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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出門洞便是西街,向右便可以逃出西門城。所謂西門城早已不存在,僅僅作為地名保留在居民的口頭上罷了。這一段西街兩旁的居民都逃到開闊處躲地震去了。我一邊跑一邊想:「等我回來時,這兩旁的房屋還在嗎?」
跑到城外水溝邊的開闊地帶,我和鯤鯤臨水而坐,坐以觀變。黑暗中一些居民還在不停地跑出城來,有抱被褥的,有背小孩的,有提包包的。向西望去,看見青白江區的方向正在發射紅紅綠綠的信號彈。還隱隱聽見零星的槍聲四起,這是鄉間的警報信號。本鎮的警報器在地震發生時就已拉響,現在還嗚嗚的繚繞在夜空中,如泣如訴,鯤鯤坐不住,跑來跑去看熱鬧,覺得新鮮有趣。我卻回憶起小時候,也像鯤鯤這樣大吧,夜間跑警報躲避日本飛機空襲,那情景和現在差不多。
臨水坐到半夜過了,提包內的饅頭也吃了,不見再震。這時候,跑出城的居民又紛紛回去了,我們也回家去,進了余家大院,大院壩擠滿了。我們去依傍老侄余柏奎。鯤鯤在一張竹椅上睡了。我在矮凳上枯坐,坐到天亮。
此時已是17日。更多的人搬到大院壩來住。我懶,未搬。夜晚鯤鯤在這裡同老侄的小女擠一床睡。我在這裡坐到半夜,估計不會再震,便回家去睡了。
此後一連四日大雨。大院壩積水如池塘,床群密集成水中小島。大嬸和陳婆婆都住在床島上。向大哥背負她們來回渡水。這般怪異景象為我平生所未見。
我這五天照舊去做木箱。街上幾乎關門閉戶,一片蕭條景色。地震前的所謂階級鬥爭——追查各地曾經響應天安門事件的「反革命」——終於被鬧地震鬧散場了。從此以後,松松垮垮,人心渙散,誰要想搞運動整人,再也不那麼容易了。
8月22日晨近6點,我被地球媽媽猛烈搖醒,聽見房屋又是一陣嘎嘎咋咋大響。我拖起鯤鯤滾入床底下,嚇得發呆。隨即聽見大院那邊一片驚詫的喊媽喊爸的童聲。驚魂甫定,才想起這次比16日夜間那次厲害得多。天大亮後,看見再無動靜,我們便爬出來,轉移到堂妹那邊去。我家所居和她家所居雖然同在一乘屋蓋之下,但是我家這邊山牆孤絕,沒有別的房屋拉扯,不如她家那邊牢固。大嬸和陳婆婆前兩日已從大院壩床島上遷回室內床底下了。陳婆婆是摘帽地主,一貫奉公守法,逃命仍然不忘隨身帶著選民證和戶口簿和購糧冊以及摘帽證明書。她一個人獨居,所以一切貴重物品全部納入一口大提包內,放在床下。此外,她為人細心,電筒、火柴、手紙、牙刷、牙膏、針線、糕餅等等,也都隨身帶著。
此後還小震一次,發警報兩次。直到8月29日,本鎮仍處在警戒狀態。那天是星期日,本鎮趕場之期。怕地震造成市面混亂,四門都有民兵守衛,阻止農民入城趕場。
鬧地震鬧完了整個八月份。本月做工十九日,失業十日,躲地震兩日。領工資二十七元,償債十二元。尚餘十五元,將用這點錢支撐九月份。
跨入九月份,不再鬧地震。本鎮全民皆鬧的公平的日子遂告結束。看來又該搞運動了。
27.家災踵至
圓盤鋸可不是走馬燈,雖然都在旋轉。走馬燈你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掉開臉。圓盤鋸一開動,你就得不停地給鋸口餵木料,而且必須全神貫注地餵。稍有不慎,便要出事,我從前的聯手,那位可愛的羅師傅,就是由於偶一失慎,到頭來吃了圓盤鋸的大苦頭,被飛旋的鋸齒齧掉四根手指和半截手掌,致殘終身。這是我離開那裡五年以後的事了。
1977年2月14日下午我正在圓盤鋸的工作檯上餵木板,把原板裁鋸成箱板。我是帶病上班的,額燒,頭暈。想到明天是臘月二十八,我家團年之期,囊中錢少,不知如何是好。憂從中來,未能做到全神貫注,不慎將右手中指餵去。那傢伙還算客氣,只齧掉中指尖的背面,連根啃去指甲,便一彈彈開了。當時不覺得痛,還笑。夜晚才痛起來。此後夜夜痛得難以入睡。中指既傷,整整一個月不能握釘錘做包裝木箱,我家生活更困窘了。我以為四人幫下台了,我家就會好起來了。哪知竟是這樣!
