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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說的「本人文件」，即審訊前兩個月寫好的《陳獨秀自撰辯訴狀》：「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三十餘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後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戰後，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
「唯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與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之宰割，對內掃蕩軍閥官僚之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農勞苦人民解放鬥爭，與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勢已合流並進，而不可分離。此即予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也。」
陳獨秀的老朋友、國民黨元老柏烈武（柏文蔚）後來對陳松年說：「你父親老了還是那個脾氣，想當英雄豪傑，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他忙也幫不上。給他改供詞，他還要改正過來。」
陳獨秀1942年5月病逝於四川江津。
死前貧病交加，但風骨不改。已是國民黨官僚的當年北大學人羅家倫、傅斯年親自上門給他送錢，他不要，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弄得二人十分尷尬。國民黨交通部長、當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驊贈他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托張國燾轉贈，又拒之。張國燾再托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他在江津住兩間廂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遇大雨滿屋是水。屋內僅有兩架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和幾個裝滿書籍的箱子。
唯一的裝飾，是牆上掛著一幅岳飛寫的4個大字的拓片：「還我河山」。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蓋棺論定」。一個人死了，裝進棺材釘住，他的歷史便完結了。既不會爬出來為將來增添什麼，也不可能把過去再減少一點兒，可以對其一生功過是非作評定了。
這也是理想。凡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往往在「蓋棺」很久之後，人們仍在對他爭論不休。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後來又走上另一條道路。中國的大革命為什麼失敗，他犯了什麼錯誤，負有怎樣的責任，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中國革命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中國革命到底應該怎樣革法……他以不惑的氣概迎接這個世界，又帶著一個又一個不解之思索，離開了這個世界。
陳獨秀生前說：「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意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毀，四周雜草叢生莫辨，使他免受了如瞿秋白墓地那樣掘骨揚灰之災。1979年開始重新評價陳獨秀。中共中央批准安慶市政府撥款重修陳獨秀墓地。
時代不一樣了。陳獨秀的墓碑上，既沒有極正確的話，也沒有極錯誤的話，更沒有不錯又不對的話。簡樸的碑石正面只有5個大字：陳獨秀之墓。碑石背面記載生卒年代：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這位中國一代青年學子的思想啟蒙者、向舊營壘衝鋒陷陣的英勇鬥士，隨著「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終回歸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1946年4月7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向延安拍發電報：博古、王若飛、葉挺、鄧發於4月8日上午飛往延安。
4月8日下午1時，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等陸續來到機場迎接。天空陰雲密布，又下起了細雨。傳來了飛機聲，但又逐漸遠去了。一直等到下午4時，失望且不安的人們才逐漸離去。
第二天，晉西北興縣村民上山打柴，才發現摔毀的飛機機身及遇難者的屍體。隨後趕來的人們，在現場找到了博古的印章。這位24歲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的博古，不到42歲便完結了自己生命的全程。
公祭大會上，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祭文：「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從最年輕的時候，就勇敢地投入中國人民民族鬥爭和民主鬥爭的行列」；「你們為了人民的自由，自願選擇了極端自我犧牲的道路，你們做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戰友」；「親愛的同志們！我們永遠記得你們為什麼犧牲」。
郭沫若則在《新華日報》發表一首悼念博古的自由體長詩，其中有一句：「我聽見鴟鴣的叫聲，說是『秦邦憲死於秦』。」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為由起程赴莫斯科，從此再未回國。行前曾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員職務，「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時，再由組織另行分配工作。」
他的病再也未好。所以再也無須組織另行分配。
他死前寫有一篇《非不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個有翅難展的多病之身，但還留有騰空奮鬥的戰士之心。不過，我只能：在好長的時間裡，吟詠出若干首述懷詩句，在好長的歲月里，傾吐出幾篇反毛論文。而且這我還只能躺在床上口講，寫和譯還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說，我確是在戰鬥到最後的時刻。不知我者說，我真是個天下少見的懶人。」
