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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尚存之一息，盡用於抗爭，而不願徒死。他其實是要以這種方式，通向死亡。“陳詩孔子廟，橫甚。”於是被抓。入了監牢，他知自己已盡完了最後的氣力，“一日，取毫楮作自敘，賦《絕命詩》，以手扼吭而斃。”[28]
活著，非因苟且，而是視為餘力，去做個人的拼爭。這是從葉尚高到呂留良，很多明遺民的生命意義。
六
披閱史志，一日掩卷之餘，忽然閃出這樣的認識：既非殉國的烈士，亦非始終不渝、一息尚存便盡其綿薄的抗爭者，相反，倒是某些名節有虧、曾入泥淖的轉變者，於遺民現象的表現最有力焉。
不妨明言，這認識來自錢謙益的《有學集》。這是他乙酉年以後或者說主要是入清後的作品結集。
截於乙酉年，我對錢氏印象極差。那種感受，甚至引起了對東林—復社的一定動搖。我很不明白，以錢氏低劣的人品，居然在這個進步的陣營中引領風騷、深孚人望，道理何在？從甲申國變後南都定策，到乙酉五月南京投降，錢謙益沒做過一件讓人佩服的事。他力主迎立潞王，漂亮的說辭是潞王較為“賢明”（其實並無此事），內里則的確是以黨私摒棄綱倫，所以客觀上授人以柄，使得馬、阮等能夠掌握主動，連累史可法被逐出南京，最終令弘光朝一開局就建立在不利的政治基礎上。而造成這種局面後，錢謙益又盡顯小人態，曲結馬士英，幾乎可以說沆瀣一氣。又在最後關頭，端出道學架子，阻止朱由崧遷都。而最為不齒的，是他轉瞬之間變成降敵者，與趙之龍分別領銜文武大臣，獻國都於滿清。
《小腆紀年附考》曾引乾隆皇帝的話：“謙益一有才無行之人。”徐鼒且附以“真萬世斧鉞之公哉！”的評論。[29]如僅至乙酉年止，此論允謂精當。然通觀錢氏一生，則既不精當，更談不上公正，實際反倒應說是惱羞成怒的潑污之言。為什麼？因為錢謙益於其後期生涯，大覺昨非，深切懺悔，抽身而退，以遺民姿態終死。對此，作為清朝皇帝的乾隆，詈以“無行”頗自然，而在錢氏本人，我們卻認為是去“無行”而就“有德”。
錢氏投降後，官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但在職僅六月，即以病為由辭歸。那時他五十三歲。康熙三年卒，終年八十四歲。注視這一時間表，我意識到兩點：一、錢氏抽身極早；二、他用剩下的絕大多數光陰證實並守住了氣節。
他的告歸，名為身疾，實出心病；這樣的消息，可以透過歸里後的詩作而看出。《有學集》有兩首寫給著名遺民林古度的詩：抗疏捐軀世所瞻，裳衣戌削貌清嚴。可知酌古陳同甫，應有承家鄭所南。
文甫為人陳亮是，興公作傳水心同。永康不死臨安在，千古江潮恨朔風。[30]
詩題《觀閩中林初文孝廉畫像讀徐興公傳書斷句詩二首示其子遺民古度》。初文是林古度之父林章的表字，嘉靖間抗倭志士。詩中，“陳同甫”和“永康”都是指南宋愛國者陳亮（他是永康人）；鄭所南是南宋遺民，曾有詩句“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水心”即南宋大儒葉適，他與陳亮為摯友並給他寫了墓志銘，也是當時有力的主戰者。抗倭、陳亮、鄭所南、葉適……這樣一些故事、英名布滿詩行，所堆砌起來的是什麼意象，不待明言。更況最後那句“千古江潮恨朔風”，“朔風”之指一目了然，“千古江潮”四字則道盡東晉以來長江所見證的一攬子歷史，至於“恨”字，簡直就溢於言表了。此詩之作，據編者目錄所示，時間範圍“起乙酉年，盡戊子年”，亦即最遲不超過1646年。
倘使詩篇由於用典的緣故，語意多少有些曲折，那麼到了文章里，錢謙益的“立場”就徹底袒露無遺了。我們來看他為路振飛寫的一篇紀念文章。據文首“故太傅路文貞公薨於粵。後十年，長子澤溥，迎柩來吳，葬洞庭之東山，屬崑山歸莊撰行狀，請余書其墓隧之碑”，可知寫作時間為1659年（路振飛卒於永曆三年，即1649年）。路振飛以前我們多次提到，他在甲申國變至南都定策這段非常時期，扼淮陰要衝，整甲繕兵，保民全境，一切井井有條、氣象甚嚴，但因忤犯馬士英，被後者以其黨田仰所代，弘光末，更遭到馬黨糾問，險興獄；南京、杭州繼失，他追隨朱聿鍵於閩粵，1646年“道卒於順德”。錢氏此文，對這位南明良臣極予褒揚，強烈突出“善類”之誼以及對立面“醜類”之惡，如云：當是時，閣部史可法以孤鎮揚州，倚公為左右手。公每奏捷，閣部飛章亦至。士英忌滋甚。
而比之褒善貶惡，更驚人的是錢謙益毫不屑於隱諱他的明之遺民態度，對清朝軍隊公然以“北兵”相稱，且全文一律奉明朝正朔。如曰：“乙酉八月，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專門稱頌路振飛“造隆武四年曆，用文淵閣印頒行，所以系人心、存大統也”；對路振飛生卒年，則書為：“公生於萬曆庚寅九月二十五日，卒於永曆三年己丑四月二十二日”，將清朝紀年徹底摒而不用。其果敢也若此！文章又特意記存、彰顯路振飛的臨終遺言：“生為明臣，沒為明鬼。”復於末尾自稱：“崇禎之終，永曆之始。有臣一個，敬告青史。”而與傳主求得完全的精神認同與共鳴。[31]
