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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殖民地徵兵問題
謙二知道吳雄根，是一九八九年加入“非戰兵士之會”後沒多久的事。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會報《非戰》上連載了吳所寫的手記《不帶槍的士兵》，內容講述日本戰敗前的八月十日被迫入伍關東軍，連武器都沒配備便上戰場作戰，結果身負重傷，成為蘇軍俘虜，之後在赤塔的陸軍醫院接受治療，並輾轉於各處戰俘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送至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故事。
謙二讀過文章，想起了第二分所正好有一個轉移來的俘虜名叫“吳橋秀剛”。
他的床位就在我附近，但是當時幾乎沒說過話。不過很少發生只有一個人轉移過來的情況，當時還想大概有什麼特殊的理由。記憶中只知道他很能講俄語，是個朝鮮族。這篇文章說的可能就是他。
那篇手記的許多描述都喚醒了謙二的記憶。吳雄根出生在現在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野戰醫院時偶然拿到一本日語的《俄語讀本》，於是一面在戰俘營勞動，一面將俄語學到精通。之後要求他擔任翻譯，配屬在赤塔的火車機關車修理工廠工作。蘇聯的“政治軍官”要求他密告“前職者”（擔任憲兵或特務機關的人員），但遭他拒絕，蘇軍因此免去他的翻譯職務，並將他送至第二分所。
謙二思索“吳橋”這個姓，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戰爭時期日本政府在朝鮮施行“創氏改名”，所以才換成這種日本式的姓。稍後謙二向《非戰》的編輯部詢問作者住址，接著寫信給這位在中國的吳先生。謙二寫了當時許多戰俘營的情況，內容也問及對方是不是當時的“吳橋”。
過了一陣子收到回信。“當然他不知道我是誰，但回信中說明他確實是當時的吳橋。”此後兩人之間開始持續數次書信往來。
根據厚生勞動省的統計，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軍隊中，當時被視為日本一部分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共有軍人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四人，以及軍屬（為軍隊工作但非正式軍人）十二萬六千零四十七人。同樣的，台灣也有八萬零四百三十三名軍人與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名軍屬。朝鮮人當中戰死或者行蹤不明者共有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人。
成為蘇軍俘虜的朝鮮人原日本兵的數量，有各種說法，大概有一萬人。他們回到韓國之後，也因“原日軍士兵”身份遭到歧視，並帶有“共產主義間諜”的嫌疑。一九四九年二月曾發生過大約五百名韓國人俘虜越過“三八線”回國時，遭韓國士兵誤射造成三十七人死亡的事件。[10]
他們回到韓國後，遭到公安警察訊問、警察監視與就業上的歧視，處境比日本人更糟。一直得等到二〇〇五年韓國政府重新修正歷史觀，才恢復了他們的名譽。[11]
中國台灣的原日本兵中，也有遭拘留西伯利亞者。根據其中一人的回憶，因為國民黨的持續壓迫而無法返回台灣，最終只能留在日本[12]。即便他回到台灣，恐怕處境也不會好過上述韓國人拘留者。
吳雄根雖然回到了中國，但他還是受了很多的苦。不久，他從延邊大學畢業成為醫生，卻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檢舉是“日本關東軍思想反動分子”[13]。
吳雄根並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政策與和平祈願事業，並且無日本國籍者，無法成為和平祈願事業的申請對象。
但謙二考量，“這種慰問金更應該支付給類似吳這種處境的人”。謙二說：“朝鮮人被當作日本人徵召，現在因為是外國人所以不支付慰問金，這太奇怪了。”
謙二申請了自己的慰問金，領取了十萬日元國債，並將其中的五萬日元送給了吳雄根。“本想全額都送給對方，但一方面考慮對方的心情，一方面也想傳達彼此相互連帶的想法，所以採取各拿一半的方式”。
二戰結束前，朝鮮人、台灣人都擁有日本國籍。日本戰敗後的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發出“外國人登錄令”，擁有日本國籍者，如持非日本內地之朝鮮、台灣戶籍，“短期之內”將“視為外國人”。接著在一九五二年四月GHQ占領期結束後，立刻片面剝奪這些人的日本國籍。
在此之後，想要取得日本國籍，就得通過正常的“歸化”手續，申請“歸化”必須接受財產、納稅額等的審查，能否通過完全取決於法務省的裁量。
早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時，日本就未給當地居民選擇國籍的權利，單方面賦予日本國籍。且對他們而言，連脫離日本國籍的方法都沒有，因為日本政府懼怕亡命中國東北從事抗日運動的朝鮮人，會藉由脫離國籍使自己處於日本警察管轄範圍之外。[14]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五（大正四）年的對華《二十一條》與《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中，主張當時中朝邊界的“間島省”朝鮮族也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管轄權及於他們的土地。
一九四四年，戰爭白熱化時，日本政府在朝鮮也發布了徵兵令，最後連間島地方居住於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也成為徵兵對象。就這樣，類似吳雄根這樣的朝鮮族人、台灣人原日本軍官兵，從未擁有過國籍選擇權，便以“日本人”身份受到日軍徵召，又在不知不覺間失去日本國籍，無法領取退休金等各種補償。
