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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還有，同行運來產業廢棄殘土填在附近的谷地（丘陵間的低谷），因此向東京都與八王子市提起訴訟；將谷地附近遭丟棄的休耕農田再度開發，阻止建設公司的開發；並與荒廢水田的地主商量，大家除草伐木，重新築起田埂。這類勞力工作需要男丁協助，我也去幫忙除過草。
因為這些活動，大家組成了“蒼鷹守護會”與“谷地守護會”等，許多參與成員也都是“多摩丘陵守護會”的會員。
即便如此，附近的丘陵地區仍逐漸被開發成住宅地。雖然住宅開發持續推進，但泡沫經濟結束後人口開始減少，許多都成為賣不出去的空地，只留下對環境的破壞。
但通過大家的努力，南陽台南側的住宅開發計劃，確實規模縮小許多。從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九年，成功地讓幾處谷地與野生動植物自然生長地，成為東京都認定的綠地保護與山林保護指定地。[3]“‘多摩丘陵守護會’的中心成員，大多是中央大學多摩校區的教授夫人，以及南陽台的鋼琴老師們。在反對設置監理所的運動中，她們只是普通的參加者，但持續不斷地參與運動，這些女性逐漸成為主要成員。在這些運動中，經常只能達成一部分最初的目標，但她們踏實從事運動的態度，確實獲得大家的尊敬。”
此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南陽台的主婦們也發起了其他的運動。其中為老人家提供食物配送的勞動合作社（works’collective）“加多廚”，便是一例。
這個運動發生的背景，是包含南陽台在內的幾個周邊衛星城市不斷地老齡化。一九七〇年代入住的居民，雙親往往年事漸高，另一方面因為到市中心上班不方便，孩子們都遷出此地，在這種情況下，連外出購物都困難的老人家庭不斷增加。
當地主婦們組成的合作社團體“加多廚”，便是為了幫這些老人家庭提供食物而組織起來的。她們與生活俱樂部合作社（日本提供國產食材的合作社）有合作關係，而自一九九八（平成十）年起因應《NPO法》[4]規定，改為法人組織。因為她們配送便當時也順便巡迴關照老人住居，因此獲得八王子市提供的活動津貼。
這些NPO創始者們，與謙二的妻子寬子相當熟，因此謙二多少也參與了該組織的活動。謙二除了出資贊助而成為該NPO的正式會員外，每周一至二次也會擔任便當配送車的司機。由于謙二為了體育用品生意經常開車四處跑業務，所以駕駛技術相當高超。
成為正式會員後，也出席過會員大會。我對這類運動算是外行，所以幾乎都不發言。正式會員出席大會的人並不多，類似我這種上了年紀的人來參與，只讓人想起“枯木亦為山增色”這個諺語而已。參加那些活動的人，如果連大會都不來參與，大概也會失去活力吧。
如前所述，此時期各地因為自然保護與消費者合作社等活動盛行，這些團體作為非營利組織，有一部分也取得了法人資格。活動的主要參與者雖是戰後一代的家庭主婦，但一些領取年金過生活、在時間上有所餘裕的銀髮族也有不少參與其中。謙二參與運動的軌跡，也可以說是此種狀況的例子之一。
退休的銀髮族，許多都擁有在職時期積累下來的技能，例如駕駛汽車、處理會計事務、掌握法律知識等。許多致力於增強地區活力的有志之士便屢屢指出，若地區活動能夠活用銀髮族資源，運動將會更有成效。
只是這些擁有知識的中老年男性，部分仍帶著不必要的優越感，看不起參與的女性。這種情形在地區性活動中經常發生，女性往往遭指摘是阻礙運動發展的瓶頸。謙二因為長久生活在社會底層，即便在上述活動中也自認是“底層的參與者”，這種性格相當程度地幫助他在退休後，仍能順利參與區域性的運動。
二、非戰兵士之會
從一九八八（昭和六十三）年起，謙二到立川體育上班的次數降到每周幾次之後，他也首次給報紙投稿。事情起因于謙二在當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日新聞》的讀者投稿欄上讀到一篇由十九歲學生所寫的文章。
那位青年的投稿主旨，大意如下：守衛國家是理所當然的，如果遭遇侵略，我也會賭上性命為國作戰，因此“有事立法”[5]並不違憲。當時我只打算反駁這位學生的發言，試圖讓他理解真實的戰爭究竟是什麼情況，希望他至少要讀過一些戰死學生的信件，大概把這些內容寫下投稿給報社。原以為報社會幫我把信件轉達給那位學生，沒想到竟然直接刊登在讀者投稿欄上。
大約與此同時，謙二也從報紙上得知一個“非戰兵士之會”的存在。對不提及戰爭真實情況的風潮感到不滿的謙二，寫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投稿，寄到了報紙上刊登的該會地址。很快該會的中心成員小島清文回信給謙二，之後謙二便加入該會。
生於一九一九年的小島清文，從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在海軍兵科做預備學生，後成為少尉軍官。小島於大和戰艦上擔任密碼員，後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轉移至盧邦島的基地航空部隊。而隔年二月美軍登陸後，他立刻被任命為陸上戰鬥的小隊長。
小島與基地航空部隊員，在既沒有陸上戰鬥經驗又缺乏相應裝備的狀態下參與作戰，最終遭追擊躲入山中，部隊陷於飢餓狀態。小島最後斷然決定，於一九四五年四月率部隊主動投降。身為日軍軍官，小島成為少數主動投降的例外。小島的父親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小島於學生時代也學過美國的事物，因此才能以柔軟的態度對應戰爭。
