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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有名或者無名之人，餘生自然不能無動於衷。他從約翰馬吉和約翰拉貝處，要來當年在南京曾經幫助過中國人的外國人名單，讓手下的人逐一尋找回報。
並且，邀請這些人撰寫回憶錄。將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揭一個底朝天。
《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和《九百三十六證人言》三套書，在中國面世後，銷售的極為火爆。畢竟這件事情太大，想忘也忘不掉。而且，這三套書，占著一個大義的名分。
即便沒有華麗的辭藻，也必成經典。
第二百五十六章 溥儀
隨著三套書的銷售，在中國的全面鋪開，餘生這個名字也不脛而走。如今的餘生，不再僅僅是電影導演，或者一個娛樂圈的大佬，而是一個既有錢，又有愛國心的頂級名人。無論是從作品，還是從影響力來看，如今的餘生，都算是國內娛樂圈的第一人。
名氣和老蔣都不相上下。而國內的報紙也對餘生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中國做過的事情，做了連篇累牘的詳盡報導。從滿世界撒網，為中國尋找證據，到後來的千人宣誓，再到找到約翰拉貝和明尼魏特琳的日記。
事無巨細，簡直如同一部傳奇大戲。
而中國人喜歡熱鬧的本性根深蒂固，餘生的故事和八卦中，有他們喜歡的一切元素。所以，茶餘飯後，這些底層的人討論最多的，不是老蔣，而是餘生。
當然，餘生知道國人的秉性，所以，也無可奈何。任由眾人評說去。只是，餘生不會讓其他同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有所貢獻的人的功績埋沒。所以，國內的許多報紙，在報導餘生的同時，也報導了梅汝璈、向哲浚、裘劭恆等人。
雖然這些人都算是精英學霸，所學的法律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太遠，遠沒有餘大才子接地氣。不過他們的事跡，也就此傳揚開來。至少獲得民眾的敬重，在自己的履歷上狠狠的添上一筆，是不成問題的。
而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貢獻最大的，除了餘生之外，不是向哲浚或者梅汝璈，而是裘劭恆。正是此人的尋訪，找來了真實歷史上的許多證人，包括尚德義、伍長德、羅伯特·威爾遜、約翰馬吉等關鍵人物。
而此人雖然沒有餘大財主的財力，但是找到的有關日本人南京大屠殺的材料，加起來也有一尺多高。在真實歷史上，全憑此人的努力。中國人才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策劃者松井石根的審訊中險勝。
而裘劭恆最主要的功績，是說動了日本人扶植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出庭作證整整八天。創下單人作證最長時間的記錄。
而說動溥儀出庭作證，並不容易。正如後世裘劭恆回憶說：“他（溥儀）頭一次看見我。見我是中國人，怕得要命，以為中國人要把他當漢奸審判。我告訴他說，來東京讓他做證人，是去證明日本人是怎麼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
“他（溥儀）開始還半信半疑。後來我去監獄次數多了，連陪在旁邊的法警也不怎麼聽我們談話了，他才逐漸放鬆起來，最終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一直被羈押在蘇聯伯力看守所的溥儀，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戴著一副圓眼鏡，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身後跟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為日本人入侵中國作證。
這一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旁聽席和記者席上的黃牛票價，和餘生出席時相等。溥儀出庭，轟動東京和世界。日本《朝日新聞》，形容溥儀出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同樣，溥儀也要走從直訊到反詰的這一作證程序。溥儀介紹自己說道：“我出生在北京，名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
隨後。是直訊的主要內容，溥儀回憶自己的過往，以及日本人入侵中國的一系列事情：“我繼位之後的第三年，一九一一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清政府……”
雖然溥儀是末代皇帝，但是，此時早已全無心氣可言。此時老蔣當政，溥儀若不是狠拍老蔣的馬屁。自覺後果堪憂。不過，美國人想聽的，並不是溥儀拍老蔣的馬屁，而是日本人如何謀劃入侵中國。
所以，約瑟夫季南問溥儀道：“你退位後，為何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說道：“（九一八事變後）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裡面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上，是強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其實，溥儀離開天津，算得上是半推半就，完全沒有他說的那麼委屈。在水果炸彈事件的第二天，《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說水果炸彈事件，其實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當然，溥儀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為的不僅僅是報復日本人對他的操縱，也是為了給自己曾經謀劃的復辟，洗脫罪名。如果溥儀不極力否認他對復辟的主動，不極力給日本人添加罪責，那麼，日本人入侵中國的罪行，責任就會由他一部分。←百度搜索→或許，絞刑架上就會有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