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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並不能保證寫的事件和人物，完全符合當時的真正的實際（我看誰也不敢保證，就是連當事人寫的也未必完全符合真正的實際）。而且也沒有必要。我只能按照藝術需要對事件對人物寫出我自己的理解，有關拿破崙的傳記、小說有上萬種，有人說他是偉人，有人說他是劊子手。所以才搖曳多姿異彩紛呈，世上最可怕的是那種桎梏思想的統一口徑，雖然從來也未統一過，也不可能統一，不要說千百萬人，就是一個人的思想本身也充滿矛盾且變化萬端的。再說超時空。這種手法並不是舶來品，古人早就說過：鶩精八極，視通萬里。正像您所說，它可以無限地加大作品容量，拉開歷史縱深。因為“湘江之戰”，只血戰了幾天，如果不以此作支撐點，前後左右伸展，除了寫血流成河外就很難展示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各種人物的性格發展的心路歷程。一個人物，在這個歷史階段是對的，而在另一個歷史階段又是錯的。即使在對的階投中，也不是事事都對，在錯的階段中也並不事事都錯，我們國家被這種好人全好壞人全壞的形上學害苦了。至今仍積重難返。為了某人某事某時的需要，可以任意捏造事實。假大空教壞了一個民族。事物是發展的，人是變化的，性格是流動的，前期的唯物主義者，後期變成了唯心主義者。前期的功臣，後期的罪人。今天的朋友，明天的仇敵。今天整別人，明天被人整。要把一個人寫完整，這使我朝前延伸，向後延續。我不知是不是符合審美規範、藝術法則，只管藝術需要。我信奉文有大法無定法。
（三）
問：你在《皖南事變》取得重大突破之後，《湘江之戰》又有哪些新的藝術追求？
答：這個問題我的確很難回答，但我認為，作家每創作一部新的作品，總是不斷地在探索追求中艱難地邁進。
我寫《湘江之戰》的初稿時，訪問了蘇聯，他們的文學發展對我很有啟發。他們的政治改革給文學帶來了三大特點：①更透明了；②更誠實了；③更豐富了。當前蘇聯最受歡迎的作品其有四個特徵：政論性、思辯性、哲理性、記實性。
我認為這不是一種時尚，而是文學向多樣性、豐富性、深刻性發展的趨向。軍事文學在這四個方面的追求中。己經超出戰爭本身，而把戰爭生活與社會生活、把過去現在和未來交織起來，深深開掘日常生活世界和內心世界，探索生活的真諦，尋求戰爭與人類的奧秘，並從展示戰爭道德和戰爭殘酷性等方面向戰爭中的哲理謀略的新領城開拓。給讀者以智慧的啟迪扣觀賞性的享受。
這些特點，對我創作《湘江之戰》有著深刻的影響。只有透明，才談得上誠實；只有誠實地寫出生活的複雜而不是按照統一口徑排演某個給論才談得上豐富！
問：你能不能就本書的政論性、哲理性、思解性和記實性，分別談談你的具體的看法？
答：第一、政論性。
過去，在文學的審美情趣中，似乎對政論是排斥的，羅丹說：“藝術就是感情，”這個定義似乎被人們常常引用，我的理解是用生動的形象、真切的情感，啟示人，打動人。文學與形象、感情幾乎成了同義語。
政論，卻是萬千具象凝聚中的高度抽象，它能極為簡潔地揭示生活的底蘊和潛在邏輯，能直接針砭時弊闡釋人間悲劇的成因和社會弊端的根源。形象與感情回答的是“生活就是這樣，”而政論回答的是：“生活為什麼會是這樣。”形象——生動地展示生活，而政論卻深刻地剖析生活。
政論性和思辯性、哲理性，同形象性卻其有獨特的審美價值，政論性並不容易作到，這種高度抽象對原來小說的審美規範無疑是一種衝擊和拓展。
我想把政論性換一種說法，也許被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即內涵之一的參與意識。
比如一場桌球賽結束了，人人都在屏幕前看了實況直播運動員的一切表現——競技狀態、成功與失誤，觀眾全部在眼裡，它可以激盪情緒、喜憂交織、發瘋發狂，而且勝敗的結局一目了然，也能做出自我判斷。但觀眾並不願停留在這個直觀的表層上，他們還想聽聽教練團的評論，還很急切地去看報紙上的關於勝敗分析性的有關文章，並且更願意看對此不同認識的爭辯以便使自己由直觀層次連入深刻的思考層次！
第二，思辯性。
