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0頁
三期
“九·一八”事變後，為了保衛家園，敵愾同讎，他開始寫抗戰小說。起初寫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彎弓集》，顯然是以“she日”為隱語。其後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敵禦侮的情節，然而究竟還不是以抗戰為中心內容。正式以抗戰為主題，卻是1936年後寫的作品。
《立報》初創時期，我擔任總編輯，和他同住在德鄰公寓，朝夕相晤。我們都不喜歡當時那個上海城市，嫌她太嘈雜、太亂。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約時，都說定短期幫忙，唱個“打炮戲”。大約四五月後，他接到北平朋友來信，說是冀東敵偽組織，開了一張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單，將要採取行動。他因在小說中宣傳抗日，也被列名其內。隨著，家中來了電報，囑令“勿歸”。他躊躇彷徨之際，我便建議他舉家南遷，到南京去辦一張小型報。我把辦報計劃，說給他聽。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費當資金，叫我先回南京，從事籌備。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1936年4月，《南京人報》出版。他是社長，我是副社長兼經理，後來又兼總編輯。日常事務，由我承擔；只是提綱挈領的大事，才向他請示。這樣做，也是我們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證他有足夠的寫作時間。雖則如此，為了號召讀者，他還是編一個綜合性副刊，取名《南華經》。每天刊登他兩篇連載小說，一名《鼓角聲中》，一名《中原豪俠傳》。從此連續不斷寫了多部宣傳抗戰的小說，其中有：《申報》連載的《東北四連長》，《新聞報》連載的《熱血之花》、《續啼笑因緣》，《中央日報》連載的《天明寨》、《風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進逼南京。11月，《南京人報》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運赴重慶。我和他各自拖著龐大的家眷，先後西上。我經過漢口，接受陳銘德之約，到重慶參加《新民報》的籌備工作。1938年，在重慶，印刷器材運到，我問他，有無復刊《南京人報》之意。那時由各地撤退到重慶的新聞記者很多，是不難組織一個辦報班子的。但他考慮到各種困難，願意繼續從事寫作，不再辦報了。於是，我介紹他和陳銘德相識，拉他加入《新民報》。起初編一個副刊，取名《最後關頭》。
這時候，他仍然不廢抗戰小說的寫作，在報上連載的有：《時事新報》的《衝鋒》（後出書改名《巷戰之夜》，曾擬改名《天津衛》），香港《立報》的《紅花港》、《潛出血》（未完），漢口《串報》的《游擊隊》，《立煌晚報》的《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香港《國民日報》的《大江東去》，上海百新書店出書的《虎賁萬歲》。他是安徽潛山人，抗戰小說有許多是家鄉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親切動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說能成為具體的動力，所以寧願在《立煌晚報》那樣地方性小報上發表，號召子弟兵。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寫抗戰小說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長篇，誰比得上呢？
為了抗戰，他歌頌了那些浴血獻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揚了那些敵愾同讎、毀家紓難的人。到了重慶，號稱“大後方”，所見所聞，有的是：口頭抗戰，心裡投降的政府；爭權奪利，槍口向內的新軍閥；貪污腐化，對人民殘酷壓迫剝削的官僚。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人們，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度著“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生活。通貨膨脹，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滾油鍋里撈錢，大發其“國難財”。一切現象，使他目駭心驚，痛恨無比。用這些不利於抗戰的因素，作為題材，加以鞭撻。先後在重慶《新民報》連載的有：《瘋狂》，《偶像》，《牛馬走》（解放後出書，改名《魍魎世界》），《八十一夢》，《第二條路》（後改名《傲霜花》）。又還在《旅行雜誌》發表了《蜀道難》、《負販列傳》（後改名《丹鳳街》）。他寫這些批判譴責小說，目的只在促進抗戰，不過取材於另一側面而已。
第三時期較短於第二時期，他的作品也較少。除了這個原因以外，也還由於：這個時期生活極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幾年之後，再回北平，飽嘗轉徙流離之苦；其次是，身體較差，在南京時生了一場病，好多時沒有復原；其三是，由於連年戰爭，交通梗阻，許多報紙停刊，“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作品也無處發表。但是，他還是寫了二三十部長篇小說，所可惋惜的，是沒有寫出第二時期那樣動輒百萬言的巨構了。
末期
抗戰結束後，他任北平《新民報》經理，兼編一個副刊《北海》，連載小說《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於一些人事上的不協調，他辭去《新民報》職務，準備從事專業寫作。卻沒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風。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這自然是致命的打擊。經過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發音感覺到困難，記憶能力既大大衰退，想像能力更遠非昔比。只因寫作已成習慣，在能起坐的時候，就又提起筆來。
