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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對官僚系統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開始處於對立狀態，社會抗議運動不斷。因為改革的困難，政府很難用改革的方式來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對立，因此有關部門開始用強制性手段來統治和控制社會，例如“維穩”。更為嚴重的是，在行使高強度控制過程中，本應當由國家壟斷的暴力開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權力，導致了類似“黑監獄”等新事物的產生。一些發展商在“拆遷”過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殺人。結果造成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進一步的對立。
應當指出，在任何社會，社會抗議運動是一個常態，也並不是所有社會抗議都會導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識的社會抗議，最終必然會導致革命。很多年裡，中國社會的很多群體性事件或者抗議運動，都是為了具體的經濟利益；但今天，中國社會各種意識形態紛紛崛起，在意識形態上分化社會的同時，也在給社會群體灌輸著政治意識。人們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之間作選擇，發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識。意識形態是行動的指南，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必然具有政治後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既得利益集團也開始感覺到不安全。除了高強度的控制外，它們也需要在思想層面來論證其合法合理性。它們開始在各種思潮中尋找支持力量。不過，這些思想，無論是內生的還是外來的，對它們來說，都只具有工具性質。總體上說，既得利益集團處於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它們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懼於在改革中失去什麼。它們只知道不能做什麼，而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一些極端的甚至開始對改革進行“妖魔化”。
很顯然，當既得利益的終極目標是維持自己的利益，並使之永恆化的時候，它們已經完全沒有能力來超越自己的利益。當它們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政治的開放性就必然消失。而體制的封閉性必然導致革命因素的發生和發展。原因很簡單，當不能從內部產生變革（改革）的時候，外部變革（革命）就成為選擇。
經驗告訴人們，這些都是革命進程開始的早期現象，但是革命進程如何進行，還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進程的早期實施有效的改革，那麼這個進程可以終止；但如果沒有，這個進程就會繼續，直至革命的最終爆發。歷史地看，當革命即將爆發之際，統治階級還會進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屆時可能為時已晚。晚清的例子最為明顯。當光緒皇帝要改革的時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勢力殺了改革者，廢了皇帝。但後來，太后迫於形勢，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並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當初光緒皇帝設想的還要大。不過，大勢已去，革命已經成為主動力，任何改革都已經難以挽回局勢了。
那麼，革命又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在理想的狀態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舉，即零和遊戲。但革命也往往導致一種同歸於盡的結局。無論哪一種情況，犧牲最多的是社會大多數人尤其是中下層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犧牲，但與社會的大多數相比，微不足道。對政治來說，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革命的結果很有可能就是沒有任何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變化，革命往往是一個再生產的過程，也就是重新走一遍。中國社會真正的變化在於逐漸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儘管革命很多情況下都以悲劇告終，但在既得利益集體無意識的情況下，這種悲劇往往是歷史的常態。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就很難解釋中國歷史上循環往復的革命了。
很顯然，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改革絕對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改革屬於必需。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6月28日
中國共產黨最需要的是什麼？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大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警告中共正在面臨四大危險，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兩年前，在紀念中共執政六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四個“不等於”，即“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很顯然，這次胡錦濤提出的四大“危險”既是四個“不等於”的繼續，也是四個“不等於”之後再次對中共黨政官員提出的最嚴厲的警告。
很少會有人否認中共在過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戰爭與革命，建設新型國家，改革與開放，中國從“東亞病夫”躍升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強國，這些都被各界視為奇蹟。不過，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著執政黨可以一勞永逸地執政。相反，在新的環境下，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執政黨必須正視存在的問題，對問題有深刻的認識，之後進行改革，通過改革來解決問題。但很顯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併不容易，從問題意識到改革得以執行下去，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
