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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回到中國的吳雄根接到判決通知後，據說“充滿失望與憤怒，在滿腔怒火之下病倒了”。吳根雄在稍後的上訴書中也表達：“希望日本的法官能告訴我，我身為朝鮮族為何要為日本國與日本人民承受這些損害？”“人性與正義根本不適用於日本法官！”（前揭“上訴書”）。
這樁訴訟案後來仍繼續上訴，但二〇〇一年遭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之後二〇〇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駁回定讞。對此謙二如此描述：
當最高法院宣告駁回時，法院的態度只有“結束了，請由此離開法庭”，類似這般草草結束的感覺。那個時候甚至還有人發出不滿的叫嚷。
跑去干那種事情，要把自己說成好事之徒也無不可。不過還記得宋斗會的支持者事後打電話給我，說過“雖然訴訟結果如此，但在書面上留下了資料，也具有相當的意義啊”這麼一段話。當時聽了才想到，原來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理解，能在法院堆積如山的案牘中留下資料，確實有一定意義。
發掘堆積如山的案牘資料並賦予其意義，屬於歷史學家的研究領域。擔任這場訴訟的律師，在訴狀中如此描述謙二：“即便國家缺乏良知，但在無意之中，與國家的不義相對照，這個國家的國民卻仍表現出了良心。”這樣的評價是否恰當，套用一句陳腔舊調來說，就是“留待歷史評價”吧。
八、只要還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吳雄根的訴訟起於一九九七年，當時謙二已經七十二歲。這一年，謙二也從每周前往立川體育一兩次，轉為完全退休了。“立川體育完全由大木一個人接手，到一九九八年他也六十歲可以領取年金後，公司便關閉了。創立公司只是為了餬口，因此事業就此結束也沒有特別的感慨。”
二〇〇二年最高法院駁回謙二與吳雄根的上訴後，謙二因腦梗塞而倒下。當時他在“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認識的主婦們邀約下，前往自治會館參加英語口語課，一陣暈眩下竟無法站立。“在場的人立刻幫我叫了救護車，緊急送往醫院。當時自己還想，我這麼一把年紀了，還叫救護車來，未免太誇張。不過當時聚會中的年輕婦女們，有人曾有為自己孩子叫救護車的經驗，不見得要什麼重大傷害才動用救護車。若非如此，延緩送醫可能就導致我半身不遂了。”
謙二左半身還留有輕微的麻痹症狀，不過在復健之下，第二年春天便大致痊癒了。與周邊居民有著深厚交情，也使得他在這種狀況下得到非常多的幫助。
不過腦梗塞倒下時，謙二已經七十七歲了。因為這次病倒，也順勢退出了派送便當的“加多廚”與“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活動。“中風之前大約兩年，巡邏長沼公園爬坡時，便開始喘不過氣了。像我這種不具專門知識的‘其他大眾’參與者，趁此退下來也不算壞事。”
二〇〇三年，這次輪到妻子寬子在庭院跌倒，折斷了手骨。之後寬子開始有憂鬱的症狀，身心狀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寬子因為鬱悶而無法掌管家事，謙二開始接手做飯的工作。
原本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寬子因為去學習圍棋、英語口語、繪畫等課程，每逢周二與周五就輪到我負責做飯。當時寬子教我，把料理的基本資料都寫成筆記。因為有這段經驗，即便從七十八歲才開始全面接管家中廚房作業，多少還是應付得過來。這把年紀的男人還懂得做飯，竟傳為佳話，在隨著“加多廚”便當配送附贈的“居民通訊”中，還介紹了一下。
在西伯利亞時下定決心，不論如何都要活下去，戰後也如此，不管什麼工作都做。做飯什麼的，本來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也是理所當然。而且自己做飯，可以選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也是件好事。
二〇〇五年，吳雄根曾經再度訪日，當時是因為“全國拘留者補償協議會”（“全抑協”）召開集會，邀請中國的吳雄根和韓國拘留者團體的會長。吳雄根與新聞記者以及“全抑協”接待人員等，一同來到位於八王子的謙二家中拜訪。
這個時期，“全抑協”推動了最後一次的嘗試——二〇〇五年，民主黨、共產黨、社民黨三黨聯合向參、眾兩院提案，要求依照被拘留的時間長短，由國家支付三十萬到二百萬日元，但該法案於二〇〇六年遭自民黨、公明黨執政二黨否決。
但執政黨也提出妥協法案。於二〇〇一年廢止被批評為“退休高官再任職的溫床”的和平基金會，以基金餘額為資金，發給遭拘留者、戰後撤退回本土者、無法領取退休金者“特別慰勞品”。這個法案獲得通過，而且也發下了慰勞品。
慰勞品可從旅行券十萬日元、座鐘、鋼筆、文書匣之中擇一，照例不發給無日本國籍者。謙二再次申請了旅行券十萬日元，並換成現金寄贈給吳雄根。
每逢選舉，謙二依舊投給自民黨以外的候選人。二〇〇九年他投給民主黨，並說“感覺有希望政黨輪替”。
