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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新方案是為期12年、預算16億美元的產科瘺管病根除計劃，同時為那些抨擊孕產婦死亡的大型國際運動鋪路。“世界瘺管基金會”（Worldwide Fistula Fund）總裁暨總經理劉易斯·沃爾醫生（Dr.L.Lewis Wall）已經和人道議題的保守者麥可·霍羅威茨共同擬出一份巨細靡遺的提案，以此來發起終止瘺管的運動。這份計劃包括在非洲各處興建40家瘺管治療中心，以及成立一個新機構來協調這項運動。這是在生育健康方面少數由民主黨及共和黨聯合行動的領域，它將會引起媒體和公眾注意到改善孕產婦護理的需求，讓全世界最為孤苦淒涼的年輕女性得到幫助，提升非洲的產科技術，以及激發出採取後續步驟解決孕產婦死亡問題的活力。
這三個步驟——資助女孩教育運動，贊助碘化鹽預防智力障礙，以及根除瘺管——並不會解決世界女性的全部問題。然而，針對這三項措施所採取的行動，會讓潛在問題在國際事務議程上變得更重要，也會證明相關問題的確有解決之道。人們一旦看到“的確有”解決之道，就會更願意用各種方式貢獻一己之力。這個運動觸及越多人越好。然而，最有效率的支持者將不只是捐助金錢，也將付出時間——也就是在前線擔任志願者。
如果你關心貧窮，就要深入了解貧窮，而不只是一味地想打擊貧窮。而要了解貧窮，就要付出時間親身觀察體會。在談到性交易時，我們提到娥米·芭蘇（Urmi Basu），她在加爾各答為遭受拐賣的女性設立了“新光”收容所。幾年下來，我們已經引介了幾名美國人到“新光”擔任志願者，教那些娼妓的孩子學習英文。起先這幾位志願者覺得非常難以適應。我們介紹給娥米的美國人當中，有一位是西妮·伍茲（Sydnee Woods），她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政府助理律師，因在職場中找不到人生意義，她請上司准許她留職停薪90天，去印度的“新光”工作。被上司斬釘截鐵地拒絕後，西妮辭了職，賣掉房子，搬到加爾各答。她覺得調適的過程非常辛苦，如同她在寫給我們的電子郵件中所說：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我才老實跟自己承認我痛恨印度（嗯，至少是加爾各答）。我真的愛極了“新光”——那些小孩、母親、職員、其他義工、娥米，但是對於生活在加爾各答的其他方面我都討厭。在那裡，身為一個單身的美國黑人女子，我覺得非常辛苦。我不時會碰到懷疑的眼神——不是因為膚色，而是因為我沒有結婚，又常常自己一人（在餐廳里、在購物商場等）。那樣的瞪視讓我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我疲憊不堪，即使到後來也沒有真正習慣。
我們的建議造成了如此痛苦的經驗，這令我們非常內疚。我們問西妮這是否表示她後悔去了印度，她還會不會推薦其他人去做這件事？稍後，她發來一封迥然不同的電子郵件：我非常高興我去了那裡，我考慮明年再去“新光”。我愛上了所有的孩子，而其中兩位，我一定要讓他們接受教育，脫離紅燈區。我知道自己在那裡做了一些好事，這令我心滿意足。這次經驗（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永遠改變了我。我變得放鬆、平靜，好像天塌下來也不怕，而且輕輕鬆鬆就能夠面對挫折和克服困難。我從來沒有到國外旅行過（除了到百慕達、墨西哥和巴哈馬觀光之外），現在我無法想像不找機會到國外旅行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我在印度交到了一生的朋友。這很難用文字描述——我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我絕對會推薦這樣的經驗——尤其是推薦給其他單身的黑人女性。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是必要。印度改變了你——它讓你面對自己，而那些事情可能是你原本不會去面對的。對我而言，面對自己只會帶來好處，這對我就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事實上，加入這場全球運動的主要動機雖然是幫助他人，但結果往往是幫助了自己。如同金融家約翰·坦普爾頓爵士（Sir John Templeton）所說：“自我改善主要來自幫助他人。”
社會心理學家近年來對於“快樂”這一情緒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項驚人的發現是：我們認為會讓我們幸福快樂的事物，事實上可能並不會讓我們幸福快樂。比如中彩票的人一開始會興奮得衝上天，但接著就會慢慢調適，一年之後，他們並不比沒中彩票的人更為快樂。快樂程度似乎主要是源自內心，而不是明顯地受到好壞境遇影響。比如接受腎透析治療的末期腎病病人，他們一整天的心情跟健康人士對照組比起來並無差別。嚴重肢體障礙的人雖然一開始非常不開心，但是他們調適得很快。
一項研究發現，意外事故受害者在半身癱瘓僅僅一個月後，大多數人的情緒都能調整過來。其他研究發現，在遭受中等程度的肢體障礙兩年之內，受害者的生活滿意度可以完全恢復到肢體障礙前的程度。因此，研究“快樂”的維吉尼亞大學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建議，如果被卡車撞到而半身癱瘓，或是中了彩票，要記得，一年之後，你快樂與否的程度差別不大，所以過分悲觀和過分樂觀都不可取。然而，海特教授和其他研究者也表示，有些因素能夠持續地影響我們的快樂程度。其中之一是“與超越個人的事物聯結”——比如更大的使命或人道目標。傳統上，進入教會或其他宗教機構就屬於這項因素。而參與任何運動或是人道主義新方案，都能夠因帶來使命感而提升我們的快樂指數。人類是由神經構建的，會從無私的利他心中得到極大的個人滿足。
