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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在微博上發過全副武裝地去檢驗愛滋病病人屍體的圖片，結果引來了很多罵聲。當然，這些罵聲我並不會接受，因為我覺得法醫最大限度地做好自我防護沒什麼不對。尊重愛滋病病人，不意味著就要沒有防護地檢驗愛滋病病人的屍體。只有在絕對安全的情況下，認真完成愛滋病病人屍體的檢驗，還死者公道，才是對愛滋病病人最大的尊重。
法醫在實踐工作中總會遇見很多烈性傳染病的屍體，而遇到這種情況，我們是不能打退堂鼓的，只有硬著頭皮去檢驗。為了保證檢驗的細緻，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地做好自我防護。這並不是因為法醫們都怕死，而是如果因為工作被傳染了疾病，甚至連累到了家人，那才是在作孽。
因為經費問題，在現階段，法醫並沒有配備大量的全套式解剖服、防護眼鏡和防毒面具，也不可能配備大量的各種烈性傳染病的點板。只有在法醫屍表檢驗中發現屍體的異常，根據自己的醫學知識去懷疑死者是否具有某種烈性傳染病，然後才進行特殊防護措施。
其實，這就是法醫工作最大的危險點了。
一個省一年有上萬具非正常死亡的屍體都需要基層法醫去檢驗，而這些屍體裡究竟有多少烈性傳染病的，沒人做過統計。絕大多數都是在屍體火化後，通過調查才知道，或者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我們平時使用的橡膠手套都是普通的醫用手套，刀尖一碰就碎，甚至會劃傷手指。而在屍檢過程中，萬一出現了操作失誤，那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做一件事情：一方面呼籲各地劃撥更多的耗材經費，讓法醫屍檢工作的防護標準普遍升級，強制性地要求所有的解剖必須穿全套式解剖服、戴防護眼鏡和防毒面具；另一方面，和疾控中心達成協議，給各地法醫配備常見烈性傳染病快速檢測點板，強制性地要求法醫在屍檢前必須先行篩查。
但我知道這個目標是很難實現的，一來經費有限，二來很多法醫也怕麻煩。比如有些地方的解剖室里連個空調都沒有，夏天的時候，防護服裡面甚至都恨不得“真空”。如果穿了全套式解剖服在太陽底下或者悶熱的室內工作幾個小時，怕是沒有能活著走出解剖室的法醫了。
我們改變不了世界，只能儘可能保護自己。所以話不多說，我和大寶繼續屍體檢驗。
死者全身大面積挫傷、皮下出血，但是並沒有開放性的創口。死者的頸部和口鼻也沒有因為扼、勒、捂形成的損傷，頭皮也是完好無損的。這樣的檢驗結果，基本就排除了死者是顱腦損傷或者是機械性窒息死亡的結論了。
屍體背部是大面積的皮下出血，深淺不一，因為是多次受力，所以皮下出血都已經融合成大片，甚至看不出致傷工具的形態，有的挫傷還伴有一些表皮剝脫。好在大寶清理屍體上附著的塵土之時，使用的是酒精棉球。在這個時候，酒精已經帶走了皮膚的一些水分，使得皮膚上的挫傷痕跡更加明顯了。這就是我們經常開玩笑所說的“酒精大法”。
在死者的背部和臀部，我們發現了幾條“竹打中空”的損傷痕跡。竹打中空又叫鐵軌樣挫傷或中空性挫傷，是用圓形棍棒狀致傷物垂直打擊在軟組織豐富部位形成的一種特徵性挫傷。因為擊打時受力面瞬間受壓，毛細血管內的血向兩側迅速堆積，導致受力面兩側毛細血管爆裂、皮下出血，表現為兩條平行的帶狀出血，中間夾一條蒼白出血區。能清楚地反映致傷棍棒的寬窄、直徑或形態特徵。
我用標尺量了量帶狀出血的間隙，大約三厘米，說：“他是被三厘米直徑的圓形棍棒反覆擊打後背部形成的損傷，我估計啊，他的死可能也和這個有關。”
因為屍體還沒有解剖，所以我沒有說死，小心翼翼地用刀打開了死者的胸腹腔。因為我是主刀，我反覆叮囑對面的助手大寶和寧文，要求他們逐一下刀，別人動的時候，就不要輕舉妄動。因為我知道，絕大多數由於操作失誤而傷手的法醫，都是為了追求效率，主刀和助手同時下刀造成的。
和設想的一樣，死者的內臟器官從表面上看並沒有什麼異常情況。胃、腸內都是空虛的。我提取了死者主要的內臟器官以及恥骨聯合送檢。
“死者應該是十二個小時以上沒有吃過東西了，提取的內臟送到方俊傑主任那裡進行法醫組織病理學檢驗，特別是腎臟要仔細看。”我一邊穿線準備縫合，一邊說。
“恥骨聯合也分開了。”大寶說，“有二十多歲吧，等我煮完了，再看具體的年紀。”
“樓上有發現。”程子硯走進了解剖室說，“秦科長你們都快完成啦？死因搞清楚了嗎？”
“別靠近，有愛滋病。”韓亮想攔住程子硯，胳膊卻碰到了她的胸部，程子硯的臉瞬間紅了起來，顯得有點尷尬。
“嘿，你可別想打我們小程什麼主意。”陳詩羽站到韓亮和程子硯之間。
“你這話說的。”韓亮搖了搖頭。
“什麼發現？”我問。
“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程子硯打著手勢，表示自己難以表述清楚。
我點點頭，把針遞給寧文，一邊脫解剖服，一邊說：“好的，我這就上去。死因還需要等老方那邊的組織病理學檢驗結果出來，才能最終定論。不過，依據我的經驗，基本可以肯定死者應該是死於擠壓綜合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