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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覺車子在晃動。我用破了洞的腦袋思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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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見高杉並不是因為我想上電視，跟我母親更是沒有關係。我怎麼可能選擇通過上電視這種煩瑣又不確定的方式來跟她取得聯繫呢？而且我打心底壓根兒就沒想見那個媽。
兩年前的那件事過後，我沒再聯繫過晴子和小晴田，大學也不上了。我搬到了仙台市內靠海的一個鎮上，在那裡的便利店打工，在一處老舊的木結構小樓里租了一間房。
我感覺自己就像一株植物，每天通過曬點陽光、吸收一些水分來完成呼吸。
唯一的活動也就是打打保齡球。
像植物一樣從早到晚無所事事地生活了很久後，在一次外出時，我碰巧看到一個保齡球場的廣告牌，一下子就被其吸引，自此便開始了。
我只投十四磅的球。心無旁騖，或者說心無一物，後者可能更貼切些。
那之後，只要有時間我就去保齡球場，一個人不停地扔著球玩兒。
其實我也沒有多麼熱衷。我一直去，所以技術就好了起來，可以打出高分了，但並未因此擁有什麼特別的經歷。有一次，隔壁球道來了一對戀人，那個男的只有一隻胳膊，可他居然只用右臂就能不斷地全部打中，著實嚇了我一跳。值得特別說一說的事也就這一件而已。剩下的就是日復一日地起床、睡覺、吃喝拉撒，如同植物一樣地生活，再加上打保齡球。可以說，我只不過成了一株打保齡球的植物而已。
直到幾個月前，我看到電視裡播放了一條新聞，情況才有了改變。
失蹤的小學生回家了，這事情被報導了出來。他並不是離家出走，也不是走失，而是被惡意綁架，被監禁了。
我當然很快想到了兩年前小晴田所在的學校發生的兒童被害案。新聞里也說警方「正在追查相關情況」，看來有此聯想的不僅我一人。
專題節目連日報導了這一驚人事件，我也一直在關注。
逃回來的孩子必定受了驚嚇，不過仍然提供了一些線索。他被關在了地下室里，據說脖子上還被戴上了鎖鏈。鎖可能是生鏽了，孩子不停地拉扯使它斷裂，然後趁兇手進地下室時逃了出去。地下室里有床和健身器具，孩子說那裡就像爸爸常去的健身房一樣。他說裡面總是燈火通明，估計「燈火通明」這個詞不是孩子說的而是大人加上的，反正就是很亮，連覺也睡不好。如廁就用盆解決，吃的是麵包，兇手總是戴著面具，不知道長相。
仙台市內的健身房肯定要被查個遍了。
逃脫獲救的孩子說的下面的這句證詞使我喪失了冷靜。
「裡面擺了一隻北極熊玩偶，塗成了紅色，很可怕。」
世人可能只覺得，連擺設都這麼可怕，難怪兇手能犯下這樣驚悚的罪行，但我不這麼想。
我腦子裡一亮，瞬間又暗了下去。就好像電流涌過，保險絲斷掉了一樣。
提起北極熊玩偶，我只能想到一件事。
我幾乎要拿手捂住嘴不讓自己尖叫。
上初中時，我和風我、髒棉球遇見一個站在路邊的小女孩，她告訴我們她離家出走了。風我將一隻看上去幾乎渾身是血的北極熊玩偶塞給了她。
她沒能拒絕就接過了玩偶。她似乎被玩偶身上的血色嚇壞了，想要扔掉，但又覺得這樣會傷害北極熊，結果就表情沮喪地一直抱著它。
然後，她被一名未成年男子駕駛的車給撞死了。
我以為當時那隻北極熊玩偶一定和小女孩一起被碾碎了，支離破碎，最後被處理掉了。
如今它卻再次現身。
這個孩子在他被囚禁的地方見到的玩偶，就是當時風我交給小女孩的那個。
或許有人會指責我太過武斷，不過我也不是全憑感覺。
我只能那樣去想。
沾滿了血的北極熊玩偶會有很多嗎？而且，它兩次出現都與兇殘的事件有關。
我注意到自己已經行動起來。
我從柜子里搬出好幾年都沒碰過的箱子，打開來尋找裡面的名片。那是我和風我混進小玉叔叔組織的秀場大鬧的那天晚上帶回來的。
然後我找到了當初粉絲俱樂部中的一員——那個律師的聯繫方式，給他打了電話。我想過既然小玉叔叔家發生了那樣的事，那麼律師或許也更換了自己的住址，出乎我意料的是，律師事務所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還和名片上的一樣。我仔細一想，我們在小玉叔叔家引發的騷動並未被公之於世，他最正常的選擇自然是維持原樣不變了。
我聯繫了那個律師，佯裝要做法律諮詢，等一見面就對他發起了威脅。
「當初那個案子中那個未成年的肇事逃逸犯現在在什麼地方？快說！如果你不想讓小玉叔叔家的變態秀被曝光，不想它鬧上檯面的話，就快說！」我步步緊逼。
律師並未負隅頑抗。他心裡似乎早有準備，為了自救，可以拋棄多餘的一切，十分乾脆地將「保密義務」拋諸腦後，遠遠地扔開，仿佛那是緊急迫降時礙事的行李。
兇手當時還是高中生，他的富豪父母厚顏無恥地對律師說「錢要多少都可以，只要設法讓兒子平安就行」，律師也答應了，可能還幹勁十足。
未成年的肇事逃逸犯成了律師的朋友的養子，有了另一個名字——高杉。我還知道了他如今生活在東京，在一家電視節目製作公司上班。而且他人雖住在東京，仍然頻繁地去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