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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難選擇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淵，經受著地獄般的折磨。有生以來，皇帝從來沒有承受過這樣大的壓力。他的意志品質難以適應這樣一場意想不到規模的戰爭。繼續這樣一場戰爭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結束這場戰爭更是需要超乎尋常的現實感和判斷力，這些皇帝都沒有。
皇帝選擇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書戰策都扔到一邊，前線的戰報也任由它堆積如山。他不再廢寢忘食了，不再聚精會神了，不再連續不斷地召見、會議、指示了。皇帝躲在後宮，長時間地翻閱詩詞、戲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都不願想，他恨不得一覺不再醒來。
當皇帝再一次被戰報催迫著出現在大臣們面前的時候，人們發現，皇帝已經由一個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還要急切。對日議和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聲稱，他堅決反對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鴻雖死不能畫諾”。連積極策劃議和的太后也反對割地。當聽皇帝說朝臣有割地之議時，太后大怒，憤然說：“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
然而，皇帝卻很快力排眾議，下定了同意割地的決心。他面召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皇帝說，如果不割地，那麼“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然而，日本提出的條件之巨，還是大大出乎舉朝的心理預期。不但割地要割遼南，還要割台灣全島，並且軍費竟然達三億元。李鴻章一閱之下，立刻愕然，他急電北京：“日本所要軍費過高，並且遼南為滿洲腹地，無論如何不能割讓。這兩條中國萬不能從，和約不成，唯有苦戰到底。”
幾乎全體朝臣都同意李鴻章的意見。太后甚至說：“兩地皆不可棄，即使撤使再戰，亦不恤也。”
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皇帝現在只有一個心思，那就是快快結束戰爭。只要能結束戰爭，什麼條件他都打算答應。他被戰爭弄得太苦惱了。不久之後，皇帝在和議上簽了字，結束了這場大清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戰爭。（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8）
十二
通過這場戰爭，我們可以發現，皇帝的意志品質不適合承擔治理國家的重任。
那些經常接觸皇帝的大臣們發現，親政以來，皇帝的表現一直是兩極式的。一段時間內非常振作，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時間又無精打采，意志消沉。現存故宮中國歷史檔案館的光緒朝奏摺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出現在奏摺之上的皇帝硃批，一段時間內字體異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飛揚。比如皇帝親政的頭幾個月、甲午戰爭開始階段以及後來的戊戌變法之中。而另一段時間則細小、傾斜、無力，經常帶著虛白，看上去軟弱鬆懈。比如甲午戰爭後期。特別明顯的是，後一種字體只有前一種字體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說明，任何人也不會相信這兩種字體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這種情況是絕無僅有的。這說明皇帝的情緒經常處於從天堂到地獄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國勢衰微的大清帝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者，就像一艘暴風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個好船長。然而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清帝國的上升期，上帝簡直像揮霍一樣把頂級精英一個接一個地投入到愛新覺羅家族的譜系。從努爾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從乾隆中期以後，天下承平已久，錦衣玉食終日，愛新覺羅們骨骼中的鈣質不可避免地開始流失。皇帝們的身體素質不斷降低，武功騎射水平一個比一個差，精神和意志一個比一個軟弱，甚至連生育能力也呈急驟的下降曲線。到了晚清，皇族們已經退化到了手無縛雞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傑回憶自己的王府生活說：“四歲斷乳，一直到十七歲，每天早晨一醒來，老媽子給穿衣服，自己一動不動，連洗腳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媽便大呼大叫，怕我剪了肉。平時老媽帶著，不許跑，不許爬高，不許出大門，不給吃魚怕卡嗓子，不給……”（溥儀《我的前半生》）到了光緒皇帝，身體裡的愛新覺羅氏血液幾乎已經淡到似有若無了。深宮中長大的他對社會的複雜、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艱難一無所知。在錦衣玉食和萬人呵護中長大的光緒，從小沒有經歷過任何艱苦，也沒有經歷過大事的磨鍊，這使得他的意志素質不但遠遜於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傳統的政治設計，中國的帝王必須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組合起來的完美的人。