這三個步驟——資助女孩教育運動，贊助碘化鹽預防智力障礙，以及根除瘺管——並不會解決世界女性的全部問題。然而，針對這三項措施所採取的行動，會讓潛在問題在國際事務議程上變得更重要，也會證明相關問題的確有解決之道。人們一旦看到“的確有”解決之道，就會更願意用各種方式貢獻一己之力。這個運動觸及越多人越好。然而，最有效率的支持者將不只是捐助金錢，也將付出時間——也就是在前線擔任志願者。
如果你關心貧窮，就要深入了解貧窮，而不只是一味地想打擊貧窮。而要了解貧窮，就要付出時間親身觀察體會。在談到性交易時，我們提到娥米·芭蘇（Urmi Basu），她在加爾各答為遭受拐賣的女性設立了“新光”收容所。幾年下來，我們已經引介了幾名美國人到“新光”擔任志願者，教那些娼妓的孩子學習英文。起先這幾位志願者覺得非常難以適應。我們介紹給娥米的美國人當中，有一位是西妮·伍茲（Sydnee Woods），她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政府助理律師，因在職場中找不到人生意義，她請上司准許她留職停薪90天，去印度的“新光”工作。被上司斬釘截鐵地拒絕後，西妮辭了職，賣掉房子，搬到加爾各答。她覺得調適的過程非常辛苦，如同她在寫給我們的電子郵件中所說：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我才老實跟自己承認我痛恨印度（嗯，至少是加爾各答）。我真的愛極了“新光”——那些小孩、母親、職員、其他義工、娥米，但是對於生活在加爾各答的其他方面我都討厭。在那裡，身為一個單身的美國黑人女子，我覺得非常辛苦。我不時會碰到懷疑的眼神——不是因為膚色，而是因為我沒有結婚，又常常自己一人（在餐廳里、在購物商場等）。那樣的瞪視讓我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我疲憊不堪，即使到後來也沒有真正習慣。
我們的建議造成了如此痛苦的經驗，這令我們非常內疚。我們問西妮這是否表示她後悔去了印度，她還會不會推薦其他人去做這件事？稍後，她發來一封迥然不同的電子郵件：我非常高興我去了那裡，我考慮明年再去“新光”。我愛上了所有的孩子，而其中兩位，我一定要讓他們接受教育，脫離紅燈區。我知道自己在那裡做了一些好事，這令我心滿意足。這次經驗（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永遠改變了我。我變得放鬆、平靜，好像天塌下來也不怕，而且輕輕鬆鬆就能夠面對挫折和克服困難。我從來沒有到國外旅行過（除了到百慕達、墨西哥和巴哈馬觀光之外），現在我無法想像不找機會到國外旅行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我在印度交到了一生的朋友。這很難用文字描述——我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我絕對會推薦這樣的經驗——尤其是推薦給其他單身的黑人女性。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是必要。印度改變了你——它讓你面對自己，而那些事情可能是你原本不會去面對的。對我而言，面對自己只會帶來好處，這對我就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事實上，加入這場全球運動的主要動機雖然是幫助他人，但結果往往是幫助了自己。如同金融家約翰·坦普爾頓爵士（Sir John Templeton）所說：“自我改善主要來自幫助他人。”
社會心理學家近年來對於“快樂”這一情緒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項驚人的發現是：我們認為會讓我們幸福快樂的事物，事實上可能並不會讓我們幸福快樂。比如中彩票的人一開始會興奮得衝上天，但接著就會慢慢調適，一年之後，他們並不比沒中彩票的人更為快樂。快樂程度似乎主要是源自內心，而不是明顯地受到好壞境遇影響。比如接受腎透析治療的末期腎病病人，他們一整天的心情跟健康人士對照組比起來並無差別。嚴重肢體障礙的人雖然一開始非常不開心，但是他們調適得很快。
一項研究發現，意外事故受害者在半身癱瘓僅僅一個月後，大多數人的情緒都能調整過來。其他研究發現，在遭受中等程度的肢體障礙兩年之內，受害者的生活滿意度可以完全恢復到肢體障礙前的程度。因此，研究“快樂”的維吉尼亞大學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建議，如果被卡車撞到而半身癱瘓，或是中了彩票，要記得，一年之後，你快樂與否的程度差別不大，所以過分悲觀和過分樂觀都不可取。然而，海特教授和其他研究者也表示，有些因素能夠持續地影響我們的快樂程度。其中之一是“與超越個人的事物聯結”——比如更大的使命或人道目標。傳統上，進入教會或其他宗教機構就屬於這項因素。而參與任何運動或是人道主義新方案，都能夠因帶來使命感而提升我們的快樂指數。人類是由神經構建的，會從無私的利他心中得到極大的個人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