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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某個時間，我到了利弗莫爾(舊金山東南部的國家實驗室)，然後我到斯坦福那邊去吃晚飯，見到了他們搞軍控的那幫人，”曾經擔任過基辛格的副手和福特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回憶道，“他們大約有50個人。其中一個看上去像是個本科生，那就是康迪?賴斯。在這群軍控迷當中，她會就軍控這個深奧的話題大膽發表意見。她富有思想，有教養，不懼威嚇，我想，這個人我一定要認識認識。”⑩
第35節：在善與惡的大決戰中(5)
賴斯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長大，是教導顧問約翰?賴斯牧師和小學教師安傑麗娜?賴斯的獨生女。賴斯夫婦是該市黑人中產階級自豪的、受過教育的成員；他們在女兒3歲時就讓她開始學習鋼琴，還讓她上舞蹈、長笛、小提琴和法語課。
伯明罕本身並不像賴斯一家那麼優雅。在著名的火神雕像下，該市實行著種族隔離，白人社團里的一些人不惜使用暴力來維護現狀。1963年，在該市的種族騷亂高潮中，一座浸禮教教堂被炸，在4個被炸死的孩子當中，有賴斯上小學時的一個朋友。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時，賴斯和她的父母第一次走進了伯明罕一家考究的餐館，並在那裡用了餐，這是他們此前被拒之門外的地方。
康多莉扎11歲時，和全家一起先是搬到圖斯卡魯薩，在那裡，她的父親當上一所大學的校長，兩年後，又搬到科羅拉多，在那裡，約翰?賴斯開始在丹佛大學擔任行政管理人員。康多莉扎進了私立天主教學校聖瑪麗學院，這是她上的第一所白人和黑人混校的學校。一位教導顧問想跟她說，她不是上大學的材料，但是賴斯對他的忠告不予理睬。她進了丹佛大學，攻讀音樂專業，希望成為能在音樂會上演奏的鋼琴家。大學第二年，她斷定自己不如其他一些音樂天才那麼出色，如果堅持下去，她將來的命運很可能是“教13歲大小的孩子去褻瀆貝多芬的作品”。
賴斯在考慮轉換專業時，恰巧遇到了約瑟夫?科貝爾教授，一位移居國外的捷克外交官。科貝爾，未來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勸說賴斯改學國際關係，特別是蘇聯問題研究。“我深為蘇聯政治的拜占庭式的本質所吸引，為權力、權力如何運行和如何被利用著迷，”賴斯後來解釋道。
她19歲大學畢業，接著到聖母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然後返回丹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的論文論述了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及其與蘇聯的關係，以及蘇聯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文職領袖。學業一結束，她便開始在史丹福大學任教。
在當時，斯坦福是現實主義鼓吹者的天下，這個學派認為，支配國家間關係的是對權力而不是對道德的考慮。賴斯接受了該學派的許多信念和假設，後來一直自認為是現實主義者。“她信奉現實政治，認為國際關係的主要推動力是均勢政治，一個國家內部發生的事情，不應該成為外交關係的一部分，”斯坦福的教員中一位研究俄國問題的同事麥可?麥克福爾解釋道。
她在1976年投票贊成卡特擔任總統，但是在1980年，賴斯在認定卡特的對蘇政策過於軟弱之後，離開民主黨的隊伍，投了里根的票。“康迪一直比較保守，”賴斯在學術界年紀最長、關係最密切的朋友、另一位史丹福大學同事科伊特?布萊克評論道，“她對卡特處理阿富汗問題的反應，使她意識到自己不是一個民主黨人。從這時起，她便開始自認為是共和黨人。”賴斯的父親是共和黨人，這部分是由於對南部各州中與本黨持不同政見的民主黨人的反感造成的，這些白人民主黨人統治著南方，並且竭力阻止黑人投票。
但賴斯並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保守派。她信奉現實主義，這使她有別於她在政府里的一位未來的同事保羅?沃爾福威茨，後者認為理想和價值是國際關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的觀點更接近亨利?基辛格和斯考克羅夫特，而不是共和黨內的里根右派人士。
的確，賴斯在當時並不為里根所擅長的對蘇聯的譴責所動。“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對冷戰時期所謂的美國是一座‘民主的燈塔’的說法總有些懷疑，”賴斯後來解釋道，“美國總統這麼說的時候，我就把它歸咎於講稿寫得太糟糕，太誇張。有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尷尬，因為美國充其量是個並不完美的民主國家……我的祖先曾經是屬於別人的財產——都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在那些涉及人民有權在‘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選擇統治者的不朽的憲章名句里，是不包括婦女的。”但是，賴斯承認，她在1989年和1990年在東歐和蘇聯旅行時得出的結論是，這些在她看來曾經像是陳腐的話，都變成了真理：儘管美國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它一直起著民主的燈塔的作用。
第36節：在善與惡的大決戰中(6)
