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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報》連載，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結束，一共登了五十七個月。大體上，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藍本的一部譴責性小說。主角楊杏園，約略加《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寫楊杏園先後和何梨雲、李冬青的戀愛，有許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寫得那麼乾巴巴的。書中主角被安排做新聞記者，為的容易引出當時政治上、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內幕新聞，從而加以譴責。藝術手段是婉而多諷，也不像《怪現狀》寫的那麼劍拔弩張。魯迅介紹清末譴責小說，說他們所用手法，“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儘管有個楊杏園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卻不能離開這個窠臼。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手法，以先，他在蕪湖報紙上發表的《皖江cháo》，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後，接觸方面廣，聽到東西多，題材十分豐富，和在蕪湖時不一樣罷了。《皖江cháo》原是一個大題目，但在報上刊載不到一年，也沒有寫完。他自己對於這部小說並不怎麼關心，後來簡直是忘懷了。他能記得起的，是聽說當地學生，曾經截取其中一部分，編成戲劇演出。可見當時是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的。
《春明外史》寫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筆鋒觸及各個階層，書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們，是不難為它作索隱的。在《世界晚報》連載的時候，讀者把它看作是新聞版外的“新聞”，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個“大子兒”買張晚報，就為的要知道這版外新聞如何發展，如何結局的。當時很多報紙都登有連載小說，像《益世報》一天刊載五六篇，卻從來沒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麼叫座。作者詛詈那個時代，揭發抨擊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現象，乃是出於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某些地方，刻劃形容，的確也似乎太過，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與“醜詆私敵”之作是不同的。幾十年後，讀這部小說，還覺得當時情景，歷歷如在目前。年輕的人，沒有那些經歷，卻可從此中得到一課歷史知識，看出舊社會的醜惡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說是二十年代的產物。半個多世紀以來，祖國飛速的進步，從封建、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差距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人們的思想意識，顯然今非昔比。今天讀二十年代的小說，如果不了解當時歷史環境，就難以讀下去，更不用說什麼分析批判了。例如說，小說中有些並不甚進步的地方，還存在殘餘的封建道德倫理觀。但是，也應指出，當時一般人確有這種觀念存在。對於戀愛問題，處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愛和jì院調情，寫來無甚分別了。青年學生的思想活動，有時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這種經驗，對某些新事物的出現，有時流露出牴觸情緒。這都是嚴重不足之處。幸而好，它沒有據有小說主體的地位。再還有，小說中舊詩太多，也是承襲封建時期作家表露才情的舊習；當然，我們還記得，他最初寫小說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這部小說，是他蛻變過程中必然會留下的一些痕跡。《金粉世家》認真寫小說，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實際他是從《金粉世家》開始的。這部小說，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1932年刊完，全長共九十來萬字。小說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寫出了這個豪門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官僚們，如何鉤心斗角，如何驕奢yín逸；他們的家庭成員，那一群寄生蟲，如何醉生夢死，如何糜爛墮落。因為小說寫的是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於是許多大官僚，尤其是當過國務總理的，特別是姓“錢”的，都以為是寫自己，生怕自己的陰私被揭發。事實上是，他是新聞記者，朋友多，日常閒談，每以豪門生活為資料，他選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兒，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誰看像誰，就算是誰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寫小說之中，是結構最嚴謹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寫作，是意興所至，涉筆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楊杏園故事以外，多半是隨時聽到新聞，隨時編作小說，可以寫一百回，也可以寫二百回，是講不到什麼章法的，及至寫《金粉世家》，卻是以小說家的地位寫小說，精心布局，有個完整的計劃。比如寫金家諸子，各有愛好，彼此性格不同，錯綜複雜的故事梗概，都是預先想好了的。至於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長，在本書中也有所表現。
