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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三三年開始，倪征燠出任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推事。在日本人偷襲珍珠港，將上海全部占據之後，去往重慶。隨後，得到老蔣的重用。一九四三年。倪征燠出任重慶地方法院院長。算得上是位高權重。
雖然老蔣一開始沒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審判當回事，認為不過是走個過場。所以，留著精力進行繳費。卻不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越鬧越大，越拖越久。
國內對老蔣的不上心，已經頗多非議。而餘生在海外和國內的慷慨解囊，又把老蔣架到了火上烤。如果老蔣再不派出幾個強力人士，那他的臉就算是丟光了。下屬們喜歡的領導。都是能有所擔當的領導。有好處能占回來，有了仇能報回去。
日本人侵略中國，中國人死了數千萬。如果老蔣毫無反應，那麼。剩下的人也不會再聽他的。所以，老蔣見勢不妙，迅速的召回正在歐洲遊學的倪征燠，並將其派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倪征燠到東京。不僅帶來了從國內搜集到的，關於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的罪證，也帶來了對付這兩個人的方法。
方法之一。便是駁斥證人。由於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鐵證如山，所以，日本人尋找的證據和證人，大都不那麼牢靠。雖然土肥原賢二一言不發，但是，只要將其找來的證人和證據一一駁斥，那麼，土肥原賢二便無法證明其無罪。
土肥原賢二找來的第一個證人，是當年土肥原賢二出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時的新聞課課長愛澤成。愛澤成的證詞，其實沒有什麼卵用，只是說土肥原賢二忠厚老實，待人勤懇，本分工作，當年，除了收集情報，沒有什麼秘密行動可言。人品很是堅挺。
反正是滿口空話，並沒有什麼實質的細節，來證明土肥原賢二無罪。而倪征燠則早有準備。為了駁斥愛澤成的證言，倪征燠問道：“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賢二曾於一九三五年陰謀發動政治軍事攻勢，想在平津組織華北五省自治？這件事情，外國報紙均有報導，證人身為關東軍特務機關新聞課課長，難道一無所知麼？”
愛澤成瞠目結舌。回答知道，剛才的證詞就是假的，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回答不知道，明顯是撒謊，還是會打自己的臉。因為，倪征燠出示了一份愛澤成的報告，這份報告就是當年愛澤成發現外國報紙在爭相報導土肥原賢二策劃華北五省自治之時，向上級寫的書面報告。
這一下，直接抽中愛澤成的麵皮。
在愛澤成啞口無言之際，倪征燠乘勝追擊，出示了一份一九三五年，日本關東軍發行的《奉天特務機關報》。
發行這份報紙的本意，是日本關東軍的特務們，想要對其他人證明自己的工作業績。和後世的業績報表是一回事。而土肥原賢二作為日本關東軍的特務頭子，必然要在這份誇耀攻擊的報表上，展露頭角。
所以，這份報紙上不但以誇張的語言記載了土肥原賢二是如何在中國各地策劃陰謀活動的，而且，在報紙的首頁還蓋有土肥原賢二的印章。真真切切，抵賴不得。土肥原賢二也沒想到，一份業績報表，會讓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而在這份報紙上，日本人還“錯誤”的使用了一個成語。這份《奉天特務機關報》中，有一頁，有一句話是——“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談虎色變之慨”。
談虎色變，這個成語源自中國。算不上褒義詞，也算不上貶義詞，但是日本人自己把自己比喻成老虎，顯然是自誇之詞。而此時，卻成了自己捅自己的刀子。既然你丫號稱對中國人友善，幹嘛要自稱老虎？
倪征燠對不懂中國文化的一眾歐美法官道：“‘談虎色變’是說土肥原、板垣兩人兇狠如虎，人們聽到他們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臉色都變了。”
而這個解釋，很輕易的戳到了法官們的笑點。大家都明白，日本人這是自己在作死。於是哄堂大笑，愛澤成毫無回天之力。
土肥原賢二的第二個證人，是日本原駐天津的總領事桑島主計。一九三一年，土肥原賢二去天津勸溥儀去往塘沽。然後，通過塘沽，到達大連，最終去往長春。此事被桑島主計得知，上報日本外務省。此時的日本外務省。擔心日本陷入外交僵局，所以指示桑島主計對土肥原賢二進行勸阻。
然而，桑島主計根本勸不動土肥原賢二。在勸阻不成後，桑島主計將此事上報日本外務省大臣沘源。用來撇清責任。
雖然，桑島主計和土肥原賢二不是一個派系。但是在對外的時候，卻是一致。中國檢察組，從日本外務省密檔中查到了桑島主計和土肥原賢二之間的電文，以及桑島主計上報日本外務省的電文，將其作為證據。
而桑島主計卻在法庭上說。他上報外務省的事情，是聽信流言，根本不算數。
倪征燠大怒：“你上報外務省的事情是聽信流言，那麼。你和土肥原賢二切切實實的討論這件事情，也是流言麼？”
桑島主計無言以對，只能敗退。
不過，想要置土肥原賢二於死地。並不能只用駁斥證人這種方法。必須要讓日本人自己證明，土肥原賢二有不可饒恕的罪過。這才算是鐵證如山。要不這貨打死也不開口，根本沒有證詞。是定不了重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