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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敗之後，小島在島根縣的地方報紙從事發行業務，一九八七年六十六歲時，他在《朝日新聞》上投稿發表了自己的體驗經歷。原防衛廳長官官房長竹岡勝美讀到這篇投稿後，便與竹岡、小島及其周邊友人開創了此會。生於一九二三年的竹岡，雖然擔任防衛官僚，但以和平主義者著稱，曾經反對過當年討論實施的《國家秘密法》。以此會為契機，由原日本兵們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集結而成“非戰兵士之會”。
在這個時期，因為戰爭結束已經超過四十年，開始有人討論“戰爭經驗淡化論”。加上曾經親身體驗過戰爭的人也都到了退休年齡，終於迎來他們回首人生的時期。對他們而言，也終於有時間上的餘裕可以參與社會性活動。謙二向報紙投稿，也與這個大環境的動向相吻合。
謙二應小島之邀加入此會，並且每個月都前往參加例行集會。集會上曾邀請過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如自民黨議員宇都宮德馬、鯨岡兵輔，以及社會黨委員長石橋正嗣，推動反核武運動的物理學者豐田利幸等前來演講與回答聽眾疑問。
謙二參加之時會員約有三十名，不過在一年之內增加到一百名左右。入會者不問思想信條，都是有著戰爭體驗並贊同“非戰”旨趣的原日本軍人。不過三分之一的成員大概都是像小島這樣的原學徒兵，而原本的職業軍人卻無人參加。[6]該會的代表，是經歷過菲律賓戰爭的原船舶工兵、碑文谷教會的牧師。副代表為小島與另一位畢業自早稻田大學的海軍預備學生，日本戰敗時以中尉身份駐紮於安達曼島上。
根據一九八八年八月的會員名冊大致可以看出，會員身份以戰時屬於下級軍官，現在職務為公司職員、教師與醫生者占多數。僅從名簿來看，約七十名會員中，包括謙二在內從事“自營業”的只有兩個人。據謙二的說明：“有各式各樣的會員，並非只有軍官或高學歷者。”會員平均年齡六十八，無論“現職”為何，似乎許多人都依靠年金過生活。
小島是國際文化會館的會員，因此最初的例行集會都在該處舉辦。之後移往青山大都會會館，更之後則是澀谷的勤勞福祉會館。包括小島等一些從事和平運動的人，也在各地老師們的協助下，前往學校講述自身的戰爭經驗。
例行集會也邀請過東大教授藤井省三做過演講。聽教授談過“對亞洲的戰爭責任”與“由被害意識轉換為加害責任”等內容。我自己不太思考理論性的東西，內容也太過艱澀，聽完只覺得：“原來如此啊！”
時間來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昭和天皇病情惡化，隔年一月逝去。昭和天皇過世時，謙二這麼思考過：“因為自己當過兵，我認為天皇身為大元帥負有戰爭責任。表面上不想說什麼，但造成大量人員死亡，還是負有責任的。昭和天皇還有意識的時候應該道歉，也希望他能夠道歉。”
昭和天皇從病情惡化到死亡大約經過三個月，日本國內出現許多所謂的“自肅”行為。“自肅”包括神宮球場棒球賽中止，綜藝節目改換其他節目，帶有“生之歡愉”的文案、GG海報全部撤換，最後連民間的年終聯歡、新年聯歡會都停止，甚至賀年卡也不寄了。更嚴重的還有十二月時，日本戰敗時曾為陸軍見習軍官的保守派長崎市長，在市議會中提及天皇的戰爭責任時，遭右翼團體成員槍擊而身負重傷的事件。
此時“非戰兵士之會”針對“自肅”風潮發表了抗議聲明。翌年的一九八九年十月，該會也開始支援原屬“滿洲開拓團”、當時仍居住於中國的女性渡航返國。後者，NHK還製作了關於戰後這些遭留置中國東北的女性的節目。
謙二雖然贊成這些活動的主旨，但對於該會的進展卻多少抱持著疑慮。
許多組織活動都是採取由中心成員決定方針，之後才傳達給會員取得理解的形式。此外例行集會中，發言者也大致都預先決定好了。自己是認為戰爭經驗不應該遭到遺忘才加入此會，但卻不善於面對政治運動與“論客”們，所以才產生了疑慮。
接著在一九九三年，“非戰兵士之會”會員在會報《非戰》上發生了論爭。小島於同年一月號中寫下提倡“絕對和平主義”的討論，但於塞班島戰役中遭俘虜的原士兵會員們，卻在會報上寫下批評的言論。
批評的主旨在於，反對法西斯的戰鬥是“正義的戰爭”，並非純粹的和平主義，為了達到更理想的社會，戰鬥仍是必須的。我不認為蘇聯是“正義”的一方，而對他們的論爭，也只認為他們在我不理解的部分爭吵不已。
因為實在不擅於寫文章，所以只在會報上投過一次稿，希望停止這種論爭（《非戰》一九九三年四月）。在這個問題上，我也擔任過一次例行集會的議長，但之後便逐漸遠離集會了。我相當討厭對其他人採取嚴厲態度的人。
謙二與“非戰兵士之會”逐漸保持距離；與此同時，他也展開了另一個活動，那就是重訪赤塔戰俘營。
三、重訪赤塔
