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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得見到她，是很重要的事。您有她的電話嗎？」
索菲婭猶豫了片刻，隨後露出了一個歉意的微笑：
「我沒有權利把她的電話給您，真的。但如果我是您的話，會去一趟比奧村……」
「為什麼？」
「星期六晚上，她經常和塞內卡博士在拱廊廣場吃飯。」
「蒂埃里·塞內卡？那個生物學家？」
「是的。」
我記得他：聖埃克蘇佩里理科畢業班的學生，比我們大一屆或兩屆。他在比奧村3000商務區開了一家醫療分析室，就在村腳下。我父母抽血和體檢都是在那兒。
「所以，塞內卡是范妮的男朋友？」我問道。
「可以這麼說吧。」她表示認可，但表情有些尷尬，可能是覺得自己話太多了。
「好的。謝謝您。」
就在我已經走到走廊盡頭時，遠處的索菲婭善意地問我：
「您的下一部小說什麼時候出版呀？」
我假裝沒聽見，衝進了電梯。一般來說，我很喜歡聽到這個問題，因為那就好比讀者在對我會意地眨眼睛。然而，就在電梯門關上的瞬間，我意識到，再也不會有下一部小說了。星期一，亞歷克西斯·克雷芒的屍體就會被發現，我會被判入獄十五到二十年。我即將失去的不僅僅是自由，還有那唯一一件讓我覺得自己還活著的東西。為了趕走這些令人窒息的想法，我機械地翻看著手機。有父親打來的一個未接電話（他從不給我打電話），還有波利娜·德拉圖爾發來的一條簡訊（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弄到我的手機號的）：「對不起，剛才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我有時會犯傻。PS：您早晚有一天會寫一本關於雯卡的書，我已經想好了書名——《玫瑰的遭遇》。」
我重新回到車裡，不過這回是打算去比奧村。一路上，我很難集中注意力，腦子裡全是校報上的那張照片。頭戴紅棕色假髮的范妮（她當年一直是金髮）像極了雯卡，那種相像令人心驚。她們的相似之處不只是頭髮的顏色，還有身材、表情、舉手投足。我想到了母親常讓戲劇俱樂部的學生做的即興表演。那是一種生動的情景表演練習，年輕人非常喜歡。做練習的學生需要連續扮演好幾個人物，被模仿的對象皆是在大街上、公交站前、博物館裡偶遇的人。他們把這個練習叫作變色龍遊戲，范妮做起這個練習來簡直是出類拔萃。
我的腦海里浮現出這樣的推測：也許，范妮和雯卡調換了位置？也許，那個星期日早上，乘火車去巴黎的人是范妮？這聽起來有些荒誕離奇，卻也並非不可能。當年，各方調查搜集來的所有證詞我一直都記得。學校保安、路政局的人、開往巴黎的高鐵上的乘客，還有酒店的夜班工作人員，他們都是怎麼說的？他們說自己看見了「一個年輕的棕紅髮女子」「一個漂亮的紅髮姑娘」「一個目光清亮、發色紅棕的女孩」。這些描述非常模糊，完全可以和我的推測吻合。我追尋多年的線索，看來終於要找到了！雯卡可能還活著。一路上，我在腦海里反覆腦補著這一劇情，好讓自己相信它是真的：出於某種不為我所知的原因，范妮為雯卡的逃離打掩護。所有人都在巴黎尋找雯卡，然而，她可能從沒登上過那輛通往巴黎的列車。
伴著落日的最後一抹餘暉，我來到了比奧村村口。公共停車場已經沒有車位了。好多輛汽車打著雙閃、排成兩排，等待有車離開。我開著車，繞了村子兩圈都沒有找到車位，乾脆放棄了在村里停車，沿著巴謝特路向貢布山谷駛去。我又向下行駛了八百米，終於在網球場前找到了一個車位。我趕緊停好車，開始全速爬坡往回走：這十幾度的坡搞得人腿腳酸疼，氣喘吁吁。就在快要到達坡頂時，我又接到了父親的電話。
「托馬斯，我很擔心。你媽媽一直沒回來。這不對勁啊。她就是出去買點東西嘛。」
「你給她打電話了吧？」
「打了，可她手機忘在家裡了。我該怎麼辦啊？」
「我也不知道，爸爸。你覺得真有什麼好擔心的嗎？」
父親的反應讓我很訝異，因為母親經常四處出差遊走。二〇〇一年前後，她供職於一個幫助非洲女孩就學的無政府組織，經常離家，父親似乎從未對此介懷過。
「是的，」里夏爾答道，「今天家裡有客人要來，她不能就這麼把我晾在這兒啊！」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話。他之所以抱怨，是因為妻子不在就沒人做家務了！
「你如果真那麼擔心，就給周圍的醫院打電話問問吧。」
「好的。」他咕噥道。
掛斷電話，我終於走到了步行區的入口。這座村莊比我記憶中的模樣還要美。中世紀時，這裡曾被聖殿騎士占領，雖然至今仍保留著些許當時的古蹟，但幾乎所有的建築都是來自義大利北部的人建造的。此時，房屋的赭石和青銅色光輝溫暖著鋪石小路，讓遊人仿佛置身於薩沃納或熱那亞小城中。
主街兩旁陳列著各式普羅旺斯產品（香皂、香水、橄欖木工藝品）的商鋪，也有許多藝術工坊，展示著當地玻璃彩繪藝人、畫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在一家葡萄酒酒吧的露台前，一個姑娘正抱著吉他，愉快地哼唱著小紅莓樂隊的保留曲目，雖然唱得不太好，但周圍的人們還是伸出雙手打著節拍，讓夜晚在美好的氛圍中拉開了序幕。
