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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刀團瓦解的前夕，聚集在木器家具社的會場內夜學的「黑五類」又惶惶不安，無心聽我讀報了，因為外面街上人聲嘈雜，似乎出了事情，岳社長走進來，叫大家快回去。我拉開鋪板門，黑暗中看見滿街儘是人，街沿兩邊都擠爆了。我不但擠不出門去，外面的人倒擠進門來。這些造反群眾手無寸鐵，亂吼亂叫，轟鬧街對面的鎮政府。我怕血濺在自己的身上，不敢觀戰，連聲說「對不起」，撥開人群，擠出門去，快快回家。第二天早晨我上班，看見鎮政府大門外遍地碎瓦。鎮政府臨街的屋頂上，只見檁子椽子，不見蓋瓦。想來昨夜有一場惡戰吧。據說尖刀團戰士昨夜登上屋脊，居高臨下，防守鎮政府大門，投瓦打退造反派戰士的進攻，又據說尖刀團頭頭——對立面叫他們「尖腦殼」——區武裝部羅部長不小心踩斷椽子落下來，落在灶頭上，坐破一口鍋，已住醫院。此外，別無損失傷亡。
「紅工」壯大後，急於表現自己比過去的尖刀團更革命，便弄出更多的無辜者來批鬥，當然也有我的份。誰整我誰就是大左派，此理無須證明。那晚是在舊名清善堂的地方，同挨斗的還有三人。我有病，晚飯又吃了肥肉，可能是脂肪酸輕微中毒，我頭暈站不穩，便向「紅工」頭頭之一的周抓手請求下貴州。他知道我病了，倒還寬大，叫我原地坐下就是。我穿著棉大衣，跏趺坐地，低頭閉眼，像個和尚坐禪。額冒冷汗，天旋地轉，不知別人說了一些什麼。
何潔此時被迫抬回縫紉機，退出縫紉社。從此她就失業居家了。縫紉社有人說她是走資派介紹來的，不要。她又不肯求情，只好退出。在困苦中，她回想起男鋸女縫，同出同歸的那四個月，好像回想起失去的天堂一般。
「黑五類」夜學，不論兩派衝突怎樣激烈，都未中斷過。本鎮官方做了一件積德的好事，使這些不幸的人在工余有個寄託，不至東遊西盪，詿誤捲入兩派之爭，自討苦吃。本鎮就有好幾位文革前已摘帽的「五類分子」，不慎捲入兩派之爭，被人狠狠收拾。同派戰友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群狼亂咬，哪講什麼義氣！
18．替別人挨打
1967年2月17日是陰曆正月初一，晴。遵照岳社長的吩咐，這一天我在社內後院休息。凡遇節假日，事前他都要這樣吩咐我。我獨坐走廊聽鳥叫在鄰院的高樹，看黃鼠狼在院中的木料堆間竄進竄出，頗不寂寞。近午，天空嗡嗡震響，一架軍用直升飛機光臨敝鎮，撒滿天紅紅綠綠的紙片。一片飄向院中，我用雙手捧接。四寸寬，五寸長，鉛印。讀了，是軍方警告造反派的宣傳品。後來，一派美稱這是「二月鎮反」開始，一派丑稱這是「二月逆流」開始。還記得牆上墨塗的大字標語，「八二六」改寫成「扒耳驢」，「成都工人造反兵團」改寫成「成都公認造糞病團」，實在有趣。這又是符咒之用於革命。於是本鎮開始抓造反派頭頭，關入縣公安局監獄。兩個月後，《紅十條》傳下來，又都放回本鎮，公安機關給這些人賠禮道歉。他們凱旋故鄉，戴大紅花，好不快活。
