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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善用女性各種才能的國家和公司，無一例外都繁榮興盛起來了。“鼓勵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是歐元地區勞力市場成功的最大動力，其效果遠大於‘傳統的’勞力市場改革，”高盛投資銀行在2007年的一篇研究報告中寫道。同樣，擁有更多女性主管的上市公司，其表現向來優於女性主管較少的公司。一項針對美國500強企業的研究發現，女性主管最多的一季，其股東權益報酬率比女性主管最少的一季高出35%。在日本的證券交易市場，相較於女性員工比例最低的公司，比例最高公司的表現優異程度高出將近50%。
不管是哪個例子，原因並非在於女性主管是天才，而是這些提拔女性的公司顯示出了足夠的創新力，在把握商機方面也會遙遙領先。而這正是可持續經濟模式的精華所在。把女性移至更具生產力的角色里，這有助於抑制人口增長，並且培養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想想看，要是國家有一半的人力資源未開發利用，成本會有多高。婦女擠在茅篷里生活，未受教育、沒有工作、無法對世界有所貢獻，成為一大片從未經開採的人類黃金礦層。不讓女孩受教育不只讓國民生產總值損失幾百億美元，全民的智商也損失幾十億分。心理學家已經注意到，智商測驗所顯示的全世界智力水平歷年來急遽上升，這個現象被稱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是以紐西蘭智力研究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而命名的。比如從1947～2002年，美國人平均智商提升了18點。30年來，荷蘭應徵入伍的士兵智商提升了21點，西班牙學生的平均智商提升了10點。一名學者推測，要是1932年的美國兒童接受1997年的智商測驗，那麼至少有一半會被歸類為臨界智能障礙。我們並不完全了解弗林效應的主因，但是它影響的主要是分數較低的人，這些人可能無法得到充足的營養、教育或刺激。在一些國家，缺碘是一個因素。隨著人們得到更充足的營養、接受更完善的教育，他們在智力測驗中也表現得更好。因此，在巴西和肯亞等發展中國家，弗林效應特別明顯並不令人驚訝。僅僅14年間，肯亞鄉村兒童的智商就提升了11點，這個速度比西方呈報的任何弗林效應都來得快。貧窮國家女孩營養不良的問題特別嚴重，不管是在身體還是智力方面都如此。如果我們教育這些女孩，給她們食物，也給她們工作機會，那麼整個世界的人類智力水平就會注入一股新流——而且貧窮國家將會產生更有能力解決該國難題的國民及領袖。對於貧窮國家的領袖，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強有力的論據並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實務上的：如果他們希望振興國家經濟，就不要讓那些人類金礦深埋於地下。
基於這些務實的理由，許多救援組織逐漸把焦點放在婦女身上，“國際小母牛組織”（Heifer International）是其中之一。這個救援團體總部設在美國阿肯色州，通過給予貧窮國家母牛、山羊、雞或其他動物來進行援助。該會會長是喬·勒克（Jo Luck），她曾是阿肯色州內閣官員，當時的州長是柯林頓。1992年，喬前往非洲訪問，在辛巴威的一個村子裡，認識了特芮萊·特倫特（Tererai Trent）。特芮萊臉形修長，顴骨很高，皮膚中褐，一根根細辮子綁得很緊。就像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婦女一樣，她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年月，也沒有出生文件證明。她認為自己可能是1965年生的，但也可能是之後一兩年。特芮萊小時候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部分因為她是女孩，要做家務——她負責放牛和照顧弟弟妹妹。她父親總是說：“我們得把兒子送去上學，將來還指望他們掙錢養家。”“我父親和其他每一個男人都知道自己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所以他們投資在男孩身上，”特芮萊說。特芮萊的哥哥堤那西被迫上學，但是表現平庸。特芮萊懇求父母讓她上學，但是沒有得到許可。堤那西每天下午都會把教科書帶回家，特芮萊趁機把書拿來研讀，就這樣學會了讀書寫字。很快，她每天晚上都能幫哥哥寫作業了。
老師很困惑，堤那西在班上表現很差，但作業總是100分。最後老師發現堤那西的家庭作業跟課堂練習的字跡不同，因此給他吃了鞭子，直到他招供。老師去找他們的爸爸，告訴他特芮萊是個天才，請求讓她上學。一番爭執之後，父親准許特芮萊上了兩個學期，然後在她11歲左右把她嫁了出去。
特芮萊的丈夫禁止她上學，也痛恨她識字，每當發現她拿一小片舊報紙看來看去，就會毒打她一頓。事實上，她丈夫還因為許許多多其他的理由毒打她。特芮萊痛恨這段婚姻，但是沒有辦法跳出來。“如果你是個女性，又沒有受過教育，還能做什麼？”她問。
喬·勒克來到此地，與特芮萊和其他年輕婦女聊天，堅持告訴她們事情不是非如此不可。她不斷表示她們能夠達到目標，而且一再使用“可達到”這個詞。婦女們注意到喬重複使用這個詞，於是請口譯詳細解釋“可達到”是什麼意思。這讓喬有機會進一步了解：“你們有什麼願望？”她通過口譯詢問這些婦女。特芮萊和其他人都對這個問題困惑不解，因為她們其實沒有任何願望。坦白說，對於這個不懂她們的語言又一直拋出奇奇怪怪問題的白人女性，她們心裡是相當懷疑的。但是在喬的鼓勵下，她們心不甘情不願地開始思考自己想要什麼。特芮萊膽怯地講出了自己希望有機會接受教育的想法。喬抓住機會，告訴她說她能夠做到，而且建議把目標寫下來，循序漸進地去追求。剛開始，這對特芮萊來說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她已經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已婚婦女了。
