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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離本鎮的。以後，他的老母無人侍候，饑寒頻頻。街巷兒童無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關死門，又向門縫撒尿淋她。可憐老母，舊社會做女傭人，新社會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禍，陷入比舊社會更悲慘的境況。身心受創，哭訴無門，她瘋了。1984年張友洪刑滿返故鄉。現在在紙盒社勞動，已結婚了。近況不詳，想來早已失去二十二歲那年的英姿雄態了，這就是反對紅衛兵運動的下場！擲筆拍桌，老淚縱橫，嘆嘆！
說了紅的說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長樂，下鄉知青，務農。本鎮人背後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鄉下務農時同某些下鄉知青一樣的愛在夜間「跳豐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臉色蒼白，眼眸靈活亂轉，一副聰明相。如果不發生文革的噩夢，他可能也有一條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審，我認識了他。在他審我以前，我已多次聽人談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戰團的頭頭，勇於惹禍，敢於同保守的尖刀團作對，敢於沖派出所，在本鎮的造反派內威望頗高。1966年秋後，我的處境已相當可悲了，書籍被抄沒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將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一夜，兩位我不認識的年輕人到我家中，叫我跟著他們去。他們引我到鎮政府旁邊的勞動講習所舊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著。這裡進進出出的人很多，大約都是紅色工人造反兵團的成員。這些人過去地位低，現在隨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見同社的木匠韓二哥也在這裡。他過去同我有點頭招呼，現在沒有了，好像不認識。後來我才知道這裡是紅色工人造反兵團（簡稱「紅工」）的指揮部。
等了好久，那兩個引我來的年輕人叫我進房間去。房間內空蕩蕩的沒有什麼家具。只有兩把椅子，還有一張辦公桌靠牆放著。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好像中學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卻高高坐在辦公桌的桌面上，雙手抱膝，背憑著牆，仰面向著屋上。那兩個年輕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沒有座位，憨痴痴地站著。
坐在桌面上的那個中學生模樣的人偏頭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問：「認得我嗎？」
我回答不認得。
「唔，不認得？」他又問。
我仔細看了他那稚氣而清秀的臉，估計只有十六七歲（當然估計低了）。斷定從來沒見過他，我說：「真的不認得。」
他臉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見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說完話又微笑，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會不會是有名的蔡長樂。覺得年齡看來太小，不會是。何況他的長相又這樣清秀，眼睛又顯得很聰明，絕不會是手腳不乾淨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為什麼那兩個年輕人在他旁邊坐著，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順，似乎在貼著他。
他不再笑，開始審我。他想知道是誰派我到城廂鎮來的。這時候坐椅子的一個年輕人出去拿來一隻包裝用的草袋，拋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盤腿坐著，必須仰起臉來，才能望見雙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詳細解釋，力求消除他的懷疑。這樣受審至少半小時，我的頸項仰疼了。他的最後一個問題使我相信他是很幼稚的。他問：「你從前是坐小汽車的吧？」早知道他這樣幼稚，我真不該向他作那麼多解釋。