一天下午，來人叫我去大東街聯合診所。這裡是6701縱隊所在。頭頭姓曾，青年醫生，招呼我在他的診桌旁坐下。他的診桌靠牆。牆上歪歪斜斜寫了小字標語數十條，條條一樣，全是「打倒曾燒棒」。想來這是前些日子「二月鎮反」別人給他寫的了。他竟不肯擦掉，讓這些標語留著，令我費解。「此人真有雅量。」我想。
他先問我是怎樣離開省文聯回這裡的，又問我的家庭現狀。他總是面帶笑意，顯得從容不迫。我被牆上那一片無聲的吼叫所干擾，老是忍不住要去想：「他犯過花案嗎？」
最後進入主題，他問我和余柏奎的關係怎樣。余柏奎是我的侄輩，比我年長，摘帽右派，在蜂窩煤社當會計。我回原籍這一年來，怕株連他，所以主動避開他，幾乎沒有往來。我知道他在替紅工造反兵團執筆寫《口誅筆伐》大字報專欄，轟動全鎮。我回答曾醫生，說我和余柏奎沒往來。
診所深處，一個紅鼻子中年人走出來。曾醫生叫我跟著紅鼻子去，我便去了。深入內間，倒拐入室。室內有十多人，背靠四壁坐成一圈敵意。紅鼻子念了《語錄》經三四條，叫我站在中間，老老實實交代。他們總是不肯直說要我交代什麼，從前那些人斗我就是這樣的，現在這些人還是這樣的。他們總是要我同他們玩兒童遊戲「瞎子逮貓」，當然是我當瞎子，他們這邊咪嗚一聲，又那邊咪嗚一聲，讓我迷惑，無所適從，不知道他們的意圖在哪裡。我只好從1957年交代起，先說《草木篇》，後說鳴放，怎樣向党進攻。他們聽得不耐煩。一個帶痰的喉音鬧起來，好熟，原來是木器家具社的陳大嘴巴。半年前他還戴著尖刀團的胸章到處提勁，怎麼現在混到造反派的6701縱隊來了。他叭著葉子煙，警告我「少來賣些陳穀子爛芝麻」。於是我一跳跳到了文革，交代我的思想如何反動，表現在拒不交出封資修的黑書，罪該萬死。紅鼻子聽得冒火了，嚴正警告我「不許用雞毛蒜皮來搪塞」。我趕快又跳到最近幾天……可是又有人警告我：「余勛坦，你放老實點，不要想一趟子跑過十殿！」讀者有所不知，我得解釋幾句。據說人死後都要去城隍廟十殿閻王那裡下跪受審，生前所有公私過犯必須老實交代。一殿一殿的審，十殿得審十次，什麼罪孽都能審個水落石出。然後定罪量刑，予以懲處，割舌頭啦剜眼睛啦鋸子鋸啦油鍋炸啦抱燒紅的銅柱啦給拋上刀山啦給推下火海啦等等。誰也休想「一趟子跑過十殿」。
「紅工」壯大後，急於表現自己比過去的尖刀團更革命，便弄出更多的無辜者來批鬥，當然也有我的份。誰整我誰就是大左派，此理無須證明。那晚是在舊名清善堂的地方，同挨斗的還有三人。我有病，晚飯又吃了肥肉，可能是脂肪酸輕微中毒，我頭暈站不穩，便向「紅工」頭頭之一的周抓手請求下貴州。他知道我病了，倒還寬大，叫我原地坐下就是。我穿著棉大衣，跏趺坐地，低頭閉眼，像個和尚坐禪。額冒冷汗，天旋地轉，不知別人說了一些什麼。
何潔此時被迫抬回縫紉機，退出縫紉社。從此她就失業居家了。縫紉社有人說她是走資派介紹來的，不要。她又不肯求情，只好退出。在困苦中，她回想起男鋸女縫，同出同歸的那四個月，好像回想起失去的天堂一般。
「黑五類」夜學，不論兩派衝突怎樣激烈，都未中斷過。本鎮官方做了一件積德的好事，使這些不幸的人在工余有個寄託，不至東遊西盪，詿誤捲入兩派之爭，自討苦吃。本鎮就有好幾位文革前已摘帽的「五類分子」，不慎捲入兩派之爭，被人狠狠收拾。同派戰友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群狼亂咬，哪講什麼義氣！