主要的故事，通過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冷清秋，和國務總理的小兒子金燕西，從戀愛、結婚，到被遺棄、逃走的淒涼結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齊大非偶”，這是他的婚姻觀。
是不是他就主張“門當戶對”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說在報上連載時，受到讀者的注意，是為的許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聞。對於故事情節興趣更為濃厚的，卻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婦女們，包括老太太群在內。抗戰時期在重慶，我曾陪他出度過朋友的家宴，他的讀者——那些太太、老太太們，紛紛向他提出問題，議論這部小說人物處理的當否，並追問背景和那些人物後來真正的結局。一部小說在發表苦幹年後，還得到讀者如此關心，可見不是尋常之作。
我曾有設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說，而是用的現代語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說，而是寫成戲劇，它就是《雷雨》。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見吧？《啼笑因緣》1925年，我進《世界日報》，和他朝夕共處。他最愛聽戲，常約我去。有一次，記者門覺夫，請我們到四海昇平園去聽高翠蘭唱大鼓，說是唱得極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沒有去成，兩三天後，恨水和我說：“請你去聽你不去，如今你要聽也聽不成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高翠蘭被一個姓田的旅長“搶”走了。門覺夫義憤填膺，認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這樣的事，實在太強橫了。恨水卻說：“如果高翠蘭非常不願意，那個田旅長何至就下這一手。一定田旅長也有讓高翠蘭滿足的地方。”大家因為那時軍閥橫行，肆無忌憚，一個唱大鼓的受欺凌壓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論斷。誰知又過了幾天，門從照相館裡弄到一張照片，卻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蘭在照片中笑逐顏開，容光煥發，絲毫沒有出於勉強的樣子。大家回頭一想，恨水當初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並未了結。高翠蘭的父母，原把女兒看作搖錢樹，被人搶去，豈能善罷甘休。他們不向田家要人，卻向田家索討身價銀子。“漫天要價，就地還錢”，雙方終於沒有談妥。高翠蘭的父親，一張狀子告到法院。田旅長是現役軍長，由軍事機關軍法會審，開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長身為軍人，強劫人家女子，處徒刑一年；高翠蘭交其父母領回。案件結束，高翠蘭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潑不起來了。在家裡時常哭鬧，更表達了對田旅長的不能忘情。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報》連載，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結束，一共登了五十七個月。大體上，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藍本的一部譴責性小說。主角楊杏園，約略加《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寫楊杏園先後和何梨雲、李冬青的戀愛，有許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寫得那麼乾巴巴的。書中主角被安排做新聞記者，為的容易引出當時政治上、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內幕新聞，從而加以譴責。藝術手段是婉而多諷，也不像《怪現狀》寫的那麼劍拔弩張。魯迅介紹清末譴責小說，說他們所用手法，“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儘管有個楊杏園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卻不能離開這個窠臼。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手法，以先，他在蕪湖報紙上發表的《皖江cháo》，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後，接觸方面廣，聽到東西多，題材十分豐富，和在蕪湖時不一樣罷了。《皖江cháo》原是一個大題目，但在報上刊載不到一年，也沒有寫完。他自己對於這部小說並不怎麼關心，後來簡直是忘懷了。他能記得起的，是聽說當地學生，曾經截取其中一部分，編成戲劇演出。可見當時是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的。
《春明外史》寫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筆鋒觸及各個階層，書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們，是不難為它作索隱的。在《世界晚報》連載的時候，讀者把它看作是新聞版外的“新聞”，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個“大子兒”買張晚報，就為的要知道這版外新聞如何發展，如何結局的。當時很多報紙都登有連載小說，像《益世報》一天刊載五六篇，卻從來沒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麼叫座。作者詛詈那個時代，揭發抨擊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現象，乃是出於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某些地方，刻劃形容，的確也似乎太過，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與“醜詆私敵”之作是不同的。幾十年後，讀這部小說，還覺得當時情景，歷歷如在目前。年輕的人，沒有那些經歷，卻可從此中得到一課歷史知識，看出舊社會的醜惡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說是二十年代的產物。