他每天的寫作的能量總在五千字左右。在各報上連載的作品，合計也不超過這個數字，所以他能應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寫那麼多篇，頭緒紛繁，縱有提綱，也難免錯亂，何以他能井井有條呢？其實，他每天只是寫一篇，而不是同時寫那麼多篇。今天這一篇，明天那一篇，輪流著寫，周而復始。他的安排，有時也有改變，但基本上寫作數字是不變的。
他的寫作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香港有個刊物，說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寫小說；有時電話來催，他就在牌桌上寫。這是沒有的事。他對打牌根本無興趣，既不會打，朋友也不帶他打。說起來，他小說中所描寫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沒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連在一起，簡直是笑話。
他所寫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寫時，他就不辭勞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寫《啼笑因緣》，背景是天橋，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裡，沈鳳喜、關秀姑以及沈三弦、關壽峰，就是從那裡體驗出來的。寫關氏父女，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是報紙主編人提出的要求：“加點‘噱頭’吧，上海讀者喜歡武俠的。”他豈肯向壁虛造說什麼“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說過，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夾蒼蠅是他親眼所見。他寫武俠，是有限度的武俠，決不出人情之外。
報紙刊登長篇連載，最忌的是中斷。有些作家偏偏老犯這個毛病，報上常見“續稿未到暫停”字樣。破壞了讀者情趣，影響了編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連載的長篇，動輒幾十萬字，甚至更長，作家們很少有全部寫完後再拿去發表的，一般是隨登隨寫、隨寫隨登，這就難保中間有個耽擱。他注意到這一點，總不讓自己的作品在連載中有一天脫節。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說：“當我寫到《金粉世家》最後一頁的時候，家裡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憐’歲半的女孩子康兒，她害猩紅熱死了。我雖二十分的負責任，在這樣大結束的時候，實在不能按住悲慟和書中人去收場，沒有法子，只好讓發表的報紙，停登一天。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後，究竟為責任的關係，把最後一頁作完了。”一部連載五六年的作品，因為死了女兒中斷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對於著作小說的事業心、責任感，看有多麼強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過兩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動筆，無可抗拒地停止了寫作。至於平常，有什麼頭疼發燒，那是不在話下，他總掙扎著照寫無誤。抗戰時期在重慶，敵機日來空襲，大家“入土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卻不管那些，空襲警報儘管響著，敵機在頭頂上轉，他寫他的，只當沒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彈在他家附近開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沒法子，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他只好下洞。就憑這樣，他還是一聽敵機飛過頭頂就回家去寫；家人等解除警報的汽笛聲響出洞時，他已寫了幾頁紙了。
寫小說是他的職業。人們有個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會把自己的職業當包袱，干久了時就感覺苦惱厭倦。他可不是這樣。他是越寫越來勁，沒有個滿足，總想新寫的一部超過所有的舊作。他熱愛生活，把寫作當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僅僅是為了趣味。有一天不動筆，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筆大債。他說：“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寫，比不吃飯都難受。”大病初癒時，他又在寫，家裡人和朋友都勸他，不要動腦子吧！他卻說：“腦子總歸要動的，不動在這裡，就動在別的地方。動在別的地方，豈不浪費嗎？”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還是坐在座位上寫哩。
張恨水一生所寫的小說，大約一百一十多部。絕大多數是長篇，少數是中篇，個別是短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我曾問過他，想知道一個確數。但他自己也不記得了，僅僅回答說：“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計出來的。我們卻開不出這樣一張書目。因為其中有幾種，大家模糊記得故事情節，說出來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報紙刊載的。
這一百一十多部小說，除了短篇不算，長篇長的達一百多萬字，短的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字。就字數而論，也夠驚人的，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幾十年來的辛勤勞動嗎？有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以為像他那樣“多產作家”，一定得請幾位秘書助手。甚至至於揣測，某某幾部書，是別人的代筆。這些話全無根據。他的小說，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既沒有委託過別人代為寫作，別人也代替不了他。應該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說，創作有先有後；構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腫的地方。寫了那麼多的字，要允許有幾筆“敗筆”的。如果不看整體，只看那個別之處，因而懷疑是“贗品”，儘管是從善意出發，其實無此必要。