不管是哪個例子，原因並非在於女性主管是天才，而是這些提拔女性的公司顯示出了足夠的創新力，在把握商機方面也會遙遙領先。而這正是可持續經濟模式的精華所在。把女性移至更具生產力的角色里，這有助於抑制人口增長，並且培養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想想看，要是國家有一半的人力資源未開發利用，成本會有多高。婦女擠在茅篷里生活，未受教育、沒有工作、無法對世界有所貢獻，成為一大片從未經開採的人類黃金礦層。不讓女孩受教育不只讓國民生產總值損失幾百億美元，全民的智商也損失幾十億分。心理學家已經注意到，智商測驗所顯示的全世界智力水平歷年來急遽上升，這個現象被稱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是以紐西蘭智力研究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而命名的。比如從1947～2002年，美國人平均智商提升了18點。30年來，荷蘭應徵入伍的士兵智商提升了21點，西班牙學生的平均智商提升了10點。一名學者推測，要是1932年的美國兒童接受1997年的智商測驗，那麼至少有一半會被歸類為臨界智能障礙。我們並不完全了解弗林效應的主因，但是它影響的主要是分數較低的人，這些人可能無法得到充足的營養、教育或刺激。在一些國家，缺碘是一個因素。隨著人們得到更充足的營養、接受更完善的教育，他們在智力測驗中也表現得更好。因此，在巴西和肯亞等發展中國家，弗林效應特別明顯並不令人驚訝。僅僅14年間，肯亞鄉村兒童的智商就提升了11點，這個速度比西方呈報的任何弗林效應都來得快。貧窮國家女孩營養不良的問題特別嚴重，不管是在身體還是智力方面都如此。如果我們教育這些女孩，給她們食物，也給她們工作機會，那麼整個世界的人類智力水平就會注入一股新流——而且貧窮國家將會產生更有能力解決該國難題的國民及領袖。對於貧窮國家的領袖，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強有力的論據並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實務上的：如果他們希望振興國家經濟，就不要讓那些人類金礦深埋於地下。
基於這些務實的理由，許多救援組織逐漸把焦點放在婦女身上，“國際小母牛組織”（Heifer International）是其中之一。這個救援團體總部設在美國阿肯色州，通過給予貧窮國家母牛、山羊、雞或其他動物來進行援助。該會會長是喬·勒克（Jo Luck），她曾是阿肯色州內閣官員，當時的州長是柯林頓。1992年，喬前往非洲訪問，在辛巴威的一個村子裡，認識了特芮萊·特倫特（Tererai Trent）。特芮萊臉形修長，顴骨很高，皮膚中褐，一根根細辮子綁得很緊。就像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婦女一樣，她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年月，也沒有出生文件證明。她認為自己可能是1965年生的，但也可能是之後一兩年。特芮萊小時候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部分因為她是女孩，要做家務——她負責放牛和照顧弟弟妹妹。她父親總是說：“我們得把兒子送去上學，將來還指望他們掙錢養家。”“我父親和其他每一個男人都知道自己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所以他們投資在男孩身上，”特芮萊說。特芮萊的哥哥堤那西被迫上學，但是表現平庸。特芮萊懇求父母讓她上學，但是沒有得到許可。堤那西每天下午都會把教科書帶回家，特芮萊趁機把書拿來研讀，就這樣學會了讀書寫字。很快，她每天晚上都能幫哥哥寫作業了。
老師很困惑，堤那西在班上表現很差，但作業總是100分。最後老師發現堤那西的家庭作業跟課堂練習的字跡不同，因此給他吃了鞭子，直到他招供。老師去找他們的爸爸，告訴他特芮萊是個天才，請求讓她上學。一番爭執之後，父親准許特芮萊上了兩個學期，然後在她11歲左右把她嫁了出去。
特芮萊的丈夫禁止她上學，也痛恨她識字，每當發現她拿一小片舊報紙看來看去，就會毒打她一頓。事實上，她丈夫還因為許許多多其他的理由毒打她。特芮萊痛恨這段婚姻，但是沒有辦法跳出來。“如果你是個女性，又沒有受過教育，還能做什麼？”她問。
喬·勒克來到此地，與特芮萊和其他年輕婦女聊天，堅持告訴她們事情不是非如此不可。她不斷表示她們能夠達到目標，而且一再使用“可達到”這個詞。婦女們注意到喬重複使用這個詞，於是請口譯詳細解釋“可達到”是什麼意思。這讓喬有機會進一步了解：“你們有什麼願望？”她通過口譯詢問這些婦女。特芮萊和其他人都對這個問題困惑不解，因為她們其實沒有任何願望。坦白說，對於這個不懂她們的語言又一直拋出奇奇怪怪問題的白人女性，她們心裡是相當懷疑的。但是在喬的鼓勵下，她們心不甘情不願地開始思考自己想要什麼。特芮萊膽怯地講出了自己希望有機會接受教育的想法。喬抓住機會，告訴她說她能夠做到，而且建議把目標寫下來，循序漸進地去追求。剛開始，這對特芮萊來說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她已經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已婚婦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