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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難免會有一部分姑娘，在享受著中國傳統價值觀帶來的“男人應該照顧女人”的各種福利的同時，也在追求著和男人對等的權利。甚至，有的姑娘還會同時享受著幾個男性在追求她的時候，為其帶來的福利。號稱綠茶。總之便是一句話，有責任你去，有權利我來。而這些姑娘爭取權利的名號，便是男女平等，或者女權！
不過，這樣的女權，似乎有些偏頗。當然，女權這個概念原本就是偏頗的。女權主義的興起，原本就是針對男權而提出來的。如果說男權是個錯誤的話，那麼，相仿提出的概念自然不會是正確的。這種模仿的本身，就是一種依附。
而且，後世的女權主義者，在模仿男權的概念時，也幾乎同時模仿了男人的性格，和獲取權利的手段。以針尖對麥芒為能事，在去除自己的溫婉天性後，以男人的方式。向男人爭取權利，結果自己也被男性化。在男人看來，這些女權主義者，不過是披著女人皮的男人而已，又哪裡有什麼獨立性可談。
而正經八百的獨立於男性、與男性平等的女人，在餘生看來，唯有凱薩琳赫本一人而已。她並不被男性構建的價值體系所捕獲——衡量她的不再是此時好萊塢對於明星制下女星的三圍、容貌，或者物質的價值，又或者男女道德體系下的名分。
這些有利於男性的標準，她置之不理。唯一能夠衡量凱薩琳赫本的。只有她生存的技能——身為二十世紀第一女星的演技。和她收斂鋒芒，鄭重對待的情感。這些可以忽視性別而存在的人性絕美之處。
雖然凱薩琳赫本，被後世的女權主義者所尊崇。但可惜的是，後世的女權主義者卻全然不解先輩的偉大之處。仍舊以男性的標準為自己的標準，以至於數十年以降，後世大多數男人在考慮與一個女子相處之前，思量的仍舊是手中的錢財是否足以交換，而非自身是否和女子本身的性格與素養相匹配。因為前者的力量，在現實中。遠大於後者。
這一次，凱薩琳也不是一個人來的慈善晚會，斯賓塞屈賽作為好萊塢一個不大不小的明星，也陪著凱薩琳來到晚會。凱薩琳赫本雖然來了。但是明顯有些心不在焉。說了幾句客套話，致謝一番，向捐款箱內投了一張支票後，便匆匆下台去。回到與斯賓塞屈賽相伴的座位。燈火闌珊中。可見笑意隱約。
當然，餘生請到的嘉賓也並非凱薩琳赫本一人。與《龍種》這部電影，關係最密切的女人。除了凱薩琳，還有賽珍珠！當餘生打電話邀請賽珍珠的時候，賽珍珠欣然應許出席晚會。當然，餘生邀請賽珍珠可不是單純為了讓她露個面。
賽珍珠在此時的中國，也算是個知名人物。一九三二年，中文譯本的《大地》在中國面世。隨後，中國人對《大地》的評論紛至沓來。雖然有好評，但是卻也並不是全然認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申報.自由談》發表了姚克《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一文後，魯迅致信姚克，評論賽珍珠的作品道：“先生要作小說，我極贊成，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即賽珍珠），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所以她之稱許《寄廬》，也無足怪，因為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只有我們做起來，方能留下一個真相。”
魯迅不認為賽珍珠的視角與評價體系，是中國化的。所以，也並不認為其評價客觀公正。但是，賽珍珠的視角正因為超然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上，所以有些東西反而看得清楚。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賽珍珠筆下的中國農民讓人覺得入木三分，所以，喜歡這部作品的人仍舊不少。到了後來，一九三八年，《大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賽珍珠在中國的名氣就更大了。畢竟，這是一部描寫中國並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品。
賽珍珠在接到餘生的邀請後，第三天，便到了洛杉磯。然後，便參與了餘生對晚會的排練。按照餘生的計劃，賽珍珠會在慈善晚會上為所有的觀眾唱兩首反應中國抗日戰爭的歌，第一首是《在太行山上》，第二首是《歌唱二小放牛郎》……
這當然不僅僅是餘生的靈機一動。在餘生和漢語十級的賽珍珠交流時，發現這個如今已經五十出頭的女子，卻是視中國為半個祖國。很想為中國的抗戰出一份力。在餘生給賽珍珠看過節目表之後，賽珍珠很主動的表示，其實她也可以唱其中的一兩首歌。
而且，讓餘生驚奇的是，賽珍珠告訴他，《在太行山上》和《歌唱二小放牛郎》這兩首歌，她都會唱。是她在一九四二年，最後一次回中國的時候學會的。不過，仔細想來，倒也合理。
《在太行山上》這首歌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桂濤聲作詞，冼星海作曲，周恩來親自試唱第二聲部定下的作品。一九三八年七月，由張曙、林路、趙啟海等人在武漢紀念抗戰一周年歌詠大會上第一次演唱。由於歌詞曲調中難見的氣勢恢宏，和堅決卻有希望曙光的抗日傾向，很快傳唱全國。甚至老蔣都阻止不了這首歌的傳唱。可見其藝術魅力之強大。
而《歌唱二小放牛郎》，則是一九四二年在晉察冀地區發生的真實事件。一九四二年，十三歲的王小二在反掃蕩中，在將日本人引入包圍圈後犧牲。詞作家方冰、曲作家李劫夫，感其故事悲壯，而作此曲。而這條消息，也登上了《晉察冀日報》的頭版。賽珍珠聽過這首歌，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