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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團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如果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那麼改革開放後發展出來的是一個利益主導的社會。從意識形態轉型到利益是一個並不容易的過程，但也是一個很成功的過程。如果沒有中國社會各方面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很難想像中國可以作如此快速並成功的轉型。
總體上說，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經濟過程相當開放。當時也有各種利益集團，但因為改革剛剛開始，包括農民和工人在內的各種利益集團都可從改革中獲得利益，利益集團之間及利益集團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因此並不明顯。直到80年代後期，當改革遇到困難，各種利益之間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間的衝突開始表露出來，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頓下來。
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促成了中國更大規模的改革。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執政黨發動了新一波更大規模的開放和放權，形成了大規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傳統上的領導階級如工人階級開始被邊緣化，而新興階層如民營企業階層迅速壯大。面臨新的局面，執政黨開始調整其統治基礎，通過修改憲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來保護私有產權，而且也容許民營企業家進入政治過程，有效地擴大政權的社會基礎。
本世紀初以來，執政黨開始調整改革政策。在“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試圖平衡新興階層和傳統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主要是要糾正前階段片面傾向於新興階層，而對傳統社會階層的利益重視不夠的局面，努力實現社會公平。當然，這樣做其實也是符合新興階層的利益的。很顯然，在基本社會公平正義缺失的情況下，社會問題難以為繼，必然要影響到新興階層的利益。
國企及官僚成為新利益集團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個轉折點。為了應對危機，國家出台了巨大的財政金融計劃。而龐大的財力都是通過國家本身，即國有部門而實施下去的。這就導致了利益集團的急劇擴張。國有部門的大擴張，馬上打破了原先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相對平衡的狀態，國有企業取得絕對的主導地位，快速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空間。民營企業在90年代中期以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如今好時光不再，它們開始尋找新的出路，例如通過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國社會。
更為嚴重的是，國有部門的擴張，也沒有為傳統社會階層帶來任何好處。在傳統計劃經濟下，國有部門是工人階級的制度基礎。但現在的國有部門已經具有了不同性質，國有企業很難說是國家的，而更多地屬於國家企業管理者或者國家的代理人。實際上，國有企業已經成為社會不公正、收入差異擴大、腐敗等等現象的根源（本欄早先已經論述過）。
官僚系統本身也儼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改革開放之後，儘管有“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目標，每次改革也是想縮減政府機構和官僚人數，但實際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統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小。在分權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層級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例如，原來的地區級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機構，而現在則已經演變成實體，一級政府。同時，也出現了計劃單列市。這不僅僅是官僚機構變得龐大的象徵，更攔截了中央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官僚機構的無限擴大，必然造成社會空間的縮減。隨著財政稅收向官僚機構集中，國富民窮變得不可避免。更為嚴重的是，官僚機構嚴重和社會脫節，一個個官僚機構猶如一個個城堡，和人民沒有有機的關聯。而且，官僚系統開始演變成獨立的系統，它們享受市場的好處，而可以豁免市場的壞處。無論是社會保障、醫療、住房和食品，各種不同的特供系統不斷湧現。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中國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統嚴重和社會脫節、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況下，哪裡能夠出現改革的動力？
在各種利益集團大擴張的同時，執政黨領導層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能力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制約，從而大大衰落。因為黨內民主的需要，領導層實行集體領導，並且領導層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如政治局常委從80年代的5人擴大到現在的9人）。黨內民主的程度擴大，意味著權力在頂層的分散狀態。權力不再集中，權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為分權只是對地方政府的分權，而不是向社會的分權，社會組織不能發育起來。同時，社會也沒有能夠影響政治過程的有效機制，因此既無能對主張改革的領導層有所支持，也不能對既得利益有所制約。
革命進程悄然開始
結果就使得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狀態。很多跡象表明，當改革不再的時候，革命進程悄然開始。人們可以從方方面面感覺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團可以有效影響改革的政策。情況往往是，對有利於它們利益的政策，它們可以最大化；而對不利它們利益的政策，它們可以將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隨時都可以圍堵領導人的改革議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們的利益，就會群起而攻之，各種手段應有盡有。因此，有人認為，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挾持了中國的改革議程，就是說，它們可以制定政策，領導層和政府只是它們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圖章”。