審畢，他吩咐那兩個年輕人帶我到隔壁去寫交代。我只需一張紙便寫成。他晃著頭讀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潔如此這般說了。何潔斷定此人就是蔡長樂，在「紅工」勤務組任職。我真想不到他是這樣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鎮反」把他抓了，關入本縣監獄，俗謂之「上焦山」。入獄前，他被捆著遊街。游入小巷，我看見他。當時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給同遊街的本鎮黨總支部書記沈全彬解渴。蔡長樂也渴了，乞水，沒人給他。《紅十條》公布後，本省政局又變。造反派戰友放鞭炮迎接他光榮出獄。於是他的威名大振，據說還當了官。1968年冬，清理階級隊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進宮》。他的罪名是打砸搶。關在獄中，他還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後來瘋了，關入單間。開四屆人代大會，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焦山一帶敲鑼打鼓。他每次聽見了，都要高呼口號：「熱烈歡呼九大勝利召開！」「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林副統帥！」「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他的近況不詳。他是運動的犧牲品。如果不瘋，還有可能回頭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藥過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歸了。倒是那些「左家莊」的毒品販子，老謀深算，從來不瘋，紅黑都有糖吃。
17．「黑五類」夜學
當時本鎮「黑五類分子」約有一百五十多人，每晚聚集在消防隊的瞭望台下，聽讀報紙，有時也聽派出所張所長訓話。王鎮長、城廂區武裝部羅部長，偶爾也來訓話。1966年秋後，造反派崛起，局面複雜化，考慮到一百多號人聚集在一起容易出問題，上面遂將「黑五類」分散為七八個小組，每晚各組在各組的地方學習。所謂鎮辦福利事業，亦即街道各行雜業，包括木器家具社、磚瓦社、鐵件社、菜蔬社、洗染社、縫紉社、蜂窩煤社、運輸隊，共有「黑五類分子」十九人，編成一個小組，每晚聚集在我拉大鋸的木器家具社的會場內學習。這個所謂會場，實在可憐，只是木器門市營業部通往後院的過廳罷了。會場很窄，內有百瓦電燈一盞，沿壁有矮長凳兩條，不夠坐，遲到者坐壁下的大木。沒有桌子。壁上貼一張毛主席像。像下掛一座老式自嗚鍾，滴滴答答，讓學習者有個盼頭。我就在這個小組，每夜在燈光下大聲讀報紙給同學們聽，不時插入幾句講解。岳社長管我們這個組的學習，他的住房就在會場旁邊，所以他用不著親臨會場陪我們枯坐。夜學兩個鐘頭，他來兩次：一次在7點30分以後，他來看看誰缺席了，明天好去理抹；一次在9點30分以前，他來望望壁鍾，稍坐片刻，然後宣布：「今天就學到這裡。大家回去。」岳社長家在鄉下，桶匠出身，不識字，對政治學習也不感興趣。我朗讀的那些，他多半聽不懂。六年後，全國批孔老二。岳社長以為孔老二就是孫悟空（吾鄉土音，叫孫悟空是孫吾孔）。在本社的職工學習會上，他發言說：「說他一個斤斗就能打十萬八干里，這就不合實際，應該批判！」全場先是糊塗，後是大笑。他管我們學習，一向寬大為懷，從來不罵也不刁難我們。「五類分子」背後都向我說：「你們那個岳頭兒是個好人。」（lz）
說了紅的說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長樂，下鄉知青，務農。本鎮人背後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鄉下務農時同某些下鄉知青一樣的愛在夜間「跳豐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臉色蒼白，眼眸靈活亂轉，一副聰明相。如果不發生文革的噩夢，他可能也有一條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審，我認識了他。在他審我以前，我已多次聽人談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戰團的頭頭，勇於惹禍，敢於同保守的尖刀團作對，敢於沖派出所，在本鎮的造反派內威望頗高。1966年秋後，我的處境已相當可悲了，書籍被抄沒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將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一夜，兩位我不認識的年輕人到我家中，叫我跟著他們去。他們引我到鎮政府旁邊的勞動講習所舊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著。這裡進進出出的人很多，大約都是紅色工人造反兵團的成員。這些人過去地位低，現在隨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見同社的木匠韓二哥也在這裡。他過去同我有點頭招呼，現在沒有了，好像不認識。後來我才知道這裡是紅色工人造反兵團（簡稱「紅工」）的指揮部。
等了好久，那兩個引我來的年輕人叫我進房間去。房間內空蕩蕩的沒有什麼家具。只有兩把椅子，還有一張辦公桌靠牆放著。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好像中學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卻高高坐在辦公桌的桌面上，雙手抱膝，背憑著牆，仰面向著屋上。那兩個年輕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沒有座位，憨痴痴地站著。