抗戰時期，他已入川，上海卻出版了好幾種黃色下流的小說，偽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這幾種小說，泛濫在淪陷區，華北、東北，都非常流行。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京，預備追究，而書已絕版，找不著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現在，這些小說已經很難找到。倘若有人能給編一張“偽書目”，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他正式從事著作小說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報》寫《春明外史》起。那時，他編一個副刊，一天寫幾百字小說，兼寫雜文，還很從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報》出版，他編兩個副刊，一天寫兩篇小說，雜文照寫，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後來，又兼給《益世報》、《晨報》寫小說，應該很忙了。朋友們卻看不出，只覺得他好像還是優遊自在。一直到後來，他同時編副刊、寫幾篇小說，他嘴裡從沒有吐出一個“忙”字。他規定了每天上午是寫作時間，這是雷打不動的。如果約稿太多，或者別有要事耽擱了，上午寫不完，下午准得再寫，非得完成事先訂的計劃不可。他有堅強的毅力，嚴格的有紀律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恐怕這就是他的“成功秘訣”吧！
最初寫小說，他是不用提綱的。腦子好像一台計算機，人物故事都儲存在裡面，到用時就取出來，非常之現成。也不用複寫紙，一枝毛筆就是他的紡織器，每天織出許多五顏六色好看的彩網。後來，約稿多了，經常一天同時在報刊上連載六七篇小說，混淆纏夾了怎麼辦？平日不用提綱的，這時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這一部小說中的人物錯到那一部，不至把這個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個人的身上。有幾部小說，事先言明，一稿兩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區的報刊上，這就有必要複寫，於是改用了鉛筆。案頭常常放著四五枝削好的、半長的鉛筆頭。磨磨筆尖，削兩下軟木，既是休息，也是娛樂，而歸結於構思。
他每天的寫作的能量總在五千字左右。在各報上連載的作品，合計也不超過這個數字，所以他能應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寫那麼多篇，頭緒紛繁，縱有提綱，也難免錯亂，何以他能井井有條呢？其實，他每天只是寫一篇，而不是同時寫那麼多篇。今天這一篇，明天那一篇，輪流著寫，周而復始。他的安排，有時也有改變，但基本上寫作數字是不變的。
他的寫作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香港有個刊物，說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寫小說；有時電話來催，他就在牌桌上寫。這是沒有的事。他對打牌根本無興趣，既不會打，朋友也不帶他打。說起來，他小說中所描寫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沒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連在一起，簡直是笑話。
他所寫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寫時，他就不辭勞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寫《啼笑因緣》，背景是天橋，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裡，沈鳳喜、關秀姑以及沈三弦、關壽峰，就是從那裡體驗出來的。寫關氏父女，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是報紙主編人提出的要求：“加點‘噱頭’吧，上海讀者喜歡武俠的。”他豈肯向壁虛造說什麼“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說過，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夾蒼蠅是他親眼所見。他寫武俠，是有限度的武俠，決不出人情之外。
報紙刊登長篇連載，最忌的是中斷。有些作家偏偏老犯這個毛病，報上常見“續稿未到暫停”字樣。破壞了讀者情趣，影響了編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連載的長篇，動輒幾十萬字，甚至更長，作家們很少有全部寫完後再拿去發表的，一般是隨登隨寫、隨寫隨登，這就難保中間有個耽擱。他注意到這一點，總不讓自己的作品在連載中有一天脫節。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說：“當我寫到《金粉世家》最後一頁的時候，家裡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憐’歲半的女孩子康兒，她害猩紅熱死了。我雖二十分的負責任，在這樣大結束的時候，實在不能按住悲慟和書中人去收場，沒有法子，只好讓發表的報紙，停登一天。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後，究竟為責任的關係，把最後一頁作完了。”一部連載五六年的作品，因為死了女兒中斷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對於著作小說的事業心、責任感，看有多麼強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過兩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動筆，無可抗拒地停止了寫作。至於平常，有什麼頭疼發燒，那是不在話下，他總掙扎著照寫無誤。抗戰時期在重慶，敵機日來空襲，大家“入土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卻不管那些，空襲警報儘管響著，敵機在頭頂上轉，他寫他的，只當沒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彈在他家附近開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沒法子，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他只好下洞。就憑這樣，他還是一聽敵機飛過頭頂就回家去寫；家人等解除警報的汽笛聲響出洞時，他已寫了幾頁紙了。
寫小說是他的職業。人們有個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會把自己的職業當包袱，干久了時就感覺苦惱厭倦。他可不是這樣。他是越寫越來勁，沒有個滿足，總想新寫的一部超過所有的舊作。他熱愛生活，把寫作當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僅僅是為了趣味。有一天不動筆，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筆大債。他說：“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寫，比不吃飯都難受。”大病初癒時，他又在寫，家裡人和朋友都勸他，不要動腦子吧！他卻說：“腦子總歸要動的，不動在這裡，就動在別的地方。動在別的地方，豈不浪費嗎？”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還是坐在座位上寫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