因為那架龐大無比的政治機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縱控制，全國人民的安危幸福繫於他一身。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險。宋高宗紹興七年十月的一天，趙構與大臣趙鼎聊天。皇帝介紹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說：“我居住大內，每天都有日課。退了早朝後，就閱讀奏章；午飯後，讀《春秋》、《史記》；晚飯後，讀內外奏章，夜讀《尚書》，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動伸過屁股，趙鼎當然趕緊拍馬：“如今寒門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讀書。陛下聖學如此，誠非異代帝王所及！”
甚至這樣刻苦自勵的皇帝，最後也沒能以“聖君明王”的形象進入歷史。從本質上說，人們不是把皇帝當成一個凡夫俗子而是當成一個神來要求。因此，“聖王教育”就是要把一個平庸的人變成完美、堅強、無所不能的“聖人”。
過高的標準使小光緒成為天下最容易體會到挫敗感的孩子。“聖王教育”在小皇帝的頭腦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應該”：他應該具有常人不具備的毅力，能應付別人應付不了的課程；他應該比普通人聰明，讀書過目不忘；他應該機靈敏捷，舉動處處符合規矩。因為這是偉大帝王們應該具備的素質。可惜，他那孱弱的身體裡其實沒有這些東西。雖然聽話、好學，然而過於繁重的學業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過於苛刻精細的日常生活教條也使他不堪重負。他很難長時間地恪守老師給他定下的嚴格標準。
然而，“聖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決定一切，完美才有價值。稍一鬆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協都是失敗。因此，一個舉動沒達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來，也是“不應該”的。
巨大的壓力和自己過於軟弱的天賦，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現越來越兩極化發展。有的時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調動到最佳狀態，把意志水平調動到極高程度，一絲不苟地“學做聖人”，表現得非常振作進取。然而由於身體素質以及先天缺乏剛毅氣質，他難以長時間地克制自己，振作狀態很難持久。一旦受挫，他又會對自己極度失望，心氣因此一掃而光，陷入長期的萎靡不振狀態。師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這個奇怪的現象，他在日記里記道，小皇帝有的時候精神振作，學習起來勢如破竹，“讀甚奮”，作文也“極敏捷”。讓師傅欣慰不已。然而，過了一段時間，皇帝又會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渙散”、“勉強敷衍”、“百方鼓動不得”、“倦怠遷延”的狀態。翁同龢焦慮、憂愁、嘆息甚至無可奈何。
皇帝選擇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書戰策都扔到一邊，前線的戰報也任由它堆積如山。他不再廢寢忘食了，不再聚精會神了，不再連續不斷地召見、會議、指示了。皇帝躲在後宮，長時間地翻閱詩詞、戲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都不願想，他恨不得一覺不再醒來。
當皇帝再一次被戰報催迫著出現在大臣們面前的時候，人們發現，皇帝已經由一個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還要急切。對日議和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聲稱，他堅決反對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鴻雖死不能畫諾”。連積極策劃議和的太后也反對割地。當聽皇帝說朝臣有割地之議時，太后大怒，憤然說：“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
然而，皇帝卻很快力排眾議，下定了同意割地的決心。他面召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皇帝說，如果不割地，那麼“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然而，日本提出的條件之巨，還是大大出乎舉朝的心理預期。不但割地要割遼南，還要割台灣全島，並且軍費竟然達三億元。李鴻章一閱之下，立刻愕然，他急電北京：“日本所要軍費過高，並且遼南為滿洲腹地，無論如何不能割讓。這兩條中國萬不能從，和約不成，唯有苦戰到底。”
幾乎全體朝臣都同意李鴻章的意見。太后甚至說：“兩地皆不可棄，即使撤使再戰，亦不恤也。”
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皇帝現在只有一個心思，那就是快快結束戰爭。只要能結束戰爭，什麼條件他都打算答應。他被戰爭弄得太苦惱了。不久之後，皇帝在和議上簽了字，結束了這場大清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戰爭。（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8）
十二
通過這場戰爭，我們可以發現，皇帝的意志品質不適合承擔治理國家的重任。
