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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了?”他撓撓後腦勺，表情很痛苦，想必是昨天喝太多了，這會兒開始偏頭痛。我瞪著他，昏昏沉沉想給他指布洛芬在哪兒，但手抬起來又放下了。我想我都被打成這個樣子了，自己還沒吃上兩顆止疼藥，倒是還記掛著他喝酒喝得偏頭痛，沒由來的一陣反胃，覺得自己又賤又噁心。
他沒問我去哪兒了，也沒問我為什麼渾身是傷，只靠在床頭，搭著一隻腳，像無事發生，天塌下來了他也這樣。他還捧了本體育雜誌看，頁邊卷翹，看得我煩躁不堪，於是轉了個身，拉扯到了傷處，風像吹著心上的汗毛，焦灼得讓人想放聲尖叫。我忽然意識到這種煩躁不是因為雜誌不是因為風，也不是皮肉上的痛楚——而是這種與他共處一室的情形，這種被迫共呼一平方米空氣的結果，空氣中膠著的只有忍耐。
“喝不喝水?”紙張翻頁聲，他抬眼瞅了眼鍾。
“瓦連京，”我半個臉埋入枕頭，虛睜著眼，“分手吧。”
“什麼?”紙張翻了一半，他的手指也頓在空中，這次他的聲調是不加掩飾的驚異。
“我同意了。”我疲憊得抬不起眼皮，“最早明天我就能搬走，得麻煩你替我扛扛行李。”
“你……不，不用……”他很難得地結巴了，整個人完全不知所措，磕磕巴巴半天，只吐出句“不用這麼著急。”
“你不急，我急。”我半闔上眼睛，“也不用搬什麼東西，宿舍都有家具，收拾些衣服就好了。房租當時交到了合同完，你也不用搬走。”
第二日離開時正是傍晚，瓦連京從車行開了輛皮卡，一聲不吭樓上樓下地搬完了行李，沒叫我動一根指頭。臨走前我回頭看了眼六樓，我們那屋的陽台光禿禿的，鄰居種的花草已經伸到我們那屋去了。我依稀記得旁邊住的是一對情侶，過去我跟瓦連京在陽台看夕陽時老聽見他們吵架，但吵不了多久就沒聲了，當時我還琢磨著這對長久不了，沒想到人家種的花都開到隔壁屋去了，隔壁屋卻已不是我的家了。
我之前求軍哥給我留的宿舍還在，只是一個屋的室友已換了旁人，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估計國內高中還沒畢業就來念大學，戴個眼鏡老老實實的。房間小，兩個人都挪不開身子，更別說擠第三個人，那孩子被大塊頭的瓦連京嚇了一跳，坐在自己床頭不說話也不抬頭，我轉頭對正忙活的瓦連京說：“你回去吧。”
他皺皺眉頭：“東西沒搬完呢。”
“你放樓媽那兒，我回頭搬。”完了我補上一句，“這裡不讓外人多呆。”
我頭一回在瓦連京臉上出現了窘迫與驚惶交加的表情，這驚惶來得很莫名，我想不通，也不願再去想，至此我再也不想與這一切有任何關聯了。他沒有再多說話，退身合上了門，過了幾分鐘我聽見樓下引擎發動的聲音，接著那聲音越來越遙遠，消失於冬日凜風的簌簌聲中;我背叛的還是我自己。
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與瓦連京見面。
第50章 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結束的時候，總是散發著一種冷靜的悽慘。
未能如軍哥所願，我沒能完成在莫大的學業。原因是室友有一天自習回寢發現我幾乎休克，左臂淌血，右手捏著刀片。此事驚動了學校，強制將我送入精神病院，並要求只能家屬簽字才能接出院。軍哥毫無辦法最後只得跟我媽打了電話。
在被強制打鎮定劑不分日夜昏睡了近一周後，我媽風塵僕僕出現在我眼前。彼時她兩眼血紅，站在門口瞪著我，軍哥在一旁跟她解釋，一邊講還一邊指著我罵傻，叫我快來見媽媽。我媽沒有對我說一個字，直接打斷軍哥問，怎麼辦出院?
接下來無非是買機票，辦出院手續，退學手續，無體無止的簽字，我時常覺得在做夢，經過一系列大起大落，我早就忘了生活是由這些瑣碎的事組成起來的。回國後的日子我一天都記不起來，只知道永遠在去醫 院的路上，見醫生，排隊，取藥。
“你的狗屁藥不起作用。”有一天，我對著醫生坦然道，“你行行好，直接電擊我吧。”
這句話的代價便是我又被強制住院十天，也沒能如願進行電擊治療。住院經歷其實並不糟糕，醫院形成了一個保護屏，處在其中與做夢沒有什麼兩樣。難的是出院那一天，返回生活時發現一切還是一灘爛泥。
說來奇怪，我自認為曾經是個悲傷的好脾氣人，現在卻變得憤怒且不計後果，別人看來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卻只覺得放鬆，繃著的弦終於斷了，再也不必去擔心它了。
身邊並沒有對我惡語相向的人，相反為表示理解，常常有人說“這不是你的錯”“沒關係，重新開始”這類話;然而這類話在我聽來也莫名其妙，所有人都確信我是一個受害者，也想說服我是一個受害者。我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年末的時候離開家獨自去了北京。
在北京的日子不算壞，自然也不算好，交了一些可有可無的朋友，找了一份餬口的工作，剛開始時我媽會來看我，後來見我狀態逐漸穩定，便動身飛回了緬甸。晶勁函住的地方與我不遠，閒下來時偶爾聚一聚。日子一長，好像什麼也沒有，然而只有我自己知 道，我的心早就是一個窟窿，這種日子對我來說無於酷刑，每天都給人掐著脖子墊著腳過活，其中的窒息感一天比一天強烈，我也從憤怒的狀態中慢慢抽離了出來。我媽以為我狀態穩定了，其實根本不是，我只是放棄掙扎了，安安靜靜等待那個時刻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