18．替別人挨打
1967年2月17日是陰曆正月初一，晴。遵照岳社長的吩咐，這一天我在社內後院休息。凡遇節假日，事前他都要這樣吩咐我。我獨坐走廊聽鳥叫在鄰院的高樹，看黃鼠狼在院中的木料堆間竄進竄出，頗不寂寞。近午，天空嗡嗡震響，一架軍用直升飛機光臨敝鎮，撒滿天紅紅綠綠的紙片。一片飄向院中，我用雙手捧接。四寸寬，五寸長，鉛印。讀了，是軍方警告造反派的宣傳品。後來，一派美稱這是「二月鎮反」開始，一派丑稱這是「二月逆流」開始。還記得牆上墨塗的大字標語，「八二六」改寫成「扒耳驢」，「成都工人造反兵團」改寫成「成都公認造糞病團」，實在有趣。這又是符咒之用於革命。於是本鎮開始抓造反派頭頭，關入縣公安局監獄。兩個月後，《紅十條》傳下來，又都放回本鎮，公安機關給這些人賠禮道歉。他們凱旋故鄉，戴大紅花，好不快活。
一天下午，來人叫我去大東街聯合診所。這裡是6701縱隊所在。頭頭姓曾，青年醫生，招呼我在他的診桌旁坐下。他的診桌靠牆。牆上歪歪斜斜寫了小字標語數十條，條條一樣，全是「打倒曾燒棒」。想來這是前些日子「二月鎮反」別人給他寫的了。他竟不肯擦掉，讓這些標語留著，令我費解。「此人真有雅量。」我想。
他先問我是怎樣離開省文聯回這裡的，又問我的家庭現狀。他總是面帶笑意，顯得從容不迫。我被牆上那一片無聲的吼叫所干擾，老是忍不住要去想：「他犯過花案嗎？」
最後進入主題，他問我和余柏奎的關係怎樣。余柏奎是我的侄輩，比我年長，摘帽右派，在蜂窩煤社當會計。我回原籍這一年來，怕株連他，所以主動避開他，幾乎沒有往來。我知道他在替紅工造反兵團執筆寫《口誅筆伐》大字報專欄，轟動全鎮。我回答曾醫生，說我和余柏奎沒往來。
診所深處，一個紅鼻子中年人走出來。曾醫生叫我跟著紅鼻子去，我便去了。深入內間，倒拐入室。室內有十多人，背靠四壁坐成一圈敵意。紅鼻子念了《語錄》經三四條，叫我站在中間，老老實實交代。他們總是不肯直說要我交代什麼，從前那些人斗我就是這樣的，現在這些人還是這樣的。他們總是要我同他們玩兒童遊戲「瞎子逮貓」，當然是我當瞎子，他們這邊咪嗚一聲，又那邊咪嗚一聲，讓我迷惑，無所適從，不知道他們的意圖在哪裡。我只好從1957年交代起，先說《草木篇》，後說鳴放，怎樣向党進攻。他們聽得不耐煩。一個帶痰的喉音鬧起來，好熟，原來是木器家具社的陳大嘴巴。半年前他還戴著尖刀團的胸章到處提勁，怎麼現在混到造反派的6701縱隊來了。他叭著葉子煙，警告我「少來賣些陳穀子爛芝麻」。於是我一跳跳到了文革，交代我的思想如何反動，表現在拒不交出封資修的黑書，罪該萬死。紅鼻子聽得冒火了，嚴正警告我「不許用雞毛蒜皮來搪塞」。我趕快又跳到最近幾天……可是又有人警告我：「余勛坦，你放老實點，不要想一趟子跑過十殿！」讀者有所不知，我得解釋幾句。據說人死後都要去城隍廟十殿閻王那裡下跪受審，生前所有公私過犯必須老實交代。一殿一殿的審，十殿得審十次，什麼罪孽都能審個水落石出。然後定罪量刑，予以懲處，割舌頭啦剜眼睛啦鋸子鋸啦油鍋炸啦抱燒紅的銅柱啦給拋上刀山啦給推下火海啦等等。誰也休想「一趟子跑過十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