謙二知道吳雄根，是一九八九年加入“非戰兵士之會”後沒多久的事。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會報《非戰》上連載了吳所寫的手記《不帶槍的士兵》，內容講述日本戰敗前的八月十日被迫入伍關東軍，連武器都沒配備便上戰場作戰，結果身負重傷，成為蘇軍俘虜，之後在赤塔的陸軍醫院接受治療，並輾轉於各處戰俘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送至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故事。
謙二讀過文章，想起了第二分所正好有一個轉移來的俘虜名叫“吳橋秀剛”。
他的床位就在我附近，但是當時幾乎沒說過話。不過很少發生只有一個人轉移過來的情況，當時還想大概有什麼特殊的理由。記憶中只知道他很能講俄語，是個朝鮮族。這篇文章說的可能就是他。
那篇手記的許多描述都喚醒了謙二的記憶。吳雄根出生在現在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野戰醫院時偶然拿到一本日語的《俄語讀本》，於是一面在戰俘營勞動，一面將俄語學到精通。之後要求他擔任翻譯，配屬在赤塔的火車機關車修理工廠工作。蘇聯的“政治軍官”要求他密告“前職者”（擔任憲兵或特務機關的人員），但遭他拒絕，蘇軍因此免去他的翻譯職務，並將他送至第二分所。
謙二思索“吳橋”這個姓，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戰爭時期日本政府在朝鮮施行“創氏改名”，所以才換成這種日本式的姓。稍後謙二向《非戰》的編輯部詢問作者住址，接著寫信給這位在中國的吳先生。謙二寫了當時許多戰俘營的情況，內容也問及對方是不是當時的“吳橋”。
過了一陣子收到回信。“當然他不知道我是誰，但回信中說明他確實是當時的吳橋。”此後兩人之間開始持續數次書信往來。
根據厚生勞動省的統計，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軍隊中，當時被視為日本一部分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共有軍人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四人，以及軍屬（為軍隊工作但非正式軍人）十二萬六千零四十七人。同樣的，台灣也有八萬零四百三十三名軍人與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名軍屬。朝鮮人當中戰死或者行蹤不明者共有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人。
成為蘇軍俘虜的朝鮮人原日本兵的數量，有各種說法，大概有一萬人。他們回到韓國之後，也因“原日軍士兵”身份遭到歧視，並帶有“共產主義間諜”的嫌疑。一九四九年二月曾發生過大約五百名韓國人俘虜越過“三八線”回國時，遭韓國士兵誤射造成三十七人死亡的事件。[10]
他們回到韓國後，遭到公安警察訊問、警察監視與就業上的歧視，處境比日本人更糟。一直得等到二〇〇五年韓國政府重新修正歷史觀，才恢復了他們的名譽。[11]
中國台灣的原日本兵中，也有遭拘留西伯利亞者。根據其中一人的回憶，因為國民黨的持續壓迫而無法返回台灣，最終只能留在日本[12]。即便他回到台灣，恐怕處境也不會好過上述韓國人拘留者。
吳雄根雖然回到了中國，但他還是受了很多的苦。不久，他從延邊大學畢業成為醫生，卻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檢舉是“日本關東軍思想反動分子”[13]。
吳雄根並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政策與和平祈願事業，並且無日本國籍者，無法成為和平祈願事業的申請對象。
但謙二考量，“這種慰問金更應該支付給類似吳這種處境的人”。謙二說：“朝鮮人被當作日本人徵召，現在因為是外國人所以不支付慰問金，這太奇怪了。”
謙二申請了自己的慰問金，領取了十萬日元國債，並將其中的五萬日元送給了吳雄根。“本想全額都送給對方，但一方面考慮對方的心情，一方面也想傳達彼此相互連帶的想法，所以採取各拿一半的方式”。
二戰結束前，朝鮮人、台灣人都擁有日本國籍。日本戰敗後的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發出“外國人登錄令”，擁有日本國籍者，如持非日本內地之朝鮮、台灣戶籍，“短期之內”將“視為外國人”。接著在一九五二年四月GHQ占領期結束後，立刻片面剝奪這些人的日本國籍。
在此之後，想要取得日本國籍，就得通過正常的“歸化”手續，申請“歸化”必須接受財產、納稅額等的審查，能否通過完全取決於法務省的裁量。
早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時，日本就未給當地居民選擇國籍的權利，單方面賦予日本國籍。且對他們而言，連脫離日本國籍的方法都沒有，因為日本政府懼怕亡命中國東北從事抗日運動的朝鮮人，會藉由脫離國籍使自己處於日本警察管轄範圍之外。[14]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五（大正四）年的對華《二十一條》與《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中，主張當時中朝邊界的“間島省”朝鮮族也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管轄權及於他們的土地。
一九四四年，戰爭白熱化時，日本政府在朝鮮也發布了徵兵令，最後連間島地方居住於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也成為徵兵對象。就這樣，類似吳雄根這樣的朝鮮族人、台灣人原日本軍官兵，從未擁有過國籍選擇權，便以“日本人”身份受到日軍徵召，又在不知不覺間失去日本國籍，無法領取退休金等各種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