還有更惱人的事呢。上海《文匯報》一篇文章批姚文元,說他支持《草木篇》。原來兩年前《詩刊》準備復刊,姚文元批示曰:「我們不怕出《草木篇》!」明明是一句戰鬥口號嘛,怎麼會是「支持」我呢?
我想起了,1958年我這一類人是資產階級反動派,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1959年變成美蔣匪幫在大陸的代理人。六十年代前期反修,又變成帝修反的代理人。文革開始,變成「黨內走資派」復辟的社會基礎。林彪喪命黃沙以後,才發現原來是林彪「克己復禮」的社會基礎。後來又掛到了孔老二的帳上。批《水滸》時,批鄧時,我這一類人又被叫去投靠了新主子四人幫。四人幫下台了,終於最後查清,什麼都不是,只是四人幫的社會基礎罷了。既然如此,姚文元「支持」我,也就不足怪了。
家災接踵而至。1977年3月25日何潔被關入城廂鎮派出所。鯤鯤每日給她送飯。4月22日晨他送飯歸來,說:「爸,他們要把媽媽押走!」放下盛碗筷的提籃,他又跑去派出所。進大門後,他看見民兵正在捆綁何潔。他要上前去把錢糧交給何潔,別人不准。何潔被捆押著帶出派出所,向東門方向走去。鯤鯤跟著走,走到大小東街拐角處,確信何潔是押送到縣上去了,他才含淚回家。
跑到城外水溝邊的開闊地帶,我和鯤鯤臨水而坐,坐以觀變。黑暗中一些居民還在不停地跑出城來,有抱被褥的,有背小孩的,有提包包的。向西望去,看見青白江區的方向正在發射紅紅綠綠的信號彈。還隱隱聽見零星的槍聲四起,這是鄉間的警報信號。本鎮的警報器在地震發生時就已拉響,現在還嗚嗚的繚繞在夜空中,如泣如訴,鯤鯤坐不住,跑來跑去看熱鬧,覺得新鮮有趣。我卻回憶起小時候,也像鯤鯤這樣大吧,夜間跑警報躲避日本飛機空襲,那情景和現在差不多。
臨水坐到半夜過了,提包內的饅頭也吃了,不見再震。這時候,跑出城的居民又紛紛回去了,我們也回家去,進了余家大院,大院壩擠滿了。我們去依傍老侄余柏奎。鯤鯤在一張竹椅上睡了。我在矮凳上枯坐,坐到天亮。
此時已是17日。更多的人搬到大院壩來住。我懶,未搬。夜晚鯤鯤在這裡同老侄的小女擠一床睡。我在這裡坐到半夜,估計不會再震,便回家去睡了。
此後一連四日大雨。大院壩積水如池塘,床群密集成水中小島。大嬸和陳婆婆都住在床島上。向大哥背負她們來回渡水。這般怪異景象為我平生所未見。
我這五天照舊去做木箱。街上幾乎關門閉戶,一片蕭條景色。地震前的所謂階級鬥爭——追查各地曾經響應天安門事件的「反革命」——終於被鬧地震鬧散場了。從此以後,松松垮垮,人心渙散,誰要想搞運動整人,再也不那麼容易了。
8月22日晨近6點,我被地球媽媽猛烈搖醒,聽見房屋又是一陣嘎嘎咋咋大響。我拖起鯤鯤滾入床底下,嚇得發呆。隨即聽見大院那邊一片驚詫的喊媽喊爸的童聲。驚魂甫定,才想起這次比16日夜間那次厲害得多。天大亮後,看見再無動靜,我們便爬出來,轉移到堂妹那邊去。我家所居和她家所居雖然同在一乘屋蓋之下,但是我家這邊山牆孤絕,沒有別的房屋拉扯,不如她家那邊牢固。大嬸和陳婆婆前兩日已從大院壩床島上遷回室內床底下了。陳婆婆是摘帽地主,一貫奉公守法,逃命仍然不忘隨身帶著選民證和戶口簿和購糧冊以及摘帽證明書。她一個人獨居,所以一切貴重物品全部納入一口大提包內,放在床下。此外,她為人細心,電筒、火柴、手紙、牙刷、牙膏、針線、糕餅等等,也都隨身帶著。