因為這些活動，大家組成了“蒼鷹守護會”與“谷地守護會”等，許多參與成員也都是“多摩丘陵守護會”的會員。
即便如此，附近的丘陵地區仍逐漸被開發成住宅地。雖然住宅開發持續推進，但泡沫經濟結束後人口開始減少，許多都成為賣不出去的空地，只留下對環境的破壞。
但通過大家的努力，南陽台南側的住宅開發計劃，確實規模縮小許多。從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九年，成功地讓幾處谷地與野生動植物自然生長地，成為東京都認定的綠地保護與山林保護指定地。[3]“‘多摩丘陵守護會’的中心成員，大多是中央大學多摩校區的教授夫人，以及南陽台的鋼琴老師們。在反對設置監理所的運動中，她們只是普通的參加者，但持續不斷地參與運動，這些女性逐漸成為主要成員。在這些運動中，經常只能達成一部分最初的目標，但她們踏實從事運動的態度，確實獲得大家的尊敬。”
此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南陽台的主婦們也發起了其他的運動。其中為老人家提供食物配送的勞動合作社（works’collective）“加多廚”，便是一例。
這個運動發生的背景，是包含南陽台在內的幾個周邊衛星城市不斷地老齡化。一九七〇年代入住的居民，雙親往往年事漸高，另一方面因為到市中心上班不方便，孩子們都遷出此地，在這種情況下，連外出購物都困難的老人家庭不斷增加。
當地主婦們組成的合作社團體“加多廚”，便是為了幫這些老人家庭提供食物而組織起來的。她們與生活俱樂部合作社（日本提供國產食材的合作社）有合作關係，而自一九九八（平成十）年起因應《NPO法》[4]規定，改為法人組織。因為她們配送便當時也順便巡迴關照老人住居，因此獲得八王子市提供的活動津貼。
這些NPO創始者們，與謙二的妻子寬子相當熟，因此謙二多少也參與了該組織的活動。謙二除了出資贊助而成為該NPO的正式會員外，每周一至二次也會擔任便當配送車的司機。由于謙二為了體育用品生意經常開車四處跑業務，所以駕駛技術相當高超。
成為正式會員後，也出席過會員大會。我對這類運動算是外行，所以幾乎都不發言。正式會員出席大會的人並不多，類似我這種上了年紀的人來參與，只讓人想起“枯木亦為山增色”這個諺語而已。參加那些活動的人，如果連大會都不來參與，大概也會失去活力吧。
如前所述，此時期各地因為自然保護與消費者合作社等活動盛行，這些團體作為非營利組織，有一部分也取得了法人資格。活動的主要參與者雖是戰後一代的家庭主婦，但一些領取年金過生活、在時間上有所餘裕的銀髮族也有不少參與其中。謙二參與運動的軌跡，也可以說是此種狀況的例子之一。
退休的銀髮族，許多都擁有在職時期積累下來的技能，例如駕駛汽車、處理會計事務、掌握法律知識等。許多致力於增強地區活力的有志之士便屢屢指出，若地區活動能夠活用銀髮族資源，運動將會更有成效。
只是這些擁有知識的中老年男性，部分仍帶著不必要的優越感，看不起參與的女性。這種情形在地區性活動中經常發生，女性往往遭指摘是阻礙運動發展的瓶頸。謙二因為長久生活在社會底層，即便在上述活動中也自認是“底層的參與者”，這種性格相當程度地幫助他在退休後，仍能順利參與區域性的運動。
二、非戰兵士之會
從一九八八（昭和六十三）年起，謙二到立川體育上班的次數降到每周幾次之後，他也首次給報紙投稿。事情起因于謙二在當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日新聞》的讀者投稿欄上讀到一篇由十九歲學生所寫的文章。
那位青年的投稿主旨，大意如下：守衛國家是理所當然的，如果遭遇侵略，我也會賭上性命為國作戰，因此“有事立法”[5]並不違憲。當時我只打算反駁這位學生的發言，試圖讓他理解真實的戰爭究竟是什麼情況，希望他至少要讀過一些戰死學生的信件，大概把這些內容寫下投稿給報社。原以為報社會幫我把信件轉達給那位學生，沒想到竟然直接刊登在讀者投稿欄上。
大約與此同時，謙二也從報紙上得知一個“非戰兵士之會”的存在。對不提及戰爭真實情況的風潮感到不滿的謙二，寫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投稿，寄到了報紙上刊登的該會地址。很快該會的中心成員小島清文回信給謙二，之後謙二便加入該會。
生於一九一九年的小島清文，從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在海軍兵科做預備學生，後成為少尉軍官。小島於大和戰艦上擔任密碼員，後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轉移至盧邦島的基地航空部隊。而隔年二月美軍登陸後，他立刻被任命為陸上戰鬥的小隊長。
小島與基地航空部隊員，在既沒有陸上戰鬥經驗又缺乏相應裝備的狀態下參與作戰，最終遭追擊躲入山中，部隊陷於飢餓狀態。小島最後斷然決定，於一九四五年四月率部隊主動投降。身為日軍軍官，小島成為少數主動投降的例外。小島的父親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小島於學生時代也學過美國的事物，因此才能以柔軟的態度對應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