索菲婭猶豫了片刻，隨後露出了一個歉意的微笑：
「我沒有權利把她的電話給您，真的。但如果我是您的話，會去一趟比奧村……」
「為什麼？」
「星期六晚上，她經常和塞內卡博士在拱廊廣場吃飯。」
「蒂埃里·塞內卡？那個生物學家？」
「是的。」
我記得他：聖埃克蘇佩里理科畢業班的學生，比我們大一屆或兩屆。他在比奧村3000商務區開了一家醫療分析室，就在村腳下。我父母抽血和體檢都是在那兒。
「所以，塞內卡是范妮的男朋友？」我問道。
「可以這麼說吧。」她表示認可，但表情有些尷尬，可能是覺得自己話太多了。
「好的。謝謝您。」
就在我已經走到走廊盡頭時，遠處的索菲婭善意地問我：
「您的下一部小說什麼時候出版呀？」
我假裝沒聽見，衝進了電梯。一般來說，我很喜歡聽到這個問題，因為那就好比讀者在對我會意地眨眼睛。然而，就在電梯門關上的瞬間，我意識到，再也不會有下一部小說了。星期一，亞歷克西斯·克雷芒的屍體就會被發現，我會被判入獄十五到二十年。我即將失去的不僅僅是自由，還有那唯一一件讓我覺得自己還活著的東西。為了趕走這些令人窒息的想法，我機械地翻看著手機。有父親打來的一個未接電話（他從不給我打電話），還有波利娜·德拉圖爾發來的一條簡訊（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弄到我的手機號的）：「對不起，剛才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我有時會犯傻。PS：您早晚有一天會寫一本關於雯卡的書，我已經想好了書名——《玫瑰的遭遇》。」
我重新回到車裡，不過這回是打算去比奧村。一路上，我很難集中注意力，腦子裡全是校報上的那張照片。頭戴紅棕色假髮的范妮（她當年一直是金髮）像極了雯卡，那種相像令人心驚。她們的相似之處不只是頭髮的顏色，還有身材、表情、舉手投足。我想到了母親常讓戲劇俱樂部的學生做的即興表演。那是一種生動的情景表演練習，年輕人非常喜歡。做練習的學生需要連續扮演好幾個人物，被模仿的對象皆是在大街上、公交站前、博物館裡偶遇的人。他們把這個練習叫作變色龍遊戲，范妮做起這個練習來簡直是出類拔萃。
我的腦海里浮現出這樣的推測：也許，范妮和雯卡調換了位置？也許，那個星期日早上，乘火車去巴黎的人是范妮？這聽起來有些荒誕離奇，卻也並非不可能。當年，各方調查搜集來的所有證詞我一直都記得。學校保安、路政局的人、開往巴黎的高鐵上的乘客，還有酒店的夜班工作人員，他們都是怎麼說的？他們說自己看見了「一個年輕的棕紅髮女子」「一個漂亮的紅髮姑娘」「一個目光清亮、發色紅棕的女孩」。這些描述非常模糊，完全可以和我的推測吻合。我追尋多年的線索，看來終於要找到了！雯卡可能還活著。一路上，我在腦海里反覆腦補著這一劇情，好讓自己相信它是真的：出於某種不為我所知的原因，范妮為雯卡的逃離打掩護。所有人都在巴黎尋找雯卡，然而，她可能從沒登上過那輛通往巴黎的列車。
伴著落日的最後一抹餘暉，我來到了比奧村村口。公共停車場已經沒有車位了。好多輛汽車打著雙閃、排成兩排，等待有車離開。我開著車，繞了村子兩圈都沒有找到車位，乾脆放棄了在村里停車，沿著巴謝特路向貢布山谷駛去。我又向下行駛了八百米，終於在網球場前找到了一個車位。我趕緊停好車，開始全速爬坡往回走：這十幾度的坡搞得人腿腳酸疼，氣喘吁吁。就在快要到達坡頂時，我又接到了父親的電話。
「托馬斯，我很擔心。你媽媽一直沒回來。這不對勁啊。她就是出去買點東西嘛。」
「你給她打電話了吧？」
「打了，可她手機忘在家裡了。我該怎麼辦啊？」
「我也不知道，爸爸。你覺得真有什麼好擔心的嗎？」
父親的反應讓我很訝異，因為母親經常四處出差遊走。二〇〇一年前後，她供職於一個幫助非洲女孩就學的無政府組織，經常離家，父親似乎從未對此介懷過。
「是的，」里夏爾答道，「今天家裡有客人要來，她不能就這麼把我晾在這兒啊！」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話。他之所以抱怨，是因為妻子不在就沒人做家務了！
「你如果真那麼擔心，就給周圍的醫院打電話問問吧。」
「好的。」他咕噥道。
掛斷電話，我終於走到了步行區的入口。這座村莊比我記憶中的模樣還要美。中世紀時，這裡曾被聖殿騎士占領，雖然至今仍保留著些許當時的古蹟，但幾乎所有的建築都是來自義大利北部的人建造的。此時，房屋的赭石和青銅色光輝溫暖著鋪石小路，讓遊人仿佛置身於薩沃納或熱那亞小城中。
主街兩旁陳列著各式普羅旺斯產品（香皂、香水、橄欖木工藝品）的商鋪，也有許多藝術工坊，展示著當地玻璃彩繪藝人、畫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在一家葡萄酒酒吧的露台前，一個姑娘正抱著吉他，愉快地哼唱著小紅莓樂隊的保留曲目，雖然唱得不太好，但周圍的人們還是伸出雙手打著節拍，讓夜晚在美好的氛圍中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