那些經常接觸皇帝的大臣們發現，親政以來，皇帝的表現一直是兩極式的。一段時間內非常振作，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時間又無精打采，意志消沉。現存故宮中國歷史檔案館的光緒朝奏摺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出現在奏摺之上的皇帝硃批，一段時間內字體異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飛揚。比如皇帝親政的頭幾個月、甲午戰爭開始階段以及後來的戊戌變法之中。而另一段時間則細小、傾斜、無力，經常帶著虛白，看上去軟弱鬆懈。比如甲午戰爭後期。特別明顯的是，後一種字體只有前一種字體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說明，任何人也不會相信這兩種字體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這種情況是絕無僅有的。這說明皇帝的情緒經常處於從天堂到地獄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國勢衰微的大清帝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者，就像一艘暴風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個好船長。然而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清帝國的上升期，上帝簡直像揮霍一樣把頂級精英一個接一個地投入到愛新覺羅家族的譜系。從努爾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從乾隆中期以後，天下承平已久，錦衣玉食終日，愛新覺羅們骨骼中的鈣質不可避免地開始流失。皇帝們的身體素質不斷降低，武功騎射水平一個比一個差，精神和意志一個比一個軟弱，甚至連生育能力也呈急驟的下降曲線。到了晚清，皇族們已經退化到了手無縛雞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傑回憶自己的王府生活說：“四歲斷乳，一直到十七歲，每天早晨一醒來，老媽子給穿衣服，自己一動不動，連洗腳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媽便大呼大叫，怕我剪了肉。平時老媽帶著，不許跑，不許爬高，不許出大門，不給吃魚怕卡嗓子，不給……”（溥儀《我的前半生》）到了光緒皇帝，身體裡的愛新覺羅氏血液幾乎已經淡到似有若無了。深宮中長大的他對社會的複雜、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艱難一無所知。在錦衣玉食和萬人呵護中長大的光緒，從小沒有經歷過任何艱苦，也沒有經歷過大事的磨鍊，這使得他的意志素質不但遠遜於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傳統的政治設計，中國的帝王必須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組合起來的完美的人。因為那架龐大無比的政治機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縱控制，全國人民的安危幸福繫於他一身。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險。宋高宗紹興七年十月的一天，趙構與大臣趙鼎聊天。皇帝介紹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說：“我居住大內，每天都有日課。退了早朝後，就閱讀奏章；午飯後，讀《春秋》、《史記》；晚飯後，讀內外奏章，夜讀《尚書》，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動伸過屁股，趙鼎當然趕緊拍馬：“如今寒門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讀書。陛下聖學如此，誠非異代帝王所及！”
甚至這樣刻苦自勵的皇帝，最後也沒能以“聖君明王”的形象進入歷史。從本質上說，人們不是把皇帝當成一個凡夫俗子而是當成一個神來要求。因此，“聖王教育”就是要把一個平庸的人變成完美、堅強、無所不能的“聖人”。
過高的標準使小光緒成為天下最容易體會到挫敗感的孩子。“聖王教育”在小皇帝的頭腦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應該”：他應該具有常人不具備的毅力，能應付別人應付不了的課程；他應該比普通人聰明，讀書過目不忘；他應該機靈敏捷，舉動處處符合規矩。因為這是偉大帝王們應該具備的素質。可惜，他那孱弱的身體裡其實沒有這些東西。雖然聽話、好學，然而過於繁重的學業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過於苛刻精細的日常生活教條也使他不堪重負。他很難長時間地恪守老師給他定下的嚴格標準。
然而，“聖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決定一切，完美才有價值。稍一鬆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協都是失敗。因此，一個舉動沒達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來，也是“不應該”的。
巨大的壓力和自己過於軟弱的天賦，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現越來越兩極化發展。有的時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調動到最佳狀態，把意志水平調動到極高程度，一絲不苟地“學做聖人”，表現得非常振作進取。然而由於身體素質以及先天缺乏剛毅氣質，他難以長時間地克制自己，振作狀態很難持久。一旦受挫，他又會對自己極度失望，心氣因此一掃而光，陷入長期的萎靡不振狀態。師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這個奇怪的現象，他在日記里記道，小皇帝有的時候精神振作，學習起來勢如破竹，“讀甚奮”，作文也“極敏捷”。讓師傅欣慰不已。然而，過了一段時間，皇帝又會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渙散”、“勉強敷衍”、“百方鼓動不得”、“倦怠遷延”的狀態。翁同龢焦慮、憂愁、嘆息甚至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