坐在桌面上的那個中學生模樣的人偏頭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問：「認得我嗎？」
我回答不認得。
「唔，不認得？」他又問。
我仔細看了他那稚氣而清秀的臉，估計只有十六七歲（當然估計低了）。斷定從來沒見過他，我說：「真的不認得。」
他臉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見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說完話又微笑，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會不會是有名的蔡長樂。覺得年齡看來太小，不會是。何況他的長相又這樣清秀，眼睛又顯得很聰明，絕不會是手腳不乾淨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為什麼那兩個年輕人在他旁邊坐著，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順，似乎在貼著他。
他不再笑，開始審我。他想知道是誰派我到城廂鎮來的。這時候坐椅子的一個年輕人出去拿來一隻包裝用的草袋，拋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盤腿坐著，必須仰起臉來，才能望見雙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詳細解釋，力求消除他的懷疑。這樣受審至少半小時，我的頸項仰疼了。他的最後一個問題使我相信他是很幼稚的。他問：「你從前是坐小汽車的吧？」早知道他這樣幼稚，我真不該向他作那麼多解釋。
審畢，他吩咐那兩個年輕人帶我到隔壁去寫交代。我只需一張紙便寫成。他晃著頭讀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潔如此這般說了。何潔斷定此人就是蔡長樂，在「紅工」勤務組任職。我真想不到他是這樣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鎮反」把他抓了，關入本縣監獄，俗謂之「上焦山」。入獄前，他被捆著遊街。游入小巷，我看見他。當時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給同遊街的本鎮黨總支部書記沈全彬解渴。蔡長樂也渴了，乞水，沒人給他。《紅十條》公布後，本省政局又變。造反派戰友放鞭炮迎接他光榮出獄。於是他的威名大振，據說還當了官。1968年冬，清理階級隊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進宮》。他的罪名是打砸搶。關在獄中，他還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後來瘋了，關入單間。開四屆人代大會，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焦山一帶敲鑼打鼓。他每次聽見了，都要高呼口號：「熱烈歡呼九大勝利召開！」「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林副統帥！」「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他的近況不詳。他是運動的犧牲品。如果不瘋，還有可能回頭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藥過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歸了。倒是那些「左家莊」的毒品販子，老謀深算，從來不瘋，紅黑都有糖吃。
17．「黑五類」夜學
當時本鎮「黑五類分子」約有一百五十多人，每晚聚集在消防隊的瞭望台下，聽讀報紙，有時也聽派出所張所長訓話。王鎮長、城廂區武裝部羅部長，偶爾也來訓話。1966年秋後，造反派崛起，局面複雜化，考慮到一百多號人聚集在一起容易出問題，上面遂將「黑五類」分散為七八個小組，每晚各組在各組的地方學習。所謂鎮辦福利事業，亦即街道各行雜業，包括木器家具社、磚瓦社、鐵件社、菜蔬社、洗染社、縫紉社、蜂窩煤社、運輸隊，共有「黑五類分子」十九人，編成一個小組，每晚聚集在我拉大鋸的木器家具社的會場內學習。這個所謂會場，實在可憐，只是木器門市營業部通往後院的過廳罷了。會場很窄，內有百瓦電燈一盞，沿壁有矮長凳兩條，不夠坐，遲到者坐壁下的大木。沒有桌子。壁上貼一張毛主席像。像下掛一座老式自嗚鍾，滴滴答答，讓學習者有個盼頭。我就在這個小組，每夜在燈光下大聲讀報紙給同學們聽，不時插入幾句講解。岳社長管我們這個組的學習，他的住房就在會場旁邊，所以他用不著親臨會場陪我們枯坐。夜學兩個鐘頭，他來兩次：一次在7點30分以後，他來看看誰缺席了，明天好去理抹；一次在9點30分以前，他來望望壁鍾，稍坐片刻，然後宣布：「今天就學到這裡。大家回去。」岳社長家在鄉下，桶匠出身，不識字，對政治學習也不感興趣。我朗讀的那些，他多半聽不懂。六年後，全國批孔老二。岳社長以為孔老二就是孫悟空（吾鄉土音，叫孫悟空是孫吾孔）。在本社的職工學習會上，他發言說：「說他一個斤斗就能打十萬八干里，這就不合實際，應該批判！」全場先是糊塗，後是大笑。他管我們學習，一向寬大為懷，從來不罵也不刁難我們。「五類分子」背後都向我說：「你們那個岳頭兒是個好人。」（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