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頁
我於書行之間，漸次跟蹤劉宗周三十六天的漫長死亡經歷，一個內外靜穆的思想者雕像，鑿然而立。我們景仰托爾斯泰、甘地那樣的人物，以為中國不曾在精神專注、肅然、堅忍及強大上有堪與比美並論者，劉宗周的死亡儀式以其不動如山的內心世界，完全扭轉了我的看法。由此，進而追詢文化與精神上我們如今為何難以擺脫一種“自卑”或不足，方意識到是因劉宗周這樣的人和事，離我們已太過遙遠，而目力所及卻無從尋找這種沉潛的意志和自持力。從滿清起，對知識者的精神戕害和人格矮化持之以恆，致其一如龔自珍“病梅館”中的病梅。就此言，劉子之死對中國精神史而言實有深遠的象徵意味。
蕺山門生，死者甚夥。祁彪佳甚至死在老師前頭：晚年黃宗羲。
晚年在《自題》中，黃宗羲將自己一生劃為三段：“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其為人也，蓋三變而至今。”“黨人”指少年時代因父親黃尊素身陷黨禍舉家受迫害，“遊俠”即明亡後長期抗清和流亡生涯，“儒林”指五十歲後致力於歷史反思和思想批判。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夏允彝，明末著名士大夫，與陳子龍共創幾社，併入復社後為松江府復社之長。乙酉清軍下江南，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沉以死。子夏完淳，幼以神童名，“為文千言立就，如風發泉涌”，父死後如孤魂野鬼，矢志反清，旋被捕，被洪承疇殺於南京，年方十七。
秋江漁隱圖。
徐枋作於丁未年（1667）。乃父徐汧乙酉殉國，枋欲從死，父止之，遂以遺民終一世，艱貧備嘗。
北兵至杭州，彪佳約劉宗周起義，不果。及貝勒檄諸生投謁，彪佳語妻商氏曰：“此非辭命所能卻，若身至杭州，辭以疾，或得歸耳。”陽為治裝將行者，家人信之不為意。至夜分，潛出寓園外放生碣下，投水死。先書於幾云：“某月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殮我。”其從容就義如此。[22]
我們再次為“寧靜之死”所打動。查《祁彪佳日記》：（閏六月）初四日，叔父及文載弟、奕遠侄皆有書來，力勸予出武林（杭州地名）一見。云：“一見則舒親族之禍，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節。”[23]
此為日記最後一篇，下有注曰：“先祖忠敏公所紀止於是日，初六日五鼓殉節。”從中可知，祁氏之死確係“貝勒檄諸生投謁”所致，而他既決不肯，又不願連累親族，於是安然訣愛妻，黎明前獨死。他死後，女兒德茞寫《哭父詩》：“國恥臣心在，親恩子報難。”上半句明大義，下半句言親情；“在”“難”二字，一鑄尊嚴，一寫傷慟，“時人傳誦之”。[24]
有個並不出名的劉門弟子王毓蓍，老師絕食期間，他上書說：“願先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吊。”王炎午是南宋太學生，曾作《生祭文丞相》文，“速文丞相死”。自然，那並不是擔心文天祥怕死，而是以這方式互激正氣。王毓蓍引此典故，除了相同的意思，還隱含自己將死在老師前頭的決心。以下情節，風流蘊藉：俄，一友來視，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我輩皆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為愈。”至是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死，鄉人私諡正義先生。[25]
自我們平常人眼中，王毓蓍已是拔俗的英雄；而他卻在行大義之前，冷冷談論自己人格的不足，認為不配攀附陶淵明，不必將自己想像為陶淵明第二，因為沒有那種定力。連同為自己安排的就義方式，也包含不諱缺陷的意識，最後一次痛享人生之樂，“攜燈出門，投柳橋下”。他一邊向生命投以眷愛，一邊卻舍了生命。死得通透，死得自由。
五
從最嚴格意義講，上述諸人不算明遺民。他們懷抱與國土共存亡之旨，國不存，己亦亡，選擇犧牲，拒絕入清。他們屬於殉國者。
更多的人不曾死。他們隨著時間，自然而然進入清朝，卻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截斷與現實的關係，在個人範圍守住對明朝的認同。他們身托於清而心存乎明，乃真正之“遺民”。
這些人的由明入清，有各自不同的情形。最常見的為三種，一是明亡後不棄武裝反抗多年者，清初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在此列；二是認為與其一死、不玷清白，不如不死，留在世上跟清朝搗亂，作個人抗爭者；三是一度惜命不死，乃至覥顏乞生、身有污點，日後終能迷途知返、晚節自救者。
第二種情形，我們講一個例子：葉尚高（一作尚皋）。他是浙江樂清人，諸生。南京、杭州相繼淪陷，浙江士子一時殉國頗多，葉尚高則明確表示了不贊同。他有如下闡釋：與其自經於溝瀆，何如托之佯狂，以嬉笑為怒罵，使亂臣失色，賊子寒心，則吾死且無遺恨也。故或賦詩以見志，或托物以寄情，或擊柝於中宵，或持鐸於長夜，無非提醒斯世，使人類不等於禽獸耳。[26]