1974年3月，這個戰鬥到最後的懶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歲。其妻孟慶樹說，王明本來還打算寫一本批判毛澤東思想的書，未來得及完成這一計劃就去世了。
「唯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與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之宰割，對內掃蕩軍閥官僚之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農勞苦人民解放鬥爭，與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勢已合流並進，而不可分離。此即予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也。」
陳獨秀的老朋友、國民黨元老柏烈武（柏文蔚）後來對陳松年說：「你父親老了還是那個脾氣，想當英雄豪傑，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他忙也幫不上。給他改供詞，他還要改正過來。」
陳獨秀1942年5月病逝於四川江津。
死前貧病交加，但風骨不改。已是國民黨官僚的當年北大學人羅家倫、傅斯年親自上門給他送錢，他不要，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弄得二人十分尷尬。國民黨交通部長、當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驊贈他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托張國燾轉贈，又拒之。張國燾再托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他在江津住兩間廂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遇大雨滿屋是水。屋內僅有兩架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和幾個裝滿書籍的箱子。
唯一的裝飾，是牆上掛著一幅岳飛寫的4個大字的拓片：「還我河山」。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蓋棺論定」。一個人死了，裝進棺材釘住，他的歷史便完結了。既不會爬出來為將來增添什麼，也不可能把過去再減少一點兒，可以對其一生功過是非作評定了。
這也是理想。凡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往往在「蓋棺」很久之後，人們仍在對他爭論不休。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後來又走上另一條道路。中國的大革命為什麼失敗，他犯了什麼錯誤，負有怎樣的責任，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中國革命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中國革命到底應該怎樣革法……他以不惑的氣概迎接這個世界，又帶著一個又一個不解之思索，離開了這個世界。
陳獨秀生前說：「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意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毀，四周雜草叢生莫辨，使他免受了如瞿秋白墓地那樣掘骨揚灰之災。1979年開始重新評價陳獨秀。中共中央批准安慶市政府撥款重修陳獨秀墓地。
時代不一樣了。陳獨秀的墓碑上，既沒有極正確的話，也沒有極錯誤的話，更沒有不錯又不對的話。簡樸的碑石正面只有5個大字：陳獨秀之墓。碑石背面記載生卒年代：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這位中國一代青年學子的思想啟蒙者、向舊營壘衝鋒陷陣的英勇鬥士，隨著「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終回歸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1946年4月7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向延安拍發電報：博古、王若飛、葉挺、鄧發於4月8日上午飛往延安。
4月8日下午1時，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等陸續來到機場迎接。天空陰雲密布，又下起了細雨。傳來了飛機聲，但又逐漸遠去了。一直等到下午4時，失望且不安的人們才逐漸離去。
第二天，晉西北興縣村民上山打柴，才發現摔毀的飛機機身及遇難者的屍體。隨後趕來的人們，在現場找到了博古的印章。這位24歲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的博古，不到42歲便完結了自己生命的全程。
公祭大會上，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祭文：「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從最年輕的時候，就勇敢地投入中國人民民族鬥爭和民主鬥爭的行列」；「你們為了人民的自由，自願選擇了極端自我犧牲的道路，你們做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戰友」；「親愛的同志們！我們永遠記得你們為什麼犧牲」。
郭沫若則在《新華日報》發表一首悼念博古的自由體長詩，其中有一句：「我聽見鴟鴣的叫聲，說是『秦邦憲死於秦』。」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為由起程赴莫斯科，從此再未回國。行前曾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員職務，「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時，再由組織另行分配工作。」
他的病再也未好。所以再也無須組織另行分配。
他死前寫有一篇《非不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個有翅難展的多病之身，但還留有騰空奮鬥的戰士之心。不過，我只能：在好長的時間裡，吟詠出若干首述懷詩句，在好長的歲月里，傾吐出幾篇反毛論文。而且這我還只能躺在床上口講，寫和譯還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說，我確是在戰鬥到最後的時刻。不知我者說，我真是個天下少見的懶人。」
1974年3月，這個戰鬥到最後的懶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歲。其妻孟慶樹說，王明本來還打算寫一本批判毛澤東思想的書，未來得及完成這一計劃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