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民主黨政權下通過了《西伯利亞特措法》。法案內容是過往民主黨法案與自民黨法案的折衷案。支付金額依照拘留期間長短，從二十五萬日元到一百五十萬日元，財源則由二〇一〇年解散的和平基金繳回國庫的資金當作資本。
這樁訴訟案後來仍繼續上訴，但二〇〇一年遭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之後二〇〇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駁回定讞。對此謙二如此描述：
當最高法院宣告駁回時，法院的態度只有“結束了，請由此離開法庭”，類似這般草草結束的感覺。那個時候甚至還有人發出不滿的叫嚷。
跑去干那種事情，要把自己說成好事之徒也無不可。不過還記得宋斗會的支持者事後打電話給我，說過“雖然訴訟結果如此，但在書面上留下了資料，也具有相當的意義啊”這麼一段話。當時聽了才想到，原來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理解，能在法院堆積如山的案牘中留下資料，確實有一定意義。
發掘堆積如山的案牘資料並賦予其意義，屬於歷史學家的研究領域。擔任這場訴訟的律師，在訴狀中如此描述謙二：“即便國家缺乏良知，但在無意之中，與國家的不義相對照，這個國家的國民卻仍表現出了良心。”這樣的評價是否恰當，套用一句陳腔舊調來說，就是“留待歷史評價”吧。
八、只要還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吳雄根的訴訟起於一九九七年，當時謙二已經七十二歲。這一年，謙二也從每周前往立川體育一兩次，轉為完全退休了。“立川體育完全由大木一個人接手，到一九九八年他也六十歲可以領取年金後，公司便關閉了。創立公司只是為了餬口，因此事業就此結束也沒有特別的感慨。”
二〇〇二年最高法院駁回謙二與吳雄根的上訴後，謙二因腦梗塞而倒下。當時他在“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認識的主婦們邀約下，前往自治會館參加英語口語課，一陣暈眩下竟無法站立。“在場的人立刻幫我叫了救護車，緊急送往醫院。當時自己還想，我這麼一把年紀了，還叫救護車來，未免太誇張。不過當時聚會中的年輕婦女們，有人曾有為自己孩子叫救護車的經驗，不見得要什麼重大傷害才動用救護車。若非如此，延緩送醫可能就導致我半身不遂了。”
謙二左半身還留有輕微的麻痹症狀，不過在復健之下，第二年春天便大致痊癒了。與周邊居民有著深厚交情，也使得他在這種狀況下得到非常多的幫助。
不過腦梗塞倒下時，謙二已經七十七歲了。因為這次病倒，也順勢退出了派送便當的“加多廚”與“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活動。“中風之前大約兩年，巡邏長沼公園爬坡時，便開始喘不過氣了。像我這種不具專門知識的‘其他大眾’參與者，趁此退下來也不算壞事。”
二〇〇三年，這次輪到妻子寬子在庭院跌倒，折斷了手骨。之後寬子開始有憂鬱的症狀，身心狀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寬子因為鬱悶而無法掌管家事，謙二開始接手做飯的工作。
原本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寬子因為去學習圍棋、英語口語、繪畫等課程，每逢周二與周五就輪到我負責做飯。當時寬子教我，把料理的基本資料都寫成筆記。因為有這段經驗，即便從七十八歲才開始全面接管家中廚房作業，多少還是應付得過來。這把年紀的男人還懂得做飯，竟傳為佳話，在隨著“加多廚”便當配送附贈的“居民通訊”中，還介紹了一下。
在西伯利亞時下定決心，不論如何都要活下去，戰後也如此，不管什麼工作都做。做飯什麼的，本來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也是理所當然。而且自己做飯，可以選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也是件好事。
二〇〇五年，吳雄根曾經再度訪日，當時是因為“全國拘留者補償協議會”（“全抑協”）召開集會，邀請中國的吳雄根和韓國拘留者團體的會長。吳雄根與新聞記者以及“全抑協”接待人員等，一同來到位於八王子的謙二家中拜訪。
這個時期，“全抑協”推動了最後一次的嘗試——二〇〇五年，民主黨、共產黨、社民黨三黨聯合向參、眾兩院提案，要求依照被拘留的時間長短，由國家支付三十萬到二百萬日元，但該法案於二〇〇六年遭自民黨、公明黨執政二黨否決。
但執政黨也提出妥協法案。於二〇〇一年廢止被批評為“退休高官再任職的溫床”的和平基金會，以基金餘額為資金，發給遭拘留者、戰後撤退回本土者、無法領取退休金者“特別慰勞品”。這個法案獲得通過，而且也發下了慰勞品。
慰勞品可從旅行券十萬日元、座鐘、鋼筆、文書匣之中擇一，照例不發給無日本國籍者。謙二再次申請了旅行券十萬日元，並換成現金寄贈給吳雄根。
每逢選舉，謙二依舊投給自民黨以外的候選人。二〇〇九年他投給民主黨，並說“感覺有希望政黨輪替”。
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民主黨政權下通過了《西伯利亞特措法》。法案內容是過往民主黨法案與自民黨法案的折衷案。支付金額依照拘留期間長短，從二十五萬日元到一百五十萬日元，財源則由二〇一〇年解散的和平基金繳回國庫的資金當作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