半個多世紀以來，祖國飛速的進步，從封建、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差距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人們的思想意識，顯然今非昔比。今天讀二十年代的小說，如果不了解當時歷史環境，就難以讀下去，更不用說什麼分析批判了。例如說，小說中有些並不甚進步的地方，還存在殘餘的封建道德倫理觀。但是，也應指出，當時一般人確有這種觀念存在。對於戀愛問題，處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愛和jì院調情，寫來無甚分別了。青年學生的思想活動，有時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這種經驗，對某些新事物的出現，有時流露出牴觸情緒。這都是嚴重不足之處。幸而好，它沒有據有小說主體的地位。再還有，小說中舊詩太多，也是承襲封建時期作家表露才情的舊習；當然，我們還記得，他最初寫小說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這部小說，是他蛻變過程中必然會留下的一些痕跡。《金粉世家》認真寫小說，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實際他是從《金粉世家》開始的。這部小說，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1932年刊完，全長共九十來萬字。小說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寫出了這個豪門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官僚們，如何鉤心斗角，如何驕奢yín逸；他們的家庭成員，那一群寄生蟲，如何醉生夢死，如何糜爛墮落。因為小說寫的是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於是許多大官僚，尤其是當過國務總理的，特別是姓“錢”的，都以為是寫自己，生怕自己的陰私被揭發。事實上是，他是新聞記者，朋友多，日常閒談，每以豪門生活為資料，他選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兒，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誰看像誰，就算是誰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寫小說之中，是結構最嚴謹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寫作，是意興所至，涉筆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楊杏園故事以外，多半是隨時聽到新聞，隨時編作小說，可以寫一百回，也可以寫二百回，是講不到什麼章法的，及至寫《金粉世家》，卻是以小說家的地位寫小說，精心布局，有個完整的計劃。比如寫金家諸子，各有愛好，彼此性格不同，錯綜複雜的故事梗概，都是預先想好了的。至於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長，在本書中也有所表現。
主要的故事，通過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冷清秋，和國務總理的小兒子金燕西，從戀愛、結婚，到被遺棄、逃走的淒涼結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齊大非偶”，這是他的婚姻觀。
是不是他就主張“門當戶對”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說在報上連載時，受到讀者的注意，是為的許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聞。對於故事情節興趣更為濃厚的，卻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婦女們，包括老太太群在內。抗戰時期在重慶，我曾陪他出度過朋友的家宴，他的讀者——那些太太、老太太們，紛紛向他提出問題，議論這部小說人物處理的當否，並追問背景和那些人物後來真正的結局。一部小說在發表苦幹年後，還得到讀者如此關心，可見不是尋常之作。
我曾有設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說，而是用的現代語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說，而是寫成戲劇，它就是《雷雨》。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見吧？《啼笑因緣》1925年，我進《世界日報》，和他朝夕共處。他最愛聽戲，常約我去。有一次，記者門覺夫，請我們到四海昇平園去聽高翠蘭唱大鼓，說是唱得極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沒有去成，兩三天後，恨水和我說：“請你去聽你不去，如今你要聽也聽不成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高翠蘭被一個姓田的旅長“搶”走了。門覺夫義憤填膺，認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這樣的事，實在太強橫了。恨水卻說：“如果高翠蘭非常不願意，那個田旅長何至就下這一手。一定田旅長也有讓高翠蘭滿足的地方。”大家因為那時軍閥橫行，肆無忌憚，一個唱大鼓的受欺凌壓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論斷。誰知又過了幾天，門從照相館裡弄到一張照片，卻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蘭在照片中笑逐顏開，容光煥發，絲毫沒有出於勉強的樣子。大家回頭一想，恨水當初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並未了結。高翠蘭的父母，原把女兒看作搖錢樹，被人搶去，豈能善罷甘休。他們不向田家要人，卻向田家索討身價銀子。“漫天要價，就地還錢”，雙方終於沒有談妥。高翠蘭的父親，一張狀子告到法院。田旅長是現役軍長，由軍事機關軍法會審，開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長身為軍人，強劫人家女子，處徒刑一年；高翠蘭交其父母領回。案件結束，高翠蘭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潑不起來了。在家裡時常哭鬧，更表達了對田旅長的不能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