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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維揚笑道：「學長，你這話可不能亂講，放以前是要被打成『理論走資派』的。」
許得民雖然只補充了那麼一句話，卻全盤推翻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變成了薩伊的要素價值論。這兩派屬於死敵，已經對立了100多年，認可要素價值論，就等於動搖了我黨的正確性。
許得民攤手道：「所以這是個死循環啊，要想合理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引入要素價值論，引入了要素價值論，就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推翻了。這個理論問題必須解決，當下也有很多經濟學家在討論，但說來說去都沒有找到合理解釋。幸好我是管文化的，用不著我來著急。」
「哪有那麼麻煩？」宋維揚笑道，「土地屬於全民共有，是全體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之下，一拳一腳打下來的江山，所以土地本身就是人們勞動價值的載體。至於資本，那也是勞動所得，完全可以歸為一般勞動成果。這不就符合勞動價值論了嗎？」
「你這是歪理，經不起推敲。」許得民說。
宋維揚道：「能解釋就可以了，而且不一定是歪理。」
許得民道：「也只能這樣了。」
宋維揚說：「其實問題的關鍵點在於，《資本論》主要剖析的是傳統市場經濟，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該如何反映並解釋現代市場經濟。我覺得吧，應該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剩餘價值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這些馬克思論著當中，發掘整理相關論述，並結合現在的經濟形勢進行豐富和發展。社會事物是在不斷變化的，只有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指導我們解決前進中所遇到的新問題。」
「哈哈哈，」許得民笑道，「你畢業以後，應該調去政府部門做理論研究。」
「還是算了吧，我就一個看了點《資本論》的半吊子，吹牛可以，做研究不行。」宋維揚搖頭說。
許得民問：「教你經濟學的老師是誰？」
宋維揚說：「我讀的專業是社會學。」
許得民愣了愣，啞然失笑：「你這個學弟啊，肚子裡的墨水還真多，什麼都能聊得頭頭是道。你是企業家，那我再問你，中國的企業應該怎麼發展？」
宋維揚說：「中國企業的發展，面臨兩個基本問題。第一，中國企業發展是在體制變革中進行的，而且還將繼續在體制變革中發展。這個體制，可以理解為國家經濟體制，也可以理解為產業規章制度。這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大前提，國企發展不容我置喙，就說私企吧，一要緊盯改革形勢，二要協力構建產業規制，把這兩個方面搞好了，才能跟外資企業硬碰硬。第二，中國企業必須在世界產業體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並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壯大。如今世界經濟一體化，關起門來發展是不行的，我們一方面要抵抗外資入侵，一方面也要想著主動殺出去。」
「這個概括得好，高屋建瓴！」許得民再次提高了對宋維揚的評價，主動留下電話號碼，「這是我單位上的電話，以後多多交流。」
宋維揚笑著收起電話號碼：「我就隨口亂說而已，當不得真。」
「你不用謙虛，」許得民道，「就你剛才對中國企業發展的論述，完全可以展開來，寫成一片論文，投到社科雜誌去發表。如果寫得精彩，說不定還能上內參。」
「考慮一下吧。」宋維揚說。
許得民不是什麼大官兒，他整天跟藝術家打交道，從一開始就被邊緣化了。聊這麼多也就結個善緣而已，對喜豐公司的發展並沒有實質性幫助，或許有一天能夠通過他認識其他領導。
兩人都是會聊天的，在飛機上一通神侃，把隔壁座位的乘客聽得滿臉懵逼——聊深了聽不懂啊！
許得民好像是要去京城參加一個文藝工作討論會，下飛機後，宋維揚跟他揮手作別，叫了一輛計程車直奔賓館。
賓館是喜豐的京城銷售公司提前訂好的，宋維揚在房間裡看了半天書，到晚上的時候，大哥宋其志終於帶人來了。
「央視標王真那麼有用？」宋其志一見面就問。
宋維揚笑道：「當然有用。」
宋其志說：「那不得2500萬以上吧。」
「少於3000萬想都別想。」宋維揚道。
「只是黃金時間段的廣告而已，太多了！」宋其志咋舌道。
嘉豐酒業現在的情況很糟糕，在宋述民手中，產品已經漸漸走出西康，在鄰近省份也賣得不錯，1992年達到年銷售1.6億元的最高峰。
但到了鍾大華手裡，嘉豐酒業的快速擴張戛然而止，省外市場幾乎全部丟失，省內市場份額也急劇下滑。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1994年元旦，政府突然對酒類徵收消費稅。糧食類白酒的消費稅率高達25％，這等於直接吃掉銷售額的四分之一，酒廠利潤銳減，這也是嘉豐酒業連月虧損的重要原因，並非全是鍾大華搞出來的。
宋其志說：「為了甩掉不良資產，買斷國企工人工齡，再加上鍾大華留下來的爛攤子，嘉豐酒業現在負債4000多萬！《焦點訪談》雖然把鍾大華搞下去了，但也把嘉豐的牌子搞臭了，產品越來越不好賣。我專門去監獄找咱爸出主意，但收效甚微，情況比幾年前都不如。現在又拿幾千萬來拍標王，萬一效果不好，酒廠就直接黃了！」
宋維揚笑道：「央視好端端的，為什麼要搞一個標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