實際上，對執政黨來說，這個鴻溝正在迅速擴大。無論黨內還是黨外，很少有人會否認問題的存在以及這些問題存在下去的危險性。但是，到了解決問題的執行面就沒有力度了。中共高層近來開始強調“重在執行”，這無疑表明高層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癥結。舉例來說，很多年來，執政黨領導層一直在呼籲實現基本社會公平和正義，建立“和諧社會”。這些宏大的社會政治目標，黨內有共識，社會有期待。然而，意在實現這些宏大目標的政策並沒能執行下去，或者執行不力。結果是問題積累得越來越多。無論從決策的角度還是政策執行的角度來看，執政黨的能力不足問題已經凸現出來。問題在累積，但執政能力在減低，這必然導致社會失序。
應當指出，在任何社會，社會抗議運動是一個常態，也並不是所有社會抗議都會導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識的社會抗議，最終必然會導致革命。很多年裡，中國社會的很多群體性事件或者抗議運動，都是為了具體的經濟利益；但今天，中國社會各種意識形態紛紛崛起，在意識形態上分化社會的同時，也在給社會群體灌輸著政治意識。人們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之間作選擇，發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識。意識形態是行動的指南，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必然具有政治後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既得利益集團也開始感覺到不安全。除了高強度的控制外，它們也需要在思想層面來論證其合法合理性。它們開始在各種思潮中尋找支持力量。不過，這些思想，無論是內生的還是外來的，對它們來說，都只具有工具性質。總體上說，既得利益集團處於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它們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懼於在改革中失去什麼。它們只知道不能做什麼，而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一些極端的甚至開始對改革進行“妖魔化”。
很顯然，當既得利益的終極目標是維持自己的利益，並使之永恆化的時候，它們已經完全沒有能力來超越自己的利益。當它們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政治的開放性就必然消失。而體制的封閉性必然導致革命因素的發生和發展。原因很簡單，當不能從內部產生變革（改革）的時候，外部變革（革命）就成為選擇。
經驗告訴人們，這些都是革命進程開始的早期現象，但是革命進程如何進行，還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進程的早期實施有效的改革，那麼這個進程可以終止；但如果沒有，這個進程就會繼續，直至革命的最終爆發。歷史地看，當革命即將爆發之際，統治階級還會進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屆時可能為時已晚。晚清的例子最為明顯。當光緒皇帝要改革的時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勢力殺了改革者，廢了皇帝。但後來，太后迫於形勢，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並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當初光緒皇帝設想的還要大。不過，大勢已去，革命已經成為主動力，任何改革都已經難以挽回局勢了。
那麼，革命又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在理想的狀態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舉，即零和遊戲。但革命也往往導致一種同歸於盡的結局。無論哪一種情況，犧牲最多的是社會大多數人尤其是中下層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犧牲，但與社會的大多數相比，微不足道。對政治來說，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革命的結果很有可能就是沒有任何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變化，革命往往是一個再生產的過程，也就是重新走一遍。中國社會真正的變化在於逐漸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儘管革命很多情況下都以悲劇告終，但在既得利益集體無意識的情況下，這種悲劇往往是歷史的常態。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就很難解釋中國歷史上循環往復的革命了。
很顯然，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改革絕對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改革屬於必需。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6月28日
中國共產黨最需要的是什麼？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大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警告中共正在面臨四大危險，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兩年前，在紀念中共執政六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四個“不等於”，即“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很顯然，這次胡錦濤提出的四大“危險”既是四個“不等於”的繼續，也是四個“不等於”之後再次對中共黨政官員提出的最嚴厲的警告。
很少會有人否認中共在過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戰爭與革命，建設新型國家，改革與開放，中國從“東亞病夫”躍升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強國，這些都被各界視為奇蹟。不過，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著執政黨可以一勞永逸地執政。相反，在新的環境下，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執政黨必須正視存在的問題，對問題有深刻的認識，之後進行改革，通過改革來解決問題。但很顯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併不容易，從問題意識到改革得以執行下去，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
實際上，對執政黨來說，這個鴻溝正在迅速擴大。無論黨內還是黨外，很少有人會否認問題的存在以及這些問題存在下去的危險性。但是，到了解決問題的執行面就沒有力度了。中共高層近來開始強調“重在執行”，這無疑表明高層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癥結。舉例來說，很多年來，執政黨領導層一直在呼籲實現基本社會公平和正義，建立“和諧社會”。這些宏大的社會政治目標，黨內有共識，社會有期待。然而，意在實現這些宏大目標的政策並沒能執行下去，或者執行不力。結果是問題積累得越來越多。無論從決策的角度還是政策執行的角度來看，執政黨的能力不足問題已經凸現出來。問題在累積，但執政能力在減低，這必然導致社會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