我認為思辯性能使讀者從反思與謀略運籌中得到一種精神上的鑑賞、享受和智慧上的啟迪。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在中央紅軍長征初期，在遵義會議之前，很多史料〔我不敢說所有史料）都指責王明“左”傾路線執行者撤離中央蘇區是大搬家、抬轎子，所以遭致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的慘敗。這些史料只給你一種答案：李德、博古錯了。
這就無法思辯，絕無智慧和啟迪可言。那麼我們如果這樣提出問題讀者的興味就會大大不同。
①當時，為什麼要“抬轎子“？難道李德、博古、周恩來、朱德以及劉伯承、葉劍英、林彪、彭德懷等軍事家們不知道兵貴神速的起碼常識？
②這是個什麼樣的“轎子”？不抬行不行？
③如果不“抬轎子“，把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政府這三大機關丟在紅軍主力撤走後的蘇區，讓敵人去屠殺行不行？
（三）
問：你在《皖南事變》取得重大突破之後，《湘江之戰》又有哪些新的藝術追求？
答：這個問題我的確很難回答，但我認為，作家每創作一部新的作品，總是不斷地在探索追求中艱難地邁進。
我寫《湘江之戰》的初稿時，訪問了蘇聯，他們的文學發展對我很有啟發。他們的政治改革給文學帶來了三大特點：①更透明了；②更誠實了；③更豐富了。當前蘇聯最受歡迎的作品其有四個特徵：政論性、思辯性、哲理性、記實性。
我認為這不是一種時尚，而是文學向多樣性、豐富性、深刻性發展的趨向。軍事文學在這四個方面的追求中。己經超出戰爭本身，而把戰爭生活與社會生活、把過去現在和未來交織起來，深深開掘日常生活世界和內心世界，探索生活的真諦，尋求戰爭與人類的奧秘，並從展示戰爭道德和戰爭殘酷性等方面向戰爭中的哲理謀略的新領城開拓。給讀者以智慧的啟迪扣觀賞性的享受。
這些特點，對我創作《湘江之戰》有著深刻的影響。只有透明，才談得上誠實；只有誠實地寫出生活的複雜而不是按照統一口徑排演某個給論才談得上豐富！
問：你能不能就本書的政論性、哲理性、思解性和記實性，分別談談你的具體的看法？
答：第一、政論性。
過去，在文學的審美情趣中，似乎對政論是排斥的，羅丹說：“藝術就是感情，”這個定義似乎被人們常常引用，我的理解是用生動的形象、真切的情感，啟示人，打動人。文學與形象、感情幾乎成了同義語。
政論，卻是萬千具象凝聚中的高度抽象，它能極為簡潔地揭示生活的底蘊和潛在邏輯，能直接針砭時弊闡釋人間悲劇的成因和社會弊端的根源。形象與感情回答的是“生活就是這樣，”而政論回答的是：“生活為什麼會是這樣。”形象——生動地展示生活，而政論卻深刻地剖析生活。
政論性和思辯性、哲理性，同形象性卻其有獨特的審美價值，政論性並不容易作到，這種高度抽象對原來小說的審美規範無疑是一種衝擊和拓展。
我想把政論性換一種說法，也許被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即內涵之一的參與意識。
比如一場桌球賽結束了，人人都在屏幕前看了實況直播運動員的一切表現——競技狀態、成功與失誤，觀眾全部在眼裡，它可以激盪情緒、喜憂交織、發瘋發狂，而且勝敗的結局一目了然，也能做出自我判斷。但觀眾並不願停留在這個直觀的表層上，他們還想聽聽教練團的評論，還很急切地去看報紙上的關於勝敗分析性的有關文章，並且更願意看對此不同認識的爭辯以便使自己由直觀層次連入深刻的思考層次！
第二，思辯性。
我認為思辯性能使讀者從反思與謀略運籌中得到一種精神上的鑑賞、享受和智慧上的啟迪。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在中央紅軍長征初期，在遵義會議之前，很多史料〔我不敢說所有史料）都指責王明“左”傾路線執行者撤離中央蘇區是大搬家、抬轎子，所以遭致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的慘敗。這些史料只給你一種答案：李德、博古錯了。
這就無法思辯，絕無智慧和啟迪可言。那麼我們如果這樣提出問題讀者的興味就會大大不同。
①當時，為什麼要“抬轎子“？難道李德、博古、周恩來、朱德以及劉伯承、葉劍英、林彪、彭德懷等軍事家們不知道兵貴神速的起碼常識？
②這是個什麼樣的“轎子”？不抬行不行？
③如果不“抬轎子“，把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政府這三大機關丟在紅軍主力撤走後的蘇區，讓敵人去屠殺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