她受過無數次演奏會的訓練，並擅長花樣滑冰，因此她無論在哪裡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在80年代初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具備了形成個人魅力的全部要素，”麥克福爾說，“她有這種素質。就像比爾?柯林頓走進一間屋子時的那種魅力。”此外，她似乎願意並且能夠承擔大量的工作。在80年代中期，賴斯的一位研究生基倫?斯金納，對賴斯承擔了這麼多耗時的工作和責任感到吃驚。賴斯同時兼任著她那個系的研究生辦主任，史丹福大學軍控項目的助理主任，還要講課和著書，同時她仍然在為母親新近過世而哀傷。
第35節：在善與惡的大決戰中(5)
賴斯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長大，是教導顧問約翰?賴斯牧師和小學教師安傑麗娜?賴斯的獨生女。賴斯夫婦是該市黑人中產階級自豪的、受過教育的成員；他們在女兒3歲時就讓她開始學習鋼琴，還讓她上舞蹈、長笛、小提琴和法語課。
伯明罕本身並不像賴斯一家那麼優雅。在著名的火神雕像下，該市實行著種族隔離，白人社團里的一些人不惜使用暴力來維護現狀。1963年，在該市的種族騷亂高潮中，一座浸禮教教堂被炸，在4個被炸死的孩子當中，有賴斯上小學時的一個朋友。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時，賴斯和她的父母第一次走進了伯明罕一家考究的餐館，並在那裡用了餐，這是他們此前被拒之門外的地方。
康多莉扎11歲時，和全家一起先是搬到圖斯卡魯薩，在那裡，她的父親當上一所大學的校長，兩年後，又搬到科羅拉多，在那裡，約翰?賴斯開始在丹佛大學擔任行政管理人員。康多莉扎進了私立天主教學校聖瑪麗學院，這是她上的第一所白人和黑人混校的學校。一位教導顧問想跟她說，她不是上大學的材料，但是賴斯對他的忠告不予理睬。她進了丹佛大學，攻讀音樂專業，希望成為能在音樂會上演奏的鋼琴家。大學第二年，她斷定自己不如其他一些音樂天才那麼出色，如果堅持下去，她將來的命運很可能是“教13歲大小的孩子去褻瀆貝多芬的作品”。
賴斯在考慮轉換專業時，恰巧遇到了約瑟夫?科貝爾教授，一位移居國外的捷克外交官。科貝爾，未來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勸說賴斯改學國際關係，特別是蘇聯問題研究。“我深為蘇聯政治的拜占庭式的本質所吸引，為權力、權力如何運行和如何被利用著迷，”賴斯後來解釋道。
她19歲大學畢業，接著到聖母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然後返回丹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的論文論述了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及其與蘇聯的關係，以及蘇聯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文職領袖。學業一結束，她便開始在史丹福大學任教。
在當時，斯坦福是現實主義鼓吹者的天下，這個學派認為，支配國家間關係的是對權力而不是對道德的考慮。賴斯接受了該學派的許多信念和假設，後來一直自認為是現實主義者。“她信奉現實政治，認為國際關係的主要推動力是均勢政治，一個國家內部發生的事情，不應該成為外交關係的一部分，”斯坦福的教員中一位研究俄國問題的同事麥可?麥克福爾解釋道。
她在1976年投票贊成卡特擔任總統，但是在1980年，賴斯在認定卡特的對蘇政策過於軟弱之後，離開民主黨的隊伍，投了里根的票。“康迪一直比較保守，”賴斯在學術界年紀最長、關係最密切的朋友、另一位史丹福大學同事科伊特?布萊克評論道，“她對卡特處理阿富汗問題的反應，使她意識到自己不是一個民主黨人。從這時起，她便開始自認為是共和黨人。”賴斯的父親是共和黨人，這部分是由於對南部各州中與本黨持不同政見的民主黨人的反感造成的，這些白人民主黨人統治著南方，並且竭力阻止黑人投票。
但賴斯並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保守派。她信奉現實主義，這使她有別於她在政府里的一位未來的同事保羅?沃爾福威茨，後者認為理想和價值是國際關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的觀點更接近亨利?基辛格和斯考克羅夫特，而不是共和黨內的里根右派人士。
的確，賴斯在當時並不為里根所擅長的對蘇聯的譴責所動。“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對冷戰時期所謂的美國是一座‘民主的燈塔’的說法總有些懷疑，”賴斯後來解釋道，“美國總統這麼說的時候，我就把它歸咎於講稿寫得太糟糕，太誇張。有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尷尬，因為美國充其量是個並不完美的民主國家……我的祖先曾經是屬於別人的財產——都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在那些涉及人民有權在‘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選擇統治者的不朽的憲章名句里，是不包括婦女的。”但是，賴斯承認，她在1989年和1990年在東歐和蘇聯旅行時得出的結論是，這些在她看來曾經像是陳腐的話，都變成了真理：儘管美國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它一直起著民主的燈塔的作用。
第36節：在善與惡的大決戰中(6)
她受過無數次演奏會的訓練，並擅長花樣滑冰，因此她無論在哪裡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在80年代初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具備了形成個人魅力的全部要素，”麥克福爾說，“她有這種素質。就像比爾?柯林頓走進一間屋子時的那種魅力。”此外，她似乎願意並且能夠承擔大量的工作。在80年代中期，賴斯的一位研究生基倫?斯金納，對賴斯承擔了這麼多耗時的工作和責任感到吃驚。賴斯同時兼任著她那個系的研究生辦主任，史丹福大學軍控項目的助理主任，還要講課和著書，同時她仍然在為母親新近過世而哀傷。