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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天來，侯大利經常思考這事，審視自己的不足。如果不是這起爆炸案，二道拐黑骨案已經成為過去式。爆炸案發生後，引出舊案，侯大利內心有一種混雜著沮喪、後悔和不服的複雜感受。從警以來，他一直順風順水，回顧此案，卻產生了些許挫敗感。
兩人縮在管理房，聊了一會兒案子，隨後沉默下來，交替在窗邊觀察。天漸漸黑了，城市燈光逐漸亮起，無數辛勞的人結束一天工作，回到家裡享受與家人團聚的時光。侯大利用望遠鏡看著別人家的窗口，高倍數望遠鏡拉近了他與其他人家的距離，能看到餐桌上熱騰騰的飯菜，能看到桌邊人們的表情。有的家庭在晚飯時談笑風生，氣氛和諧。有的家庭在晚飯時幾乎沒有交流，一家人互相不理睬，屋裡冷得如一團冰。
侯大利又想起曾經溫暖的家庭。每當辦案晚歸，站在院內總能看到臥室里溫馨的燈光。田甜坐在床邊，專心閱讀，等待愛人歸來。幸福的生活被一聲槍響徹底奪去，田甜走得如此倉促，讓他很久都不能適應。和平年代，多數警察的犧牲都會讓家人猝不及防。他們早上還生龍活虎，有著各種人生計劃。往往是一起突發事件讓家人陰陽永隔，這是警察家屬最難以接受的事。
黃大森的情人劉梅出現在望遠鏡里。
劉梅三十歲左右，模樣俊俏，身邊坐著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黃大森一直沒有公開與劉梅的關係，但是在用錢上很大方，劉梅目前的存款有兩百多萬元，名下還有房產以及車。劉梅和小男孩並排而坐，有說有笑。吃罷飯，男孩看電視，劉梅做家務。如果男主人不是黃大森，這就是個極為普通的溫馨家庭：女主人在家帶孩子，男主人還在外面工作或者應酬，尚未歸家。
江克揚手機發出振動聲。
江克揚輕聲道：「什麼事？我還在工作。」
電話是江克揚妻子張靜打過來的，她火氣十足，道：「你什麼時候回來？兒子的小學搞定了，就在朝陽西城小學。江克揚，你一天天的不回家，根本不管家裡的事。我兒子不比別人差，憑什麼要讀最差的鐵路小學。要麼讀朝陽小學，要麼讀學院附小。」
偵查員只要上了案子，根本顧不上家，因此，重案大隊多數偵查員都有些怕老婆，怕不是畏懼，而是心懷內疚。江克揚低聲道：「老婆，我覺得鐵路小學挺好的。」
張靜賭氣道：「那是老皇曆了，讀不了重點小學，輸在起跑線上了，娃兒一輩子都要吃虧。反正娃兒是姓江，又不跟著我姓，你愛管不管。」
江克揚低聲下氣，好說歹說，這才勉強將妻子應付過去。暫時應付了妻子，兒子讀書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他將所有關係戶都在腦中過了一遍，還真沒有能夠搞定朝陽小學或者學院附小的朋友，禁不住一陣心焦。一隻山蚊子飛來，被他一巴掌拍飛。
侯大利站在窗前觀察，聽到了江克揚和妻子張靜的對話。
深夜，對面樓房的燈陸續關了。夜裡11點，劉梅臥室燈光熄滅。
侯大利和江克揚輪流睡覺，始終有一人盯緊劉梅的窗。侯大利睡在簡易竹板床上，耳邊全是嗡嗡的聲音，不時感覺蚊子碰到臉上。他不勝其煩，坐起來，喝了半瓶礦泉水，乾脆陪著江克揚。
「這一次蹲守條件還不錯，至少有一間管理房，可以遮風避雨，還可以睡一會兒。若是在車上蹲守，一天還湊合，時間久了，就和坐牢差不多，那真是痛不欲生。野外蹲守，日曬雨淋，蚊蟲叮咬，那日子也是死魚的尾巴——不擺了。我才工作的時候，在車站派出所當民警，曾經為了一起盜竊案，蹲守了整整四十五天，後來總算成功破獲。蹲守完成後，我臉上身上被咬了一百多個大包，腫成了胖子。回家的時候，我媽都不認識我了。」
江克揚對曾經的艱苦蹲守生活記憶猶新，再次對侯大利談起。
侯大利道：「老克看人有本事，抽時間教點絕招給我。」
「如今搞起天網，監控探頭越來越多，我這點小本事也就廢掉了。我們那時候天天在車站裡巡邏，見的人多了，誰是壞人，在我們眼裡太清楚了。其實也沒有什麼絕招，就是賣油爾，唯手熟耳。賊的眼神和正常旅客不同，賊入人群，眼球轉來轉去，會不停掃視四周，看周邊是否有便衣或者有其他旅客注意，他們的目光也總偷偷落在別人的衣兜和行李上，有些慣偷不經意間還會把手貼近旅客的衣褲兜，身體側縮，試圖阻擋別人的視線。出現在車站的犯罪嫌疑人有一種特殊眼光，我們稱之為桌球眼光，只要出現，那就大概率有問題。一般旅客看到警察，不會有特別反應，犯罪嫌疑人做賊心虛，看到警察後，會迅速移開目光，隨即會忍不住再看一眼，就如打桌球一樣。凡是遇到這種情況，多半有問題。」
侯大利掏出筆記本，在黑暗中摸索著記下這一條經驗，道：「這條經驗是千錘百鍊出來的，光有理論也不行，還得實踐。」
凌晨3點，侯大利和江克揚交班。江克揚裹緊衣服睡覺，臉上蓋了一條毛巾，只露出鼻子。侯大利沉浸在黑暗中，望著沉睡中的大樓。大樓旁邊的路燈下面是一條小道，路燈下的小道有著慘白的顏色，從接班起，無人經過。
天亮後，袁來安和馬小兵接班，侯大利和江克揚這才打著哈欠離開監控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