昭和天皇過世的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各國逐漸走向民主化。對經歷過蘇聯體制的謙二而言，這些變化讓他感慨良多。“因為自己當過戰俘，所以對波蘭的‘團結工聯’與蘇聯、東歐民主化運動深有同感。不過我從沒想過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柏林圍牆倒塌。”
在這個時期，因為戰爭結束已經超過四十年，開始有人討論“戰爭經驗淡化論”。加上曾經親身體驗過戰爭的人也都到了退休年齡，終於迎來他們回首人生的時期。對他們而言，也終於有時間上的餘裕可以參與社會性活動。謙二向報紙投稿，也與這個大環境的動向相吻合。
謙二應小島之邀加入此會，並且每個月都前往參加例行集會。集會上曾邀請過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如自民黨議員宇都宮德馬、鯨岡兵輔，以及社會黨委員長石橋正嗣，推動反核武運動的物理學者豐田利幸等前來演講與回答聽眾疑問。
謙二參加之時會員約有三十名，不過在一年之內增加到一百名左右。入會者不問思想信條，都是有著戰爭體驗並贊同“非戰”旨趣的原日本軍人。不過三分之一的成員大概都是像小島這樣的原學徒兵，而原本的職業軍人卻無人參加。[6]該會的代表，是經歷過菲律賓戰爭的原船舶工兵、碑文谷教會的牧師。副代表為小島與另一位畢業自早稻田大學的海軍預備學生，日本戰敗時以中尉身份駐紮於安達曼島上。
根據一九八八年八月的會員名冊大致可以看出，會員身份以戰時屬於下級軍官，現在職務為公司職員、教師與醫生者占多數。僅從名簿來看，約七十名會員中，包括謙二在內從事“自營業”的只有兩個人。據謙二的說明：“有各式各樣的會員，並非只有軍官或高學歷者。”會員平均年齡六十八，無論“現職”為何，似乎許多人都依靠年金過生活。
小島是國際文化會館的會員，因此最初的例行集會都在該處舉辦。之後移往青山大都會會館，更之後則是澀谷的勤勞福祉會館。包括小島等一些從事和平運動的人，也在各地老師們的協助下，前往學校講述自身的戰爭經驗。
例行集會也邀請過東大教授藤井省三做過演講。聽教授談過“對亞洲的戰爭責任”與“由被害意識轉換為加害責任”等內容。我自己不太思考理論性的東西，內容也太過艱澀，聽完只覺得：“原來如此啊！”
時間來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昭和天皇病情惡化，隔年一月逝去。昭和天皇過世時，謙二這麼思考過：“因為自己當過兵，我認為天皇身為大元帥負有戰爭責任。表面上不想說什麼，但造成大量人員死亡，還是負有責任的。昭和天皇還有意識的時候應該道歉，也希望他能夠道歉。”
昭和天皇從病情惡化到死亡大約經過三個月，日本國內出現許多所謂的“自肅”行為。“自肅”包括神宮球場棒球賽中止，綜藝節目改換其他節目，帶有“生之歡愉”的文案、GG海報全部撤換，最後連民間的年終聯歡、新年聯歡會都停止，甚至賀年卡也不寄了。更嚴重的還有十二月時，日本戰敗時曾為陸軍見習軍官的保守派長崎市長，在市議會中提及天皇的戰爭責任時，遭右翼團體成員槍擊而身負重傷的事件。
此時“非戰兵士之會”針對“自肅”風潮發表了抗議聲明。翌年的一九八九年十月，該會也開始支援原屬“滿洲開拓團”、當時仍居住於中國的女性渡航返國。後者，NHK還製作了關於戰後這些遭留置中國東北的女性的節目。
謙二雖然贊成這些活動的主旨，但對於該會的進展卻多少抱持著疑慮。
許多組織活動都是採取由中心成員決定方針，之後才傳達給會員取得理解的形式。此外例行集會中，發言者也大致都預先決定好了。自己是認為戰爭經驗不應該遭到遺忘才加入此會，但卻不善於面對政治運動與“論客”們，所以才產生了疑慮。
接著在一九九三年，“非戰兵士之會”會員在會報《非戰》上發生了論爭。小島於同年一月號中寫下提倡“絕對和平主義”的討論，但於塞班島戰役中遭俘虜的原士兵會員們，卻在會報上寫下批評的言論。
批評的主旨在於，反對法西斯的戰鬥是“正義的戰爭”，並非純粹的和平主義，為了達到更理想的社會，戰鬥仍是必須的。我不認為蘇聯是“正義”的一方，而對他們的論爭，也只認為他們在我不理解的部分爭吵不已。
因為實在不擅於寫文章，所以只在會報上投過一次稿，希望停止這種論爭（《非戰》一九九三年四月）。在這個問題上，我也擔任過一次例行集會的議長，但之後便逐漸遠離集會了。我相當討厭對其他人採取嚴厲態度的人。
謙二與“非戰兵士之會”逐漸保持距離；與此同時，他也展開了另一個活動，那就是重訪赤塔戰俘營。
三、重訪赤塔
昭和天皇過世的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各國逐漸走向民主化。對經歷過蘇聯體制的謙二而言，這些變化讓他感慨良多。“因為自己當過戰俘，所以對波蘭的‘團結工聯’與蘇聯、東歐民主化運動深有同感。不過我從沒想過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柏林圍牆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