此後還小震一次,發警報兩次。直到8月29日,本鎮仍處在警戒狀態。那天是星期日,本鎮趕場之期。怕地震造成市面混亂,四門都有民兵守衛,阻止農民入城趕場。
鬧地震鬧完了整個八月份。本月做工十九日,失業十日,躲地震兩日。領工資二十七元,償債十二元。尚餘十五元,將用這點錢支撐九月份。
跨入九月份,不再鬧地震。本鎮全民皆鬧的公平的日子遂告結束。看來又該搞運動了。
27.家災踵至
圓盤鋸可不是走馬燈,雖然都在旋轉。走馬燈你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掉開臉。圓盤鋸一開動,你就得不停地給鋸口餵木料,而且必須全神貫注地餵。稍有不慎,便要出事,我從前的聯手,那位可愛的羅師傅,就是由於偶一失慎,到頭來吃了圓盤鋸的大苦頭,被飛旋的鋸齒齧掉四根手指和半截手掌,致殘終身。這是我離開那裡五年以後的事了。
1977年2月14日下午我正在圓盤鋸的工作檯上餵木板,把原板裁鋸成箱板。我是帶病上班的,額燒,頭暈。想到明天是臘月二十八,我家團年之期,囊中錢少,不知如何是好。憂從中來,未能做到全神貫注,不慎將右手中指餵去。那傢伙還算客氣,只齧掉中指尖的背面,連根啃去指甲,便一彈彈開了。當時不覺得痛,還笑。夜晚才痛起來。此後夜夜痛得難以入睡。中指既傷,整整一個月不能握釘錘做包裝木箱,我家生活更困窘了。我以為四人幫下台了,我家就會好起來了。哪知竟是這樣!
還有更惱人的事呢。上海《文匯報》一篇文章批姚文元,說他支持《草木篇》。原來兩年前《詩刊》準備復刊,姚文元批示曰:「我們不怕出《草木篇》!」明明是一句戰鬥口號嘛,怎麼會是「支持」我呢?
我想起了,1958年我這一類人是資產階級反動派,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1959年變成美蔣匪幫在大陸的代理人。六十年代前期反修,又變成帝修反的代理人。文革開始,變成「黨內走資派」復辟的社會基礎。林彪喪命黃沙以後,才發現原來是林彪「克己復禮」的社會基礎。後來又掛到了孔老二的帳上。批《水滸》時,批鄧時,我這一類人又被叫去投靠了新主子四人幫。四人幫下台了,終於最後查清,什麼都不是,只是四人幫的社會基礎罷了。既然如此,姚文元「支持」我,也就不足怪了。
家災接踵而至。1977年3月25日何潔被關入城廂鎮派出所。鯤鯤每日給她送飯。4月22日晨他送飯歸來,說:「爸,他們要把媽媽押走!」放下盛碗筷的提籃,他又跑去派出所。進大門後,他看見民兵正在捆綁何潔。他要上前去把錢糧交給何潔,別人不准。何潔被捆押著帶出派出所,向東門方向走去。鯤鯤跟著走,走到大小東街拐角處,確信何潔是押送到縣上去了,他才含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