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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現代日本人說：“今夜橫浜中華街で夜ご飯。大変美味しかった。”翻譯成中國文言文就是：“今夜橫浜中華街夜飯，大美味。”翻譯成偽中國語就是：“今夜橫浜中華街夜飯、大変美味”。變成現代漢語的意思，就是：“今晚在橫濱中華街吃飯，非常好吃。”
再比如，現代日語中的：“あなたは明日どこに行きますか？”翻譯過來。就是：“你明天去哪裡？”寫成偽中國語就是：“貴方明日何処行？”變成中國古代文言文，就是：“貴方明日何處行？”
由此可見，阻攔偽中國語在中國盛行如日本的，不是日語，而是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放棄的、曾經作為亞洲文化圈官方書面語言的文言文。所幸，現代漢語白話文也是在文言文的基礎上誕生的。只要中國學生多學兩個月文言文，順暢的理解偽中國語便毫無問題。
正因為偽中國語有這種普適性。所以，餘生在學校中，準備推行給日本人的。就是這種能被中國人和日本人同時理解和接受的偽中國語。
在青小藝將手下十幾個即會漢語也會日語的女子教給餘生培訓時，餘生對這些女子道：“我找大家來，是想請諸位協力，編輯一本教材。這些教材選取的文章內容可以簡單隨意，以其他日語教材為藍本改編也可以。這些都不重要。只要符合盟軍反對軍國主義的意思即可。”
“但是，有五條規則，是在編寫的時候要注意的。第一，我知道日語之中，許多詞彙既可以寫成漢字，也可以寫成假名。在咱們這本教材中。所有能寫成漢字的日語詞彙，都要用漢字代替。至於假名，可以用小字標註，作為拼音存在。”
“第二。說一句話，可以同時使用多個詞彙組成。在編寫教材的時候，能使用漢字詞彙構成句子的，就一定要使用漢字詞彙。”
“第三，我知道日語之中，有很多用諧音漢字表記的假名。這些假名。統統都要用漢字書寫。”
“第四，日本語中有許多外來詞彙，大部分是歐美詞彙。這些詞彙雖然讀音和漢語不同，但是也有意義相近的漢字和漢字詞彙。這些詞彙不再用片假名書寫，統統用漢字代替！”
“第五，如果有日文中獨有，而漢字中沒有的語意和詞彙，請重新用漢字詞彙對其進行表述。不再用日語的專用詞彙。”
這些女子雖然不明白餘生為什麼要這麼做，但也紛紛照辦。一部教材的編寫，說難也難，說容易也是很容易。對於這十幾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女子而言，一部教導小學生的教材，只用了月余時間，便編了出來。
餘生翻看著與中國的文言文有七八成相似的教材，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的計劃，至少成功了一半。在這部教材中，日本人千年以來明的假名，已經淪落成為一套拼音。
而經過梳理，餘生也現，日語詞彙中，真正由日本人自己創造出的，和其他文明不同的詞彙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多。大量的詞彙，不是借用漢語，就是用假名模擬英語。
當一切考證、還原成本來面目，日語幾乎趨於消解。
由於餘生的關係，這部教材很快通過了美國人的審核。並將其作為範本，畢竟，這部教材對日語的考證極為詳細。並且，並無一點宣揚天皇如何如何的內容。
而此時，大阪商團也已經買下了一處斷壁殘垣遍地卻面積廣大的地皮，開始了學校的建設。在學校建設進入正軌時，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審判也開始了。
由於梅汝璈和向哲浚的運作，和餘生本身的影響力。餘生順利成為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出庭作證。
出庭作證這件事情看起來天經地義，餘生畢竟是從日本人的圍堵中逃出來的。但實際上，操作起來卻很困難。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審訊的每個階段或每個部分開始之前，訴訟雙方必須把他們在本階段，或本部分中所擬邀請出庭的證人的名單及理由送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庭予以審查和批准。
在批准之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會向被批准出庭的證人，出傳票或通知書。傳票上會寫明，在審訊某一階段中和大約什麼日期需要證人出庭作證。
雖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原則上對出庭作證的人員名單很是寬大，一般只要提請，就會被批准，很少有拒絕的事情生。但是，餘生和餘生請來的近千名證人，在被向哲浚將名單提交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時，仍然引起了爭議。
畢竟，證人的數量實在是有些多。如果餘生不出現，真實歷史上，出庭為南京大屠殺作證的證人數量，也不過只有十幾個而已。所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於是否允許這麼多證人出庭作證，很是遲疑。
最後，還是梅汝璈拍了一通桌子，這張出庭作證的名單才得以最後通過。
“我們都知道約瑟夫季南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就調用了一架盟軍總部的專用飛機，在中國檢察官的陪同下，帶了六七個人去往中國，進行了兩個星期的調查。可是，約瑟夫季南先生在這兩個星期之內，先後跑了南京、上海、北平等地。”
“雖然，我們知道約瑟夫季南先生的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但是，半個月中，他留給南京的時間，又有多少呢？這麼短的時間內，有誰能將數萬日本部隊參與的對中國幾十萬平民進行的大屠殺調查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