1950年，我來北京開會，他正在病中，聽得朋友說，他終身賣文，辛苦勞動，薄有積蓄，卻被一個惡友坑騙，席捲逃去國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動產以外，幾乎一無所有。家中人口眾多，嗷嗷待哺。他又氣又急，所以得了病。後來，他賣了大房子，買了一個小院，生活暫時得以維持。只是水準大大降低，每天孩子們都吃窩窩頭就鹹菜。他見著心中不安，於是不等病好，就又從事寫作。這樣壓榨出來的作品，當然缺乏揮灑自如那種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寫作能力的衰退，這就把寫長篇小說改為中短篇，把創作改為再創作。從古代愛情故事中覓取題材，寫作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秋江》、《白蛇傳》、《孟姜女》、《孔雀東南飛》、《磨鏡記》、《牛郎織女》、《鳳求凰》等篇。這些作品，儘管一般還保持他原有的風格，然而也有許多是異樣的。五十年代末，記得他曾和我說：“以前語言辭彙，搖筆即來；如今尋思半晌，卻還得不到一個適當的。”可見這時期的寫作，對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並非無意從事長篇創作，病後也曾試寫一篇《記者外傳》，小說中臚述了他所熟識的一些新聞記者的故事，實際與新聞業務無甚關聯。當時在上海《新聞日報》連載，沒有結束，卻中止了，沒有續寫下去，也說明他精力不繼了。
這是他一生從事寫作的第四個時期。為什麼稱為“末期”而不稱作“晚期”呢？因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體衰病，往往擱筆不再寫作；個別的作家，老而彌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讀者讚賞為“頂峰”之作。兩者他都不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雖未必一無是處，但和早期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語。我於惋惜之餘，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末期”。
三
張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評介，勢不可能，也無此必要。這裡，按寫作年代的先後，試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這四部書，作一簡單說明，介紹產生的客觀背景和思想內容。這四部書，都是重版多次，發行範圍廣，影響較大的。有人把這四部書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九·一八”事變後，為了保衛家園，敵愾同讎，他開始寫抗戰小說。起初寫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彎弓集》，顯然是以“she日”為隱語。其後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敵禦侮的情節，然而究竟還不是以抗戰為中心內容。正式以抗戰為主題，卻是1936年後寫的作品。
《立報》初創時期，我擔任總編輯，和他同住在德鄰公寓，朝夕相晤。我們都不喜歡當時那個上海城市，嫌她太嘈雜、太亂。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約時，都說定短期幫忙，唱個“打炮戲”。大約四五月後，他接到北平朋友來信，說是冀東敵偽組織，開了一張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單，將要採取行動。他因在小說中宣傳抗日，也被列名其內。隨著，家中來了電報，囑令“勿歸”。他躊躇彷徨之際，我便建議他舉家南遷，到南京去辦一張小型報。我把辦報計劃，說給他聽。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費當資金，叫我先回南京，從事籌備。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1936年4月，《南京人報》出版。他是社長，我是副社長兼經理，後來又兼總編輯。日常事務，由我承擔；只是提綱挈領的大事，才向他請示。這樣做，也是我們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證他有足夠的寫作時間。雖則如此，為了號召讀者，他還是編一個綜合性副刊，取名《南華經》。每天刊登他兩篇連載小說，一名《鼓角聲中》，一名《中原豪俠傳》。從此連續不斷寫了多部宣傳抗戰的小說，其中有：《申報》連載的《東北四連長》，《新聞報》連載的《熱血之花》、《續啼笑因緣》，《中央日報》連載的《天明寨》、《風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進逼南京。11月，《南京人報》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運赴重慶。我和他各自拖著龐大的家眷，先後西上。我經過漢口，接受陳銘德之約，到重慶參加《新民報》的籌備工作。1938年，在重慶，印刷器材運到，我問他，有無復刊《南京人報》之意。那時由各地撤退到重慶的新聞記者很多，是不難組織一個辦報班子的。但他考慮到各種困難，願意繼續從事寫作，不再辦報了。於是，我介紹他和陳銘德相識，拉他加入《新民報》。起初編一個副刊，取名《最後關頭》。
