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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三個先後像落水狗一般的爬上了岸，西下的太陽還有點餘溫，我們睜著眼看著眼前的那道瀑布有些苦笑，又有些無奈。
一切又回到了原點，這正是那天我們進山打虎的那個地方，就這兒，我們的露營點。望著眼前那高聳的瀑布和滿地的亂石，我不得不說，命真的挺硬，是我們每一個人。
下山還算順利，這地方是野人屯所有人的禁地，卻被我們三個毛頭小子當做自家菜園子反覆晃悠。按照約定，村口，袁小白躲在那間靠河的磨房裡，四個人順利的會師了。田邊陸陸續續有收工回家的人，我看到苗蘭和村裡的一個小伙拉了一下手，她的臉很紅……
「老鄉們，別了！」胖子躲在磨房的窗戶眼上對著遠處的人們揮揮手。
查文斌啃著袁小白給我們準備的口糧，看著屯子裡的那一片廢墟，他看向我們道：「真確定要走了嘛？」
我肯定地說道：「走吧！這兒不屬於我們。」
然後他問了一句：「那我們去哪兒呢？」這句話讓我們四個再次陷入了沉默。
是啊，在那個年代，我們出了屯子很有可能連明晚的住所都沒有。一旦屯子裡的人發現我們逃跑肯定會報告上面進行通緝，到時候給扣上啥帽子那就說不準了。
胖子說道：「隨便去哪兒也比這兒強，難道你們不想回家？」
誰會不想？只是，我們是逃出來的，沒有介紹信，我們就不能住旅館，不能買票乘車，而且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抓住。這裡是東北，距離我的老家浙江有兩三千里地，我不知道接下來等待我們的會是怎樣的命運。
走，這是沒得選擇的選擇，三男一女，每個人一個布袋，隨身的衣物，還有每人十個冰冷的饃饃。我們總共加起來有還有十五元錢，三個男的一人拿了三塊五，剩下的都留給了袁小白，我們只想活著。
走到那天苗大爺接我們的站台只用了一個晚上，我們是在逃，任何風吹草動都會驚起我們的神經，我們知道我們的身後有成排的民兵端著獵槍和土銃，有數條熟悉我們氣味的獵狗正在順著這條進出屯子唯一的山路搜尋。
鐵路，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據說，這條線每周會有一列火車經過，具體是禮拜幾則不一定。這列火車的主要目的是把東北原始森林的木材運出大山，偶爾也會捎帶一些需要的客人，我們這裡的這座站台就是當年野人屯伐木的時候修建的。
站台的一邊是道水渠，這個季節水渠里的水得有半人深，北方的三四月還是相當冷的，那風颳起來呼呼作響，尤其是這水渠邊都結了冰棱。我們四個人依偎在一塊兒抵禦著低溫和恐慌，上天或許是眷顧我們的，半個小時候一列火車「況且、況且」的向著我們駛來。
並不是只有鐵道游擊隊的老洪才會扒火車，我們也會，綠皮蒸汽機頭行駛在彎曲的線路上，我好像看見了遠處那些追出來的人。
我看著窗外那些已經開始發綠的草地，閉上眼睛心裡默默的念叨：「再見了，是真的再見了。」
火車過了山海關就算是離開東北了，當年大清的八旗子弟就是從這兒殺到了紫禁城，而我們也選擇了在這裡下車，在往前關卡會越來越多，我們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胖子說他打算回四川老家，不管怎樣，那總是窩，我和查文斌肯定是回浙江，小白則選擇和我們南下，她是上海人。我們四人去了照相館，拍了照，又分別留了四人的地址，讓老闆給郵寄過去，也算是一場緣分。餘下的錢，胖子又去黑市上換了點糧票，找了個小麵館，這是長這麼大我第一次喝酒，白酒，味兒很沖，我不知道眼中的水是分別的淚還是嗆出的苦。
臨行前，查文斌對他千叮萬囑，要是遇到啥事千萬別衝動，胖子喝我們道了別抓上了一列開往陝西的火車，那是一輛運煤車，他鑽進了煤堆。
南下的車很多，尤其是上海，我們必須選擇貨車，誰讓我們是黑戶呢。天黑後，一輛滿載木頭的列車貨箱裡，我們三人一貓擠在一起，沒有人再說話，誰都不知道將來到底在何方。
一路上到處都是文革的標語，隨處可見紅小將們揮舞著手中的彩旗，這一年是文革最後的瘋狂，也是他們即將到達的頂點。
對於上海的袁小白，我們無能為力，一起在這下了車又是一場分別，臨行前，幾番思考，我還是沒把那副交給她。或許，這一別就是永遠了，留著，也算是個念想吧，這裡的繁華與我們無關，我和查文斌屬於浙西北。在這裡，我和他把所有的錢都湊了出來給了袁小白，這裡是城市，想要生活遠比農村難的多。
從黃浦江口我們給人免費搬了五天的貨，條件是那人回去的時候沿江而上，因為我知道我的老家正是這黃浦江的源頭：西苕溪。
離開大半年的家鄉就在眼前，我和查文斌卻像賊一樣。家，近在咫尺，但沒有人敢回，那些帶著紅袖章的人想必早已接到了電報。入夜了，遠遠的，我躲著看，門是關著的，上面貼著封條。我和查文斌約定去獅子山，那裡是整個浙西北的最高峰，那兒解放後曾經是集體林場，有屋子，有水，只是這些年早就已經荒廢多時。
住在獅子山的日子是單調的，從這裡的山頂可以遠遠地看到整個洪村，哪家的煙囪出煙了，哪家的女人又在打孩子了，哪天村道上又在集體看電影了。每天，我們就守著，守著屬於自己的那個「家」能夠出現有人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