他絕非逃避死，更非怕死。而是覺得，一死了之多少有些草草、未盡餘力。活著，“托之佯狂”，無論賦詩、借題發揮、在靜夜中鬧出動靜……雖無濟於事，卻是一種表示、一種警醒，抑或騷擾。此意實與魯迅《狂人日記》同。他確實這麼身體力行，俞樾《薈蕞編》述：永嘉狂生葉尚皋，字天章。順治丙戌（1646）秋，甌（溫州別稱）始歸附。尚皋婆娑市上，或歌或泣，或優人狀。家有妻女，皆棄不顧。夜則偃臥市旁，或數日不食，如是者八閱月。丁亥（1647）仲春上丁（即丁祭，祭孔之日），狂益肆。[27]
蕺山門生，死者甚夥。祁彪佳甚至死在老師前頭：晚年黃宗羲。
晚年在《自題》中，黃宗羲將自己一生劃為三段：“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其為人也，蓋三變而至今。”“黨人”指少年時代因父親黃尊素身陷黨禍舉家受迫害，“遊俠”即明亡後長期抗清和流亡生涯，“儒林”指五十歲後致力於歷史反思和思想批判。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夏允彝，明末著名士大夫，與陳子龍共創幾社，併入復社後為松江府復社之長。乙酉清軍下江南，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沉以死。子夏完淳，幼以神童名，“為文千言立就，如風發泉涌”，父死後如孤魂野鬼，矢志反清，旋被捕，被洪承疇殺於南京，年方十七。
秋江漁隱圖。
徐枋作於丁未年（1667）。乃父徐汧乙酉殉國，枋欲從死，父止之，遂以遺民終一世，艱貧備嘗。
北兵至杭州，彪佳約劉宗周起義，不果。及貝勒檄諸生投謁，彪佳語妻商氏曰：“此非辭命所能卻，若身至杭州，辭以疾，或得歸耳。”陽為治裝將行者，家人信之不為意。至夜分，潛出寓園外放生碣下，投水死。先書於幾云：“某月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殮我。”其從容就義如此。[22]
我們再次為“寧靜之死”所打動。查《祁彪佳日記》：（閏六月）初四日，叔父及文載弟、奕遠侄皆有書來，力勸予出武林（杭州地名）一見。云：“一見則舒親族之禍，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節。”[23]
此為日記最後一篇，下有注曰：“先祖忠敏公所紀止於是日，初六日五鼓殉節。”從中可知，祁氏之死確係“貝勒檄諸生投謁”所致，而他既決不肯，又不願連累親族，於是安然訣愛妻，黎明前獨死。他死後，女兒德茞寫《哭父詩》：“國恥臣心在，親恩子報難。”上半句明大義，下半句言親情；“在”“難”二字，一鑄尊嚴，一寫傷慟，“時人傳誦之”。[24]
有個並不出名的劉門弟子王毓蓍，老師絕食期間，他上書說：“願先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吊。”王炎午是南宋太學生，曾作《生祭文丞相》文，“速文丞相死”。自然，那並不是擔心文天祥怕死，而是以這方式互激正氣。王毓蓍引此典故，除了相同的意思，還隱含自己將死在老師前頭的決心。以下情節，風流蘊藉：俄，一友來視，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我輩皆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為愈。”至是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死，鄉人私諡正義先生。[25]
自我們平常人眼中，王毓蓍已是拔俗的英雄；而他卻在行大義之前，冷冷談論自己人格的不足，認為不配攀附陶淵明，不必將自己想像為陶淵明第二，因為沒有那種定力。連同為自己安排的就義方式，也包含不諱缺陷的意識，最後一次痛享人生之樂，“攜燈出門，投柳橋下”。他一邊向生命投以眷愛，一邊卻舍了生命。死得通透，死得自由。
五
從最嚴格意義講，上述諸人不算明遺民。他們懷抱與國土共存亡之旨，國不存，己亦亡，選擇犧牲，拒絕入清。他們屬於殉國者。
更多的人不曾死。他們隨著時間，自然而然進入清朝，卻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截斷與現實的關係，在個人範圍守住對明朝的認同。他們身托於清而心存乎明，乃真正之“遺民”。
這些人的由明入清，有各自不同的情形。最常見的為三種，一是明亡後不棄武裝反抗多年者，清初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在此列；二是認為與其一死、不玷清白，不如不死，留在世上跟清朝搗亂，作個人抗爭者；三是一度惜命不死，乃至覥顏乞生、身有污點，日後終能迷途知返、晚節自救者。
第二種情形，我們講一個例子：葉尚高（一作尚皋）。他是浙江樂清人，諸生。南京、杭州相繼淪陷，浙江士子一時殉國頗多，葉尚高則明確表示了不贊同。他有如下闡釋：與其自經於溝瀆，何如托之佯狂，以嬉笑為怒罵，使亂臣失色，賊子寒心，則吾死且無遺恨也。故或賦詩以見志，或托物以寄情，或擊柝於中宵，或持鐸於長夜，無非提醒斯世，使人類不等於禽獸耳。[26]
他絕非逃避死，更非怕死。而是覺得，一死了之多少有些草草、未盡餘力。活著，“托之佯狂”，無論賦詩、借題發揮、在靜夜中鬧出動靜……雖無濟於事，卻是一種表示、一種警醒，抑或騷擾。此意實與魯迅《狂人日記》同。他確實這麼身體力行，俞樾《薈蕞編》述：永嘉狂生葉尚皋，字天章。順治丙戌（1646）秋，甌（溫州別稱）始歸附。尚皋婆娑市上，或歌或泣，或優人狀。家有妻女，皆棄不顧。夜則偃臥市旁，或數日不食，如是者八閱月。丁亥（1647）仲春上丁（即丁祭，祭孔之日），狂益肆。[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