這時候，他仍然不廢抗戰小說的寫作，在報上連載的有：《時事新報》的《衝鋒》（後出書改名《巷戰之夜》，曾擬改名《天津衛》），香港《立報》的《紅花港》、《潛出血》（未完），漢口《串報》的《游擊隊》，《立煌晚報》的《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香港《國民日報》的《大江東去》，上海百新書店出書的《虎賁萬歲》。他是安徽潛山人，抗戰小說有許多是家鄉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親切動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說能成為具體的動力，所以寧願在《立煌晚報》那樣地方性小報上發表，號召子弟兵。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寫抗戰小說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長篇，誰比得上呢？
為了抗戰，他歌頌了那些浴血獻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揚了那些敵愾同讎、毀家紓難的人。到了重慶，號稱“大後方”，所見所聞，有的是：口頭抗戰，心裡投降的政府；爭權奪利，槍口向內的新軍閥；貪污腐化，對人民殘酷壓迫剝削的官僚。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人們，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度著“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生活。通貨膨脹，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滾油鍋里撈錢，大發其“國難財”。一切現象，使他目駭心驚，痛恨無比。用這些不利於抗戰的因素，作為題材，加以鞭撻。先後在重慶《新民報》連載的有：《瘋狂》，《偶像》，《牛馬走》（解放後出書，改名《魍魎世界》），《八十一夢》，《第二條路》（後改名《傲霜花》）。又還在《旅行雜誌》發表了《蜀道難》、《負販列傳》（後改名《丹鳳街》）。他寫這些批判譴責小說，目的只在促進抗戰，不過取材於另一側面而已。
第三時期較短於第二時期，他的作品也較少。除了這個原因以外，也還由於：這個時期生活極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幾年之後，再回北平，飽嘗轉徙流離之苦；其次是，身體較差，在南京時生了一場病，好多時沒有復原；其三是，由於連年戰爭，交通梗阻，許多報紙停刊，“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作品也無處發表。但是，他還是寫了二三十部長篇小說，所可惋惜的，是沒有寫出第二時期那樣動輒百萬言的巨構了。
末期
抗戰結束後，他任北平《新民報》經理，兼編一個副刊《北海》，連載小說《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於一些人事上的不協調，他辭去《新民報》職務，準備從事專業寫作。卻沒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風。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這自然是致命的打擊。經過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發音感覺到困難，記憶能力既大大衰退，想像能力更遠非昔比。只因寫作已成習慣，在能起坐的時候，就又提起筆來。
1950年，我來北京開會，他正在病中，聽得朋友說，他終身賣文，辛苦勞動，薄有積蓄，卻被一個惡友坑騙，席捲逃去國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動產以外，幾乎一無所有。家中人口眾多，嗷嗷待哺。他又氣又急，所以得了病。後來，他賣了大房子，買了一個小院，生活暫時得以維持。只是水準大大降低，每天孩子們都吃窩窩頭就鹹菜。他見著心中不安，於是不等病好，就又從事寫作。這樣壓榨出來的作品，當然缺乏揮灑自如那種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寫作能力的衰退，這就把寫長篇小說改為中短篇，把創作改為再創作。從古代愛情故事中覓取題材，寫作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秋江》、《白蛇傳》、《孟姜女》、《孔雀東南飛》、《磨鏡記》、《牛郎織女》、《鳳求凰》等篇。這些作品，儘管一般還保持他原有的風格，然而也有許多是異樣的。五十年代末，記得他曾和我說：“以前語言辭彙，搖筆即來；如今尋思半晌，卻還得不到一個適當的。”可見這時期的寫作，對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並非無意從事長篇創作，病後也曾試寫一篇《記者外傳》，小說中臚述了他所熟識的一些新聞記者的故事，實際與新聞業務無甚關聯。當時在上海《新聞日報》連載，沒有結束，卻中止了，沒有續寫下去，也說明他精力不繼了。
這是他一生從事寫作的第四個時期。為什麼稱為“末期”而不稱作“晚期”呢？因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體衰病，往往擱筆不再寫作；個別的作家，老而彌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讀者讚賞為“頂峰”之作。兩者他都不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雖未必一無是處，但和早期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語。我於惋惜之餘，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末期”。
三
張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評介，勢不可能，也無此必要。這裡，按寫作年代的先後，試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這四部書，作一簡單說明，介紹產生的客觀背景和思想內容。這四部書，都是重版多次，發行範圍廣，影響較大的。有人把這四部書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