總體上說，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經濟過程相當開放。當時也有各種利益集團，但因為改革剛剛開始，包括農民和工人在內的各種利益集團都可從改革中獲得利益，利益集團之間及利益集團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因此並不明顯。直到80年代後期，當改革遇到困難，各種利益之間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間的衝突開始表露出來，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頓下來。
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促成了中國更大規模的改革。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執政黨發動了新一波更大規模的開放和放權，形成了大規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傳統上的領導階級如工人階級開始被邊緣化，而新興階層如民營企業階層迅速壯大。面臨新的局面，執政黨開始調整其統治基礎，通過修改憲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來保護私有產權，而且也容許民營企業家進入政治過程，有效地擴大政權的社會基礎。
本世紀初以來，執政黨開始調整改革政策。在“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試圖平衡新興階層和傳統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主要是要糾正前階段片面傾向於新興階層，而對傳統社會階層的利益重視不夠的局面，努力實現社會公平。當然，這樣做其實也是符合新興階層的利益的。很顯然，在基本社會公平正義缺失的情況下，社會問題難以為繼，必然要影響到新興階層的利益。
國企及官僚成為新利益集團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個轉折點。為了應對危機，國家出台了巨大的財政金融計劃。而龐大的財力都是通過國家本身，即國有部門而實施下去的。這就導致了利益集團的急劇擴張。國有部門的大擴張，馬上打破了原先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相對平衡的狀態，國有企業取得絕對的主導地位，快速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空間。民營企業在90年代中期以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如今好時光不再，它們開始尋找新的出路，例如通過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國社會。
更為嚴重的是，國有部門的擴張，也沒有為傳統社會階層帶來任何好處。在傳統計劃經濟下，國有部門是工人階級的制度基礎。但現在的國有部門已經具有了不同性質，國有企業很難說是國家的，而更多地屬於國家企業管理者或者國家的代理人。實際上，國有企業已經成為社會不公正、收入差異擴大、腐敗等等現象的根源（本欄早先已經論述過）。
官僚系統本身也儼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改革開放之後，儘管有“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目標，每次改革也是想縮減政府機構和官僚人數，但實際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統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小。在分權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層級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例如，原來的地區級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機構，而現在則已經演變成實體，一級政府。同時，也出現了計劃單列市。這不僅僅是官僚機構變得龐大的象徵，更攔截了中央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官僚機構的無限擴大，必然造成社會空間的縮減。隨著財政稅收向官僚機構集中，國富民窮變得不可避免。更為嚴重的是，官僚機構嚴重和社會脫節，一個個官僚機構猶如一個個城堡，和人民沒有有機的關聯。而且，官僚系統開始演變成獨立的系統，它們享受市場的好處，而可以豁免市場的壞處。無論是社會保障、醫療、住房和食品，各種不同的特供系統不斷湧現。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中國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統嚴重和社會脫節、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況下，哪裡能夠出現改革的動力？
在各種利益集團大擴張的同時，執政黨領導層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能力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制約，從而大大衰落。因為黨內民主的需要，領導層實行集體領導，並且領導層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如政治局常委從80年代的5人擴大到現在的9人）。黨內民主的程度擴大，意味著權力在頂層的分散狀態。權力不再集中，權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為分權只是對地方政府的分權，而不是向社會的分權，社會組織不能發育起來。同時，社會也沒有能夠影響政治過程的有效機制，因此既無能對主張改革的領導層有所支持，也不能對既得利益有所制約。
革命進程悄然開始
結果就使得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狀態。很多跡象表明，當改革不再的時候，革命進程悄然開始。人們可以從方方面面感覺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團可以有效影響改革的政策。情況往往是，對有利於它們利益的政策，它們可以最大化；而對不利它們利益的政策，它們可以將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隨時都可以圍堵領導人的改革議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們的利益，就會群起而攻之，各種手段應有盡有。因此，有人認為，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挾持了中國的改革議程，就是說，它們可以制定政策，領導層和政府只是它們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