活著，非因苟且，而是視為餘力，去做個人的拼爭。這是從葉尚高到呂留良，很多明遺民的生命意義。
六
披閱史志，一日掩卷之餘，忽然閃出這樣的認識：既非殉國的烈士，亦非始終不渝、一息尚存便盡其綿薄的抗爭者，相反，倒是某些名節有虧、曾入泥淖的轉變者，於遺民現象的表現最有力焉。
不妨明言，這認識來自錢謙益的《有學集》。這是他乙酉年以後或者說主要是入清後的作品結集。
截於乙酉年，我對錢氏印象極差。那種感受，甚至引起了對東林—復社的一定動搖。我很不明白，以錢氏低劣的人品，居然在這個進步的陣營中引領風騷、深孚人望，道理何在？從甲申國變後南都定策，到乙酉五月南京投降，錢謙益沒做過一件讓人佩服的事。他力主迎立潞王，漂亮的說辭是潞王較為“賢明”（其實並無此事），內里則的確是以黨私摒棄綱倫，所以客觀上授人以柄，使得馬、阮等能夠掌握主動，連累史可法被逐出南京，最終令弘光朝一開局就建立在不利的政治基礎上。而造成這種局面後，錢謙益又盡顯小人態，曲結馬士英，幾乎可以說沆瀣一氣。又在最後關頭，端出道學架子，阻止朱由崧遷都。而最為不齒的，是他轉瞬之間變成降敵者，與趙之龍分別領銜文武大臣，獻國都於滿清。
《小腆紀年附考》曾引乾隆皇帝的話：“謙益一有才無行之人。”徐鼒且附以“真萬世斧鉞之公哉！”的評論。[29]如僅至乙酉年止，此論允謂精當。然通觀錢氏一生，則既不精當，更談不上公正，實際反倒應說是惱羞成怒的潑污之言。為什麼？因為錢謙益於其後期生涯，大覺昨非，深切懺悔，抽身而退，以遺民姿態終死。對此，作為清朝皇帝的乾隆，詈以“無行”頗自然，而在錢氏本人，我們卻認為是去“無行”而就“有德”。
錢氏投降後，官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但在職僅六月，即以病為由辭歸。那時他五十三歲。康熙三年卒，終年八十四歲。注視這一時間表，我意識到兩點：一、錢氏抽身極早；二、他用剩下的絕大多數光陰證實並守住了氣節。
他的告歸，名為身疾，實出心病；這樣的消息，可以透過歸里後的詩作而看出。《有學集》有兩首寫給著名遺民林古度的詩：抗疏捐軀世所瞻，裳衣戌削貌清嚴。可知酌古陳同甫，應有承家鄭所南。
文甫為人陳亮是，興公作傳水心同。永康不死臨安在，千古江潮恨朔風。[30]
詩題《觀閩中林初文孝廉畫像讀徐興公傳書斷句詩二首示其子遺民古度》。初文是林古度之父林章的表字，嘉靖間抗倭志士。詩中，“陳同甫”和“永康”都是指南宋愛國者陳亮（他是永康人）；鄭所南是南宋遺民，曾有詩句“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水心”即南宋大儒葉適，他與陳亮為摯友並給他寫了墓志銘，也是當時有力的主戰者。抗倭、陳亮、鄭所南、葉適……這樣一些故事、英名布滿詩行，所堆砌起來的是什麼意象，不待明言。更況最後那句“千古江潮恨朔風”，“朔風”之指一目了然，“千古江潮”四字則道盡東晉以來長江所見證的一攬子歷史，至於“恨”字，簡直就溢於言表了。此詩之作，據編者目錄所示，時間範圍“起乙酉年，盡戊子年”，亦即最遲不超過1646年。
倘使詩篇由於用典的緣故，語意多少有些曲折，那麼到了文章里，錢謙益的“立場”就徹底袒露無遺了。我們來看他為路振飛寫的一篇紀念文章。據文首“故太傅路文貞公薨於粵。後十年，長子澤溥，迎柩來吳，葬洞庭之東山，屬崑山歸莊撰行狀，請余書其墓隧之碑”，可知寫作時間為1659年（路振飛卒於永曆三年，即1649年）。路振飛以前我們多次提到，他在甲申國變至南都定策這段非常時期，扼淮陰要衝，整甲繕兵，保民全境，一切井井有條、氣象甚嚴，但因忤犯馬士英，被後者以其黨田仰所代，弘光末，更遭到馬黨糾問，險興獄；南京、杭州繼失，他追隨朱聿鍵於閩粵，1646年“道卒於順德”。錢氏此文，對這位南明良臣極予褒揚，強烈突出“善類”之誼以及對立面“醜類”之惡，如云：當是時，閣部史可法以孤鎮揚州，倚公為左右手。公每奏捷，閣部飛章亦至。士英忌滋甚。
而比之褒善貶惡，更驚人的是錢謙益毫不屑於隱諱他的明之遺民態度，對清朝軍隊公然以“北兵”相稱，且全文一律奉明朝正朔。如曰：“乙酉八月，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專門稱頌路振飛“造隆武四年曆，用文淵閣印頒行，所以系人心、存大統也”；對路振飛生卒年，則書為：“公生於萬曆庚寅九月二十五日，卒於永曆三年己丑四月二十二日”，將清朝紀年徹底摒而不用。其果敢也若此！文章又特意記存、彰顯路振飛的臨終遺言：“生為明臣，沒為明鬼。”復於末尾自稱：“崇禎之終，永曆之始。有臣一個，敬告青史。”而與